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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庆廷 喻美奇
来源：上海高院网 原文链接：http://www.hshfy./shfy/gweb/xxnr.jsp?pa=aaWQ9MTU4NjAyJnhoPTEmbG1kbT1sbTQ0NgPdcssPdcssz&zd=fywh 说起“同案关系人”，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刑事法官并不陌生甚至有些熟悉，但是笔者却遇到了一起与此相关的申诉案件：一被告人因为收购他人盗窃的赃物而被判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涉及盗窃犯罪分子的销赃供述时，法官在判决书中用了“同案关系人”的字眼。宣判后，该被告人不服，认为自己并没有实施盗窃行为，因此与销赃的盗窃犯罪分子不是“同案关系人”，遂提起申诉。承办法官进行了耐心解释，说此处的同案仅具有程序意义，并非指同一个盗窃案件，虽然用语不很规范，但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并没有错。该案最终以解释无果，驳回申诉了事。
“同案关系人”何许人也？笔者考证了一番，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将其等同于同案被告人，有的认为是共犯，有的以为是在同一案件中有特定关系的人……至于“同案关系人”的言辞在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也是一团乱麻：有的用“供述”，等同于被告人供述；有的用“证言”，等同于证人证言；还有的用“陈述”、“交代”、“证据”等字眼进行模糊处理……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抑或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同案关系人”这一说法——这是一个活脱脱的生造词，而且起于何时何地，源于何人何事已是难以考证。无论是基于何种理由，在裁判文书中生造出这样一个词语着实有些说不过去。
多年以来，围绕裁判文书的改革之声不绝于耳，创新之举层出不穷。比如，最高法院陆续发布了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文书样式，上海二中院开了法官后语之先河，广州海事法院“吃螃蟹”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广西贺州中院开启了“格式化”裁判文书的尝试，广州黄埔法院率先附录法律依据，郑州中原法院大胆试行“先例判决书”制度。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凝结了法官的辛劳和智慧，有些至今仍在发扬光大。但是在如火如荼的改革背后却有意无意的忽视了一项基础工作——裁判文书的语言问题。它不仅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基础，还有赖于每个法官的身体力行，同时也很难仅仅依靠几项制度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说到裁判文书的语言，可能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无非是一些常用语来回倒腾。其实不然，这里面还是大有讲究的。严复在译著《天演论》的序言中曾经提出了翻译的三个境界，由低到高依次是“信”、“达”、“雅”。与之类似，裁判文书的语言也有三个层次（境界）：
第一层次是规范。这一层次的词语除了平常所说的规范外，还包括正式、准确、严谨等。既要符合语法规范，保证用语正确；也要合乎法律规范，善用法言法语。之所以讲求规范，原因有三：一是无规矩难以成方圆，更何况裁判文书的语言本就是一种规则语言，讲求规范乃题中应有之义；二是便利信息沟通的需要。无论是语法规范，还是法律规范，都是一种“统一”的规范，具有相当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的“共识”意义，就像普通话一样，可以为全国各地的人们提供一个统一的交流工具；三是可以降低制作裁判文书的成本。特别是在当前案多人少压力骤增的情况下，面对数十份裁判文书，一个规范的用语模式无疑可以节约相当成本，避免为每一份文书苦思冥想，遣词造句。
第二层次是明白。这一层次的词语除了平常所说的明白外，还包括通俗、简洁、清楚等。一般而言，裁判文书的规范用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因为最初制定规范的标准就是一般大众的理解水平。但是，裁判文书的语言毕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再加上当事人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地域的语言习惯差异与经济发展失衡等因素，在理解裁判文书时遇到些许障碍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事人看不明白的裁判文书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没写，为此法官就要多费点脑筋，写作中要注意结合案件实际，考虑当地情况，适当采取一些个性化的写作方法，运用一些相对通俗、易于理解、简洁明了的语言。
第三层次是优美。这一层次的词语除了平常所说的优美外，还包括流畅、精彩、出色等。一份优美的裁判文书则是连接法律、法官和当事人的心桥，既有文采，又能动人，可以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服判息诉，最终案结事了。当然，这也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巧审善断的高超技艺，还要有遣词造句的精湛本领，才能让裁判文书以法信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让当事人有雨过天晴的释怀和海阔天空的气度。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层次是步步递进的。换言之，一份裁判文书首先要规范，这是初级要求，如果不规范就是不合格；在规范的基础上尽量明白，这是中级要求，不能贪求明白而失之于规范；再在明白的基础上尽量优美，这是高级要求，不能贪求优美而失之于明白。如果裁判文书的语言也有规律的话，这或许可以算作其中一条。既然是规律，就需要尊重，否则就会有问题，文章开头的例子就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作者单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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