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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子们闲着无聊，都喜欢互相取绰号。取绰号很有讲究，有使用姓名谐音的，如叶凯华叫夜开花，萧志龙叫消治龙（当时一种常用的消炎药膏，据说能治瘌痢头）。还有根据本人表现的，如不弹硬，碰碰就哭的就叫蚌壳精（碰哭精），学习成绩差的就叫现世报（贱书包）。另外，长相、籍贯往往也是取绰号的一个重要依据。 有位小伙伴是无锡人，人长得精瘦。根据他的长相以及他家乡的特产，大家就叫他肉骨头。开始他还乐意接受，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提抗议了：“肉骨头太难听了，听起来就像在叫我贼骨头，你们还是叫我大阿福吧。”但大家还是维持原判：“无锡大阿福是胖嘟嘟的，侬嘎瘦，不相称。” 绍兴人总难免被人叫亨郎头，或者师爷，我被戴上了后面一顶帽子。就像那时有些人被糊里糊涂地戴上右派的帽子还不知道右派的真正定义一样，我也不知道师爷为何物。那个给我取绰号者说：“师爷，说得好听点，就是参谋，说得难听点，就是狗头军师。”师爷？参谋？狗头军师？凭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我还是理解不了。现在想想，此君正可谓聪明，小小年纪，就能如此圆滑地编派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他长大后，因为文革，没有机会进大学去从事有关“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研究工作，后来便退而求其次，把编导电影、电视剧当成了自己的专业。这样，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编导人与事，还可以玩穿越。 我出生在上海，直到20岁才第一次踏上故乡绍兴的土地。那是我与父亲以及兄弟堂兄弟们一起护送祖母的骨灰盒回故乡的那一次。我们把祖母与早已去世的祖父葬在了一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祖母在祖父去世后，带着尚未成年的父亲、叔叔、姑姑来上海谋生。我祖母操劳一生，令她感到欣慰的并不是她的子孙们的财富，而是她临走前能子孙满堂。她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乘航船从绍兴到上海，只有一只包裹四个人，现在我孙子囡孙就可以坐满一船哉”。我祖母的那种“子孙满堂福满堂”的观念，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当时的那个“争当光荣妈妈”的号召，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个时候做什么事都要听党的号召。我们那一群伙伴们，几乎家家都是兄弟姐妹五六个，这是父母在响应党的号召。若干年后，计划生育又规定我们只能生一个，这是我们在响应党的号召。这就像老天爷在开玩笑，“旱么旱死，涝么涝死”。 我们这一群小伙伴们，无论是浙江的、江苏的、四川的、广东的，谁都说自己的乡下最好。说话时口气有点夸张，眼光有点朦胧，听起来就像是在吹牛。我从小也一直认为我的故乡绍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我还曾引经据典，找出了从陆游到鲁迅，好几十个历史文化名人，并以此为荣。正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家乡下最好，因此，大家在一起时也经常以乡下问题互相攻击、调侃，有时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但这一切过后就忘，也不伤兄弟情谊。这就是“开裆裤朋友”，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友谊。友谊天长地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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