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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里咖啡香 －－八十年代到今日，大学，咖啡与文学
▲ 张生
每当我在超市里看到放在货架上的一盒盒速溶咖啡，就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喝咖啡的情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喝咖啡喝的就是速溶咖啡。那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离开故乡焦作到武汉读大学中文系，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第一次见到了之前只在书里见过的咖啡厅。其实坐落在桂子山东区的那个所谓的咖啡厅就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由石棉瓦搭建的简陋的平房，里面摆着几张折叠桌和折叠椅，也没有名字，店里卖的和我们平时在这里买的主要是玻璃瓶装的酸奶而不是咖啡。有一次，我的一个高年级的学长不知是一时冲动还是想向我炫耀一下他的高端，执意请我喝了一杯咖啡。但让他失望的是，我并未觉得这咖啡有什么上档次的地方，感到就和自己以前喝过的麦乳精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丝苦涩的味道罢了。而且喝麦乳精是不需要加糖的，喝咖啡时，我看到服务员从装咖啡的瓶子里用勺子盛出棕色的咖啡粉，然后用开水瓶里的热水冲开后还加了一大勺白糖。可即使加了这勺白糖，也没有让咖啡的苦味变弱多少。我想以后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喝这么难喝的玩意了。更何况喝一杯咖啡的钱可以买两瓶不无白富美风范的酸奶，舍白富美而取又苦又涩的黑咖啡，这也太不划算了。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又和几个同学到这个咖啡厅来了。而且还是我请客，但是喝的却不是酸奶，竟然还是上次觉得难喝的咖啡。因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谈文学的。可要谈文学，怎么能不喝咖啡呢？而这段时间以来，经过老师们课堂上的知识扫盲，校园诗社的业余活动，各种时髦有关西方文学和哲学的讲座，以及学长们的言传身教，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已经知道，文学是和咖啡联系在一起的。且不说老巴尔扎克把一杯杯黑咖啡当成自己写作的引擎，以万夫不当之勇完成了《人间喜剧》这部除了他自己别人永远读不完的巨著，就是我们当下最喜欢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是在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才寻觅到创作的灵感的。别的系的人只知道萨特的那句“他人就是地狱”，可我们中文系的人却还知道另一句有名的话，即“自由之路，经由花神”，前一句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恨，可后面一句则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爱。毫无疑问，他爱的是咖啡，因为没有咖啡，就没有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他在此写就的《自由之路》了。还有被我们当成“作家养成手册”的那本海明威回忆早年在巴黎做“巴漂”的《流动的圣节》，干脆就是本巴黎咖啡地图。我们也因此知道了在海明威消磨过时光的诸多咖啡馆中，丁香园咖啡馆是他的最爱，就是在这里，他仅用两个星期就挥笔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很难想像，如果海明威不喝那么多咖啡，会由一名小记者变成一个大作家。当然，我们也看过了鲁迅的《革命咖啡店》，虽然鲁迅该作是讽刺上海滩咖啡店里聚会的左翼文人的，可也一样让人神往，因为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啊，没咖啡馆怎么行：
布列松摄影作品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地方谈文学，烟丝披里纯的浓度该有多么高。不过，鲁迅虽然在此文中对那些“年青貌美，齿白唇红”的“革命文学家”在咖啡店里装文艺不以为然的，可他本人后来也喜欢在家门口的公啡咖啡馆揖门接客了。有鉴于此，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若还不东施效颦，那还有什么脸面谈文学？所以，我们当然要有空没空就去喝上一杯速溶咖啡了。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们喝的不是咖啡，而是文学。可以说，在八十年代的大学咖啡馆里，咖啡是次要的，文学是主要的。因为，那时读中文系的人大都是抱着作家梦来大学的，所以，咖啡的好坏我们并不在意，在意的是所谈的内容。我们一知半解的谈弗洛伊德，尼采，萨特，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虽然一篇像样的小说也没写出来，最多写几句分行的叫作诗的东西，但大家都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心，觉得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否则，还读什么中文系，还喝什么咖啡？谁都知道，那时的咖啡有多难喝就多难喝，不是为了当诗人，当作家，谁吃饱了撑的去喝啊！特别是在秋天，和我们的校园里漫山飘来的桂花香相比，那间咖啡厅的咖啡溢出的一点点香味简直是微不足道。 不过，等到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到南大读研究生时，咖啡真的开始变香了。因为校园里的咖啡馆开始卖雀巢和麦氏的三合一咖啡了。而这种三合一的咖啡的味道的确比之前用咖啡粉和白糖勾兑出来的咖啡好很多。南大校园面积比较小，没有什么单独的咖啡馆，但是却有不少卖咖啡的地方，我常和同学去的是北园教学楼地下室的小卖部，我们在那里买杯雀巢或麦氏三合一，在“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中，端着咖啡杯走到北大楼前，坐在草坪上畅谈一番文学，最后总是以互道一声“味道好极了”收尾。1994年，我硕士毕业到上海交大工作后，环境为之一变，原来在一起谈文论艺的多少有些敏感纤细的朋友忽然都变成了搞机械和搞动力的神经大条的哥们，从此再也没有人陪我喝咖啡了。而交大闵行校区的校园里不仅找不到一家咖啡馆，就连卖热咖啡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从小超市里买三合一的速溶咖啡自己在单身宿舍里用电炉烧开水喝了。这一喝就是好多年。而这段我一个人喝咖啡的时间，也是文学在大学里坠入低谷的时期，学文学的人都是从别的专业如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调过来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学经济法律管理的人有很多都是从文学专业调整过去的，世异时移，喜欢文学的人也越来越少。就这么忽然迎来了21世纪，忽然就有人在食堂像卖大碗茶一样卖起了保温桶装的调制好的热咖啡了。而交大这时也开始搞起了综合性大学，一些学文学的朋友也陆续到交大任教。校园的超市里也开始有卖热的速溶咖啡了，而且，还出现了一间面积不大的咖啡店，卖的咖啡也由三合一的速溶咖啡变成了现磨的咖啡。不知不觉，我又经常在咖啡馆里和同事和喜欢文学的学生聊天了。
其实，很多咖啡馆的诞生就和文学以及大学有关系，当年我们所钟爱的那些巴黎文学的男神们常去的咖啡馆大都集中在左岸的时不时要装几句拉丁语的大学区，而如今大名鼎鼎的星巴克当初诞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附近，而另一个著名的咖啡品牌peet’s也诞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旁，他们主要的顾客也是大学里的师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仅是作家和学文学的人需要在咖啡馆来寻找灵感，那些科学家和学理工科的人一样需要有个地方来交流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咖啡馆总喜欢“寄生”在大学旁边的重要的原因。但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大学校园的咖啡虽然从三合一时代过度到了现磨时代，咖啡的香味也越来越浓，可我总觉得，咖啡里好像缺了点什么。当然，对我来说，那就是文学。有段时间，我虽然和同事们在咖啡馆喝咖啡，可聊的却不是文学，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房价，还有菲薄的收入，各种课题，各种核心期刊的论文，似乎那种与文学相伴的轻松的时光再也没有了。2007年底，我调到了同济工作，就和我在交大工作时一样，咖啡馆里的话题似乎总和钱有关系。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年。忽然，就在这一两年里，我感到，仿佛八十年代的那种伴随着咖啡的香味在校园里弥漫的文学的气氛又回来了。很多学文学的学生就像我们当初一样是喜欢文学才报考的中文系，而不是从经济法律等热门专业调剂过来的，而且，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抱着作家梦，是想当作家才选择的中文系。有次我开了一门小说写作的课程，居然有很多外系的同学来旁听。与此同时，几乎每个大学都开起了正儿八经的咖啡馆，其规模和设施即使与校园外的那些堂而皇之的咖啡馆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而我和朋友们也开始在这些咖啡馆中漫游，犹如重新展开了一个梦幻旅程。 当然，如果说现在在上海的大学里我最喜欢的咖啡馆，那还是位于同济三好坞的三叶草咖啡馆。这倒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同济工作，就爱屋及乌，我自觉是持平之论。因为一个咖啡馆的好坏，无非是两点，一是咖啡的好坏，二是环境的好坏，以此标准衡量，沪上的几个我熟悉的大学，如交大，复旦，华师大的咖啡馆虽各有千秋，可比起三叶草来终于还是少了点什么。甚至，不夸张的说，三好坞的三叶草咖啡馆几可称之为上海大学里最好的咖啡馆。作为一名交大的老工友，我虽然离开了交大，可也常回去拜访过去的老同事和老领导还有老学生，如白头宫女般回首往事，享受彼此的友谊的温暖。可遗憾的是交大这些年尽管在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节节上升，但我所战斗和生活过的闵行校园还是一如往昔的粗糙。老同事把我带到五食堂旁边的“校园咖啡”（没错，就叫这个名字），为我要了一杯我习惯喝的美式咖啡，可我喝了一口后，感觉这杯咖啡的名字应该叫“没事”咖啡，因为这杯本应苦涩的咖啡淡而无味，如一杯棕色的水无异，根本没咖啡什么事。看到老同事捧着和我一样的美式咖啡却甘之如饴，我只好也硬着头皮把这杯有颜色的水当成咖啡喝了下去。我想，这杯美式咖啡之所以变成“没事”咖啡或许与交大在郊区有关，可也与交大的校园文化不够精致有关，所以虽然校园里有宽阔的马路，庞大的建筑，但却难觅一杯精致的咖啡。而华师大中山路校区逸夫楼底楼的咖啡吧虽然紧邻著名的丽娃河，可是却设置在宾馆内部走廊的旁边，面积狭长，光线昏暗，服务员总是要千呼万唤才能为你端上一杯咖啡，而且人只有出去才能看到丽娃河，难免有些煞风景。至于复旦光华楼的十五楼的星空咖啡厅虽然算得上是上海大学里最高的咖啡厅，可惜的是，不知道是近年来上海的雾霾太重还是设计缺陷所致，上面的那个玻璃穹顶总是像磨砂玻璃一样浑浊，当你仰望星空时，它丝毫不能给人一种身在卢浮宫的金字塔下的感觉，相反，让人感觉就像是在罗马的圆形斗兽场中或者在沙漠里的一顶肮脏的帐篷下绝望地呻吟，这么一想，似乎连杯子里的咖啡都变得浑浊了。所以，我总觉得，一个大学的咖啡馆的好坏往往和这个大学的专业特点和文化传统相关，交大是个机电为主的工科大学，虽有气势但缺文化，华师大虽有文化，可又缺乏规划，复旦虽然有文化，也有钱，但却显得“土气”十足，在此希望复旦的朋友们不要误解，我这里说的“土气”乃是“土豪气”的意思，开个小玩笑，这从星空咖啡馆所在的光华楼的奇奇怪怪的样子就可看出一斑。
或许，只有同济三好坞的三叶草咖啡馆才能做到“两难并”，四美具。这是因为同济本来就是一所由德国人创办的学校，“同济”就是德语“德意志”（Deutsch）的音译，从建校伊始即与德国乃至欧洲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所以，同济校园的文化气氛一直是比较“洋气”的，对咖啡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相较而言也更深。再说，同济本来就是以建筑设计等专业为主的学校，在建筑的设计与环境的规划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如三好坞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同济师生整修校园时兴建的中式古典园林，由著名的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设计。而之所以名为“三好”，是因其时国家倡导学生要做到思想好，身体好，学习好，优秀学生则呼为“三好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期末时若能获得一张“三好生”奖状，其光荣有如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可无论我怎么努力，总是不能评上“三好生”，所得的奖状上始终是“创三好”而不是“三好生”。如今我却可以随时来到三好坞，也算是一种补偿。三好坞虽然不大，可却有小河环绕其间，上有假山，竹林掩映，曲径通幽，更有小亭翼然其上，芭蕉怒放于侧，而建在河边的咖啡馆却是一幢颇具后现代风格的平房，入口的墙面和临河的墙面都是巨大的玻璃幕墙，外面的风景可一览无余，让人觉得诗意盎然。可更有诗意的是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叫“三叶草”，据同事讲是取自1920年出版的《三叶集》的书名，这本书是早年毕业于同济的校友美学家宗白华和诗人郭沫若，戏剧家田汉联袂而作的通信集，曾风靡一时。而且，有意思的是，田汉在1921年就以咖啡店为背景写出了《咖啡店之一夜》的剧本，这很有可能是现代文学中第一篇以咖啡馆为舞台的戏剧作品。在该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泽奇一边在咖啡店里沉思“我不知道还是生于永久的好，还是生于刹那的好，向灵的好，还是向肉的好？”一边与漂亮的女招待讨论着未来的人生道路，“今后还是去握阔人的手，还是去握穷人的手？”显然，对于第一个问题，至今仍然无解，可第二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十有八九，大家都是要去握“阔人”也即土豪的手了。 因此，为了附庸风雅，在教学之余，我常与相得的同事和我的粉丝们来到三叶草咖啡馆，像小资产阶级林泽奇一样在此啜饮一杯“知识分子咖啡”，闲话一下“阔人”和无产阶级们钟爱的最新式的文艺，从好莱坞的变形金刚聊到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再聊到艰深的法国理论，几乎无话不谈，无谈不海（high）。因为我和聚谈诸生皆不奢淡巴菰，但却还能做到灵感四溢，估计主要还是咖啡因的激励作用。所以，我常扪心自问，之所以我现在还愿意留在同济教书，除了离家近外，大概也与同济有着上海高校里最好的咖啡馆有关。 可只要是人，都会有缺点。作为一个作家，我还比别人多了个毛病，我喜欢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写入小说，三叶草咖啡馆作为我的心头好，自然不可避免地被我写入各种文字之中。这样做当然不无风险，可也有意外之喜。有一次我的小说编辑和我在这里碰面，她很惊讶地发现，原来我的小说里提到的三叶草咖啡馆居然是真的。她顿时对我的小说的真实性更平添了一份敬意，而这正是我写作多年以来苦心孤诣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实际上，在我看来，有时候生活和文学是一回事，只不过，有的时候生活模仿小说，有的时候小说模仿生活罢了。所以，每次，当我来到三叶草咖啡馆，我只要端起一杯飘着香气的咖啡，我就会像普鲁斯特端起那杯泡着小玛德兰点心的咖啡杯一样，霎那间，脸红耳热，心如鹿撞，昔日的岁月如潮水般奔涌而至，转眼就将我拉回到对过去的回忆之中。我会想起自己小时候总也当不上的三好学生，我会想起宗白华，郭沫若和田汉三个好基友之间因文学产生的崇高的友谊，还会再次想起八十年代，我感到自己重新回到了那个弥漫着三合一咖啡香味的文学时代，我还是那个幼稚却热情的文学青年，对未来充满梦想，我觉得虽然现在自己还没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可在将来却有可能成为一伟大的作家，会写出不朽的文艺作品。 虽然现实并不总如梦想让人愉快，可在一杯飘着香味的咖啡面前，我觉得，现实也如梦想一般美好了。
2014/10/22于五角场 2014/10/24改于同济三叶草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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