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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汉王朝建立初期，面临“北胡南越”夹击的局面，尽管汉廷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经营“南越”的策略，但在文献资讯缺乏与“夷夏之变”观念的影响下，中原士人对国境以南的赵越政权认识相当有限。他们将先秦文献中关于“南方之越”的叙述，转化为对“南越国”的想象，将之视作偏居涨海之滨的蛮荒之地。汉武帝时期，平定南越战役结束后，“岭海越地”纳入汉帝国疆域，汉初士人笔下的“南越国”形象随之发生变化，由“方外之地”，转换为“大一统”叙述结构下与中央王朝对抗的“诸侯之国”。 关键词：西汉 南越 士人 认知 作者简介：杨新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暨南史学》2015年第2期。 致谢：感谢作者授权平台发布此文！ 本期值班編輯：孟桐 成书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前后的《淮南子》，论及秦统一六国后征讨南越时，指出秦皇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不惜“伏尸流血数十万”，遣五路大军，挥兵南进，“与越人战”。后越人“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历经“三年不解甲弛弩”，统帅之一“尉屠睢”被杀，后终由任嚣、赵佗完成秦帝国定平岭南之功业。且不论《淮南子》作者刘安及其幕下士客这段秦伐越苦的记录是否有抑旧媚新之意，单就内中有“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越人“入丛薄中，与禽兽处”等句，提示了在刘安等“中国”士人的认知中，此时南越一带虽经赵氏政权经营数十年，与西汉王朝多“剖符通使”，但恐怕也不过是多产奇货异宝，偏居涨海之滨的化外蛮荒之地。 与此同时，成书晚于《淮南子》，即完成于武帝平定南越后之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前后的《太史公书》，无论言及秦伐南越亦或汉与南越交攻时，绝少关于越地多“珠玑利”、越人“与禽兽处”等字句。即便有“居蛮夷中久”等记叙，却也是司马迁“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络天下放失旧文”而对赵佗自述的直接辑录，非著书者本人之意。事实上，检诸相关文献，从叙述结构来看，司马氏就南越以及西汉王朝与南越关系相关问题的记载，基本属“述而不作”式的一般性描写。 尽管如此，太史公对上述问题却并非没有看法。在谈及汉高祖初“定天下”后“释佗弗诛”时，太史公评论到，此系“中国劳苦”，不得已而为之。稍后其又在记录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征伐南越时，引用汉武帝谕诏言到，汉伐南越系因“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故“天子微，诸侯力政”，必出兵“讨贼”。较之刘安等人的看法，太史公更愿意将南越“比汉诸侯”，从为西汉王朝稽“成败兴坏之理”的角度，论述相关问题，而非将之简单视作化外不毛之地。 对此后来者不禁要问，同在世宗一朝，前后相距时间不长，刘安、司马迁两方对同一问题的表述、立论何以如此大相径庭？这是否代表了西汉初年中原王朝士人对帝国南部边疆的两种不同认知？换言之，西汉初年，中原王朝士人对南越国之体认到底如何？是否能简单地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出发，将之归为西汉王朝“羁縻不绝”的“荒服”之地，或视之为刘汉帝国“诸侯”、“外臣”名义下割据一方的“独立政权”？值得重新思考。
一、文献缺失与观念预设：“南越”与“越”难分 据有关研究可知，从商周时期始，大部分活动于属现今南部中国范围内的人群，被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划归入“苗蛮”系统之中。到春秋战国时期，“自勾践强大而越名始著”，作为他称的“越”从与“先楚”关系更为密切的“苗蛮”表述系统中划分出来，被华夏社会用来泛指生活在东南沿海及南部山地之“南方民族”。此后中原士人有关“越”之文献记录随之出现。而从这一时期相关文献对“越”之记叙来看，在此类典籍的作者笔下，“扬汉之南”的“百越”，多被描述为“雕题交趾，有不食火者”的“无君之国”。他们在中原士人看来，所起的作用仅是“西面正北方”贡献方物“海蛤”、“文辱”、“玄贝”等， 以“宾服”于中原诸国。 与此同时，无论是成书于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前后之《淮南子》一书中南越地多“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异物”之记载，还是早在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吕氏家族颁布的“禁南越关市”政令中“别异蛮夷”之态度，皆与上引《逸周书》、《吕氏春秋》等先秦文书中描写的“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的表述结构何其相似。可见，西汉初年尚存先秦典籍对那时一般士人乃至汉帝国高层有关南越问题观念形塑的影响。 那么为何西汉初年一般士人关于南越问题的认知，与产生于周秦易代之际的典籍中所载之“越”之形象如此接近？这很可能与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受囿于活动范围的限制，以及交通往来不便等问题的影响，对地处千里之外岭表等地人群的了解非常模糊有关。 尽管已出土考古材料显示，或可能早于商周时代，中原地区便与岭南交广等地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互动。而稍后流行的颛顼“南至于交趾”、尧“申命羲叔，宅南交”、舜葬于“苍梧之野”等传说，也提示了那时中原文明对粤江流域文化的浸染。不过，这样的互通交往程度无疑非常低下，双方能够获取的直接、有效的信息实际相当有限。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南越有邑”的说法，方才见诸中原士人所撰之相关文献中，便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而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华夏社会能够第一次直接获取岭南地区情况的时机应出现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公元前219至218年前后，完成统一未久的秦帝国便发动了对南越等地的征伐战争。很可能因为这次战争，秦帝国直接获得了有关南越地区的部分情报。这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并任命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正式将南越等地纳入帝国治理结构中可知。此后，秦始皇又数次“谪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迟至“陈胜吴广发矣”前“不一年”（即公元前210年）前后，任嚣、赵佗等亦还在上书“求女无夫家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而“秦皇帝”亦“可其万五千人”。足见当日中原地区与南越等地互动往来之密切。 不过纵然如此，有秦一代，中央王朝对南越地区的实际统治力与认知力却相当有限。就在陈胜吴广事发前后，手握专制一方大权的任嚣即为“王越计”着手策划，准备据岭而守。而继任“东南一尉”的赵佗，更是在“豪杰叛秦”、“中国扰乱”的局面下，迅速称王自立，这无疑从反面说明，秦帝国中央对“道里辽远”、旧有势力强大的南越等地的鞭长莫及。因此，即使通过征伐战争与初步的地方行政架构建设，秦帝国中央或许能够部分获得南越地区的相关讯息，但由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有效经营，这类讯息势必相当有限与散碎。这恐怕是先秦、秦代有关南越问题文书简帛缺乏的重要诱因之一，亦成为西汉初年，始建未久的中原王朝难以摸清岭南相关情况的重要阻碍之一。 事实上，由于此前有关南越地区文献的缺失，而公元前204年前后，赵佗借口岭北紊乱，“盗兵且至”，遂“绝道聚兵自守”，建立南越国，隔断与中原地区交通来往。而七年楚汉征战，精力主要集中于关中、山东一带，这导致公元前202年西汉帝国建立时，刘汉集团实际对偏居岭表的赵越政权之认识非常欠缺。此后，尽管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委派陆贾出使南越，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武帝下令韩千秋、樛乐平吕嘉乱，西汉中央王朝一直与南越国互通有无，并试图收集有关南越地区的各类信息。但从其间吕后盲目颁布“禁南越关市”政令，激怒赵佗，“乘黄屋左纛”、“与中国侔”，以及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在处理南越国内附问题上的失误，可知即便经过高祖以降八十余年的来往，地处关中平原的西汉帝国中央对岭南问题虽已有一定了解，但认识依然极为有限。 因此，可以认为源于有关赵氏政权资讯的贫乏，至少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武帝以“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平定南越前，中原王朝对帝国南疆的知识储备极为不足。这亦导致此段时期以前，主要生活在关中地区的西汉王朝士人想要对交广等地有所理解，很大程度上势必只能更多从汉廷与南越国使节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以及在可以参阅的先秦时代存留下来的有关“越”（非单指“南越”）之文献中去追索。 当然，如果说稍前典籍缺乏，对“南越”问题的认知不足，使西汉初年中原士人很容易将先秦文献中关于“越”之叙述转化为对“南越”问题之想像的话。那么先秦以降发轫的“夷夏之别”的观念，经汉初杂揉如“黄老之学”后，到武帝初年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学说，把外攘无君“四夷”、使“天下率服”与“以德怀远，说德归谊”作为中原王朝“羁縻”边疆的内在追求，则更是加深了汉初士人的上述看法。而将中原王朝“武功”尚未波及的南越，视为“声教不及”、多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利之“禽兽”处，正是此类理念支配下的具体体现。 是故，西汉初年尚存的先秦时期华夏社会关于“越”地之记载，以及春秋战国以来中原文明正在形成的“大一统”王朝边疆羁縻论，无疑从学术与思想认知的延续上，影响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前汉帝国士大夫对南越国的记叙与想像。这亦是何以迟至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前后，作为藏书大家的刘安尚在其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将岭南交广地视作多产奇货异宝、朝贡络绎不绝的蛮荒之地的重要诱因之一。
二、重“胡”轻“越”：相对忽视“南越”的时代语境 诚如上章所言，文献缺乏与观念的预设，从认知层面致使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前西汉王朝士人将已由河北赵氏建立政权的南越等地，仍然描绘为“非有城郭邑里”，且“蝮蛇蠚生，疾疠多作”与“中国”有别的化外之乡。与此同时，中原刘氏王朝建立后未久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其对包括赵越集团在内的周边政权之策略与关系，则可能从现实情境的层面，限制了那时一般士人扩充对南越问题认知视野的机会，进而影响了他们对此类议题的判断。 受战乱之影响，“汉兴”以来，“接秦之敝”，国力衰微、经济破败，“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以致出现“民相食”、“天子不能具醇驷”等困境。与此同时，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始，至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卢绾北入匈奴，楚汉争战期间，被刘邦册封为王，势力“夸州兼郡”，雄踞一方的异姓将领，先后倒戈相向，发动叛乱。 因此，西汉初年，刘汉政权的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剪除异性诸侯王，强化中央权势。即便汉廷此时纵然有经营处置“北胡南越”的整体考虑，但现实情势的限制，使刘邦在对待对漠北“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匈奴与岭南“异梦离心”的赵越集团时，不得不采纳陆贾以秦为鉴、“无为而治”的策略，仅是徒封韩王信、衡山王吴芮于太原、临湘（今长沙）分别予以牵制。 西汉王朝始对“北胡南越”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当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兵败白登山后。自知彻底无力“武服”天下，刘邦一方面接受刘敬“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的建议，与匈奴“结和亲约”。另一方面，稍后不久，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希图使赵佗“和辑百越，毋为南边患害”。 尽管既往研究以“王朝一统”的视角肯定了陆贾出使南越的功绩，并认为其对汉帝国安治南部边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陆贾会见赵佗时，对“中国人”出身的赵佗“弃冠带”、从“魋髻”等越俗的反感与不耻；以及汉廷中央发出立赵佗为南越王诏，内中尚强调粤人俗“好相攻击”，赵佗“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不耗减”等语，可知通过陆贾访越，西汉帝国虽对南越情势已有了初步认识，但既存周秦文献中“居高临下”、视越人为域外蛮夷“他者”之观念犹然可见。 由于陆贾出使南越的行动，属汉越双方初次接触。如果说这之前，囿于赵越政权“负山阻海”，自立于千里之外，刘汉集团士人对其缺乏了解的话。那么此后，汉初士人在明知南越国不但“颇有中国人辅助”、且实为“中国人”掌控的情况下，仍然以自诩“中州”的立场，将之视作“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一方面当然是受典籍匮乏与观念先入为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汉初以来，“北胡南越”中“北胡”一方气焰日盛，无论汉廷中央或是一般士人，将主要精力聚焦于渐成“心腹之患”的匈奴，对偏安岭海、难敢轻开“边衅”的南越，未引起足够重视，可能亦是汉初士人固守陈见的重要诱因。这也从汉越交往后，汉廷中央对“北胡南越”之不同处理态度中可得以“窥视”。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就在南越赵氏向汉王朝“称臣奉贡”后未久，日益“浸骄”的冒顿单于致书吕后，不但公然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对汉王朝进行威胁与恫吓。且以“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等侮慢之辞，戏弄与羞辱刘汉皇室。尽管震怒之下，吕后欲“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但经季布等从中力谏，考虑到并无必胜的把握，吕后决定忍气吞声，向冒顿献马，继续与之“和亲”。 与此同时，吕后在处理同属“异邦”的南越问题上，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以有司请禁绝南越关市，金铁、田器，及马、羊、牛、畜毋得市以牝，著令于边”，颁布“别异蛮夷，隔绝器物”令。闻讯后的赵佗先后派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入朝谢过”，请求改变政策。吕后非但扣留了三位使者，更是公开宣布与南越国断绝“蕃臣”关系。 有研究指出，吕氏集团掌权后与南越国绝交，或可能关涉其“以吕代刘”后“宣威拢权”等问题。诚然，吕后专政，大封诸吕为王，有违高祖定下的“非刘氏不得王者”之“白马之誓”，因此，与赵越政权禁边、断交，有助于笼络早就觊觎于岭南三郡的异姓长沙王国，扩大吕氏集团的统治基础，同时也是其向内外各方立威之绝好机会。不过，考虑到较之匈奴，南越赵氏政权从实力上说，尚不足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吕后这一“宣威拢权”的行动，多少有“欺软怕硬”的嫌疑，这从侧面也表明了汉王朝内部对南越问题的“轻视”。 公元前179年，吕后去世，陈平、周勃等诛灭“欲发乱关中”的吕禄、吕产，迎立代王刘恒即位。就在文帝初登大宝后未久，赵佗通过遗书驻守长沙国的隆虑侯周灶，希图“与汉和”。对此，西汉王朝中央迅速作出反应，不但“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解除其“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的疑虑，同时罢免屯驻长沙国的“将军博阳侯”，并派遣年过古稀的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赐书赵佗表示“服岭以南，王自治之”。此后，赵越政权遂“去帝制黄屋左纛”、“复故号”，汉越双方“通使如故”。 西汉王室之所以急于调整对南越方面的态度，固然与刘恒以“代来即位”，希望告谕诸侯四夷，以期宣化“盛德”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文帝即位后，匈奴数次侵扰西汉帝国北境，在无力同时应付北胡南越“两劲”的情况下，及时修好与“非敢有害于天下”的赵氏集团的关系，可使汉廷集中力量抗击“北胡”，免去“背腹受敌”之忧。这一方面当然显示了刘恒“贤天子继出”的务实，另一方面却也反提示了较之盛气骄横的“北胡”，“南越”在汉人认知中“绵力薄材”，不甚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从孝文帝以“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为由，否决将军陈武提出征伐南越的计划，与赵佗“结和通使，且无议军”始，至建元五年（前136年）赵眜上书请“天子诏”干预两越纷争，汉武帝派“两将军往讨闽越”，事后又令唐蒙、严助“谕意风指”南越，赵眜遂“遣太子婴齐入宿卫”，汉越双方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止。由于几十年来帝国南部边疆向无战事，天子之兵未尝“入其地也”，汉廷朝野有关对外问题处理之认识，无论是“修文而和亲”，或是“用武而克伐”，仅关乎“北胡”，而少涉及“南越”，这也反证了汉初士人对“南越”问题的相对“忽略”。 当然，汉廷与汉初士人认知上对“南越”问题相对不甚重视的态度，却并非表明汉廷中央对帝国南疆的“赵越政权”全然“坐视不顾”，缺乏整体上之经营策略。至汉高祖时以南海、桂林、象郡“遥虚夺以封芮”，到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败数县”，吕后下令“削佗前封南越王爵”，并遣汉将“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同率兵来讨”。西汉初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皇室军事上一直有将“岭海越地”建构入帝国范畴之考虑。即便到汉文帝时期，西汉王朝困扰于“北胡”强劲，不得不与南越方面重修旧好，汉越双方仍在边境地区各屯以重兵。可知汉帝国力图经营南方，将之归为“王土”之整体策略未曾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西汉初年，刘汉王朝面临“北胡南越”夹击的形势，尽管西汉几代帝君总体上制定了一系列经验“南越”问题之策略，而汉越双方军事上长期的紧张对峙的关系，或许也使汉廷朝野获取了更多有关“南越”问题的讯息。然而较之北方草原游牧集团的严重威胁，由于实力上之限制，地处南疆的赵越集团在汉帝国对外军政“差序格局”中相对次要的地位，致使汉廷朝野各方，尤其是一般士人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大漠以北的匈奴政权，无力亦无太多机会认识与了解五岭以南的“烟瘴之地”。这是何以迟至迟至建元年间，汉廷中央及一般士人已通过陆贾的两次出使南越，获悉南越实为“中州”之人治理、掌控的情况下，对“南越”情势最为熟悉的淮南王刘安，尚有将之视作民多“断发文身”、不服“冠带”、“不受正朔”的“方外之地”的另一重要诱因。
三、识随势变：从方外之“越”到诸侯“南越” 史载，汉武帝继位后，由于经过“汉兴七十余年间”休养生息，“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西汉王朝国力大增。随着北方匈奴问题的逐步解决，意欲使“天下万国莫敢不悉靖共职受命”的刘彻，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名为外臣，实一州之主”的南越国。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邹郢欲广已所封地”，以南越国主赵眜新立，遂“举兵侵南越边邑。”赵眜为此上书汉廷中央，以“两越俱为藩臣，毋须擅兴兵相攻击”为由请，汉廷出面调停。早有经营南方之意的汉武帝，以“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不顾刘安等人劝谏，派“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东越，导致闽越政权内部分化，“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是役后，汉武帝“命中大夫严助以处分闽越事谕南越”。为此，南越国主赵眜不得不“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而汉廷中央也很可能通过“寄居长安”的赵婴齐，加深了对“南越”问题的了解。 与此同时，“大行王恢”亦以“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出使南越的唐蒙因无意间在番禺食到“蜀枸酱”，发现了“浮船牂柯江”至“番禺城”下的水道。他据此上书朝廷，以为“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拓展了中原汉人有关帝国南疆的舆地知识，为汉武帝伐越提供了相应的地理信息。 而到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了解到“习水战”对征伐南方诸越重要的汉武帝，又下令“发谪吏穿昆明池”以训练楼船。刘汉集团的上述行动表明，较之汉高祖、文景时代，西汉中央政府在汉武帝登基后，不但对南越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在对南越问题的总体策略上亦从汉文帝以来之安抚、防备为主，向战备、征伐方面转变。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考虑到，汉武帝并未在建元六年（前135年）趁出兵闽粤之际解决南越问题，系因匈奴问题受到牵累，以及迟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经卫青、霍去病率大军深入出击漠北，匈奴最终“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西汉王朝“心腹之患”才基本消除。可知刘彻执政前期，即便汉廷中央较之稍前已从军备的角度留意“南越”问题，并获取了较此前更为丰富的资讯，但其对外关注之重心仍在国境以北的草原游牧集团。汉王朝一般士人对“南越”问题之认知，较之从前恐怕并无太大变化。 西汉士人对南越问题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应出现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帝国以“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为名，起“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大规模发动对南越政权的王朝征伐战争以后。由于南越军队“据险以守”，战事进行得非常惨烈。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番禺城降，吕嘉、赵建德被擒，战争才始告结束。而这场持续一载的兵燹，也使处身中原的一般士大夫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南方。史学巨擘司马迁依凭当日“石室金匮”中的档案文书，对战事作了详尽的记叙，便从反面提示了那时汉王朝内部各方对“南越”问题的注目。 汉军平定赵越集团后，汉廷中央“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个“初郡”，委以“南方吏卒”直接治理之。王朝权力进入南越“旧疆”核心区域，并未受到太多抵制，不但使汉人更易获取“南越”问题的有关信息，也很可能使西汉士人意识到，赵氏政权治理下的南越国，虽“百越杂处”，赵姓王室也颇以“蛮夷大长老”自居，但至少在赵越政权能够实际掌控的地区，其治理“甚有文理”，与中原情势非常接近，并非想象中的“异域”。 因此，无论较之吕后等“别异蛮夷”的态度，或是刘安等视之为多产珠玑宝货的禽兽蛮荒之处，成书于汉越战争结束后的《太史公书》，将“尉佗之王”的南越国，描述为“遭汉初定，列为诸侯”，与作为“方外之地”的“南方之越”作了有效分离。一方面，这固然得益汉武帝权力逐渐稳固，“黄老、刑名之言”相继被罢黜，大一统学说进居主流。司马迁将此前名为“外臣”，实则“外国”的南越，撰述为“天子勿诛”、“列为诸侯”，满足了胸怀天下，却因先祖式微，“释佗勿诛”，而抱有遗憾的刘彻对帝国南方想像的需要。 但另一方面，南越地方纳入帝国治理结构中，现实情境的变化，就修正了汉初士人的观念而言，无疑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效用。此后，在汉代士人认知中，作为南越国都番禺等地，虽仍被视作“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之处，但因其“尽灭已为郡”，中州“清淑之气”传入，而不再是“无嫁娶礼法”的蛮荒之所，已然成为“王教所及”的“都会”。至于那“人如禽兽，长幼无别”的“南方之越”的地理范畴，则被汉代士人转移到了南越国尚存之日也较难直接治理的交趾、海南等地了。
四、结语 清人梁廷枏在《南越五主传》中论及赵佗初见陆贾，以“椎结箕踞”礼待之时，认为赵佗此举并非“夜郎自大”，实则虑汉之“不能容，边关之不足恃”，故“外乎蛮夷，示无远大志，俾汉之君臣荒陋置之”。梁廷枏的论评，虽主要关涉赵越一方对汉廷的态度，但从另一面却也提示了汉兴以来，汉越双方“外有君臣之名，内则敌国之实”的紧张对峙关系。然而，就那时的汉廷中央及其一般士人而言，尽管已视“南越”为对手方，但由于面临“北胡南越”、“中国劳苦”的内外交困局面，尤其是“北胡”一方气焰日盛，他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渐成“心腹之患”的匈奴，于是相对忽略了“无远大志”、“虑汉不容”的“南越”。 因而，纵容通过陆贾、严助、唐蒙等出使南越的行动，以及汉初以来，汉廷中央与南越、闽越等政权的几次战争，刘汉集团几代帝君已制定了一系列经营帝国南方的策略，一般士人已对帝国南方情势有所了解。但在相关文献缺失的情况下，汉廷朝野受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把前代典籍中关于“南方之越”，“西面正北方”，贡献方物“海蛤”、“文辱”、“玄贝”，以“宾服”于中原的认识，转化为对“南越国”的想像。这是何以迟至建元年间，汉越王朝战争爆发前，在明知赵越政权为“中县之人”所治辖的情况下，对南越问题最为了解的淮南王刘安等人尚将南越等地视作多产奇货异宝，偏居涨海之滨的化外蛮荒之处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时期，随着帝国北疆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南越”问题逐步受到汉廷朝野关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通过发动对赵越政权的征伐战争，“岭海越地”正式纳入西汉帝国疆域。此后，汉廷中央与一般士人笔下，赵姓王室治理下的南越政权，作为“天子微，诸侯力政”情势下“反叛”的结果，已然被纳入王朝“大一统”的叙述结构之下，不再将之与作为蛮荒之所、不服声教的 “南方之越”混为一谈。这类认知的出现，固然是汉武帝时代，由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到“以德化之”、“天下万国莫敢不悉靖共职受命”思想嬗变的反映，但更与西汉帝国王朝权力全面进入南越国“旧疆”核心区域不无关系。 而汉初士人对“南越国”从“方外之地”到“列为诸侯”认知的转变，一方面表明自西汉立国始，到汉武帝元鼎年间，无论汉廷中央或一般士人对南越国之整体认知，随时势之变化而转换，并非铁板一块，固化不变。任何简单、封闭式之结论，不足以说明这一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后来者，历史面向的繁复多歧，历史研究知时论势的重要。
（本文曾提交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得到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南京大学成祖明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王刚副教授等先生的批评与指正。论文写作亦蒙导师姜义华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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