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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秦怡和同事们表演打腰鼓。
■口述：秦怡（92岁）整理： 《解放日报》 记者 刘璐
解放日报：65年前的这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
秦怡：我参加了国庆游行，当时，身边全是欢乐的笑脸、挥动的彩旗，耳边都是喧天的锣鼓、激昂的口号与歌声，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1949年，秦怡、金焰在复兴公园义卖募捐。
解放日报：65年后的今天，您准备用什么方式度过国庆？
秦怡：由我编剧、主演的电影《青海湖畔》最近正式开拍。这是一个在建造青藏铁路的大背景下，一群工程师和气象专家的故事。今年10月1日，我应该会在工作中度过吧。
解放日报：在这65年中，您感受最深、觉得最应该铭记的是什么？
秦怡：最难忘的是解放初期大家那一股热火朝天的劲头。解放的热情，要永远热下去。
不知不觉就走了一夜
我一生中感到最幸福的，就是上海解放的时候。
1949年5月26日傍晚，在家等候多时的我终于听到了由远而近的机枪声，我知道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了，顿时激动不已。
那时，我和家人住在瑞金一路的一所小公寓内，一出门就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车子在街道上停得满满的。我一心想着，解放军来了，我们给他们送点什么好呢？我妈妈专门包了饺子，让我送去给他们吃，可是他们什么东西都不肯收。我突然想到，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既然饺子不肯吃，要不给他们送点喝的吧，他们一路辛劳，一定口渴了。我儿子那时候还不到两岁，我一只手抱着他，一只手拿个茶壶，让儿子两只手抱住一摞瓷杯。他觉得很好奇，不住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我们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门口！”我教他说“解放军叔叔你们好”、“你们累不累”，但他那个时候还不太会说话，说几句就哈哈笑，练了很多遍才学会。这时，有一辆车正好在家门口停下，我忙喊儿子的小名：“小弟，我们快去给解放军叔叔送茶喝！”真的看到解放军叔叔时，他又不肯说话了，非要我来说。
我给解放军泡的是家里最好的香茶，可他们说“还是喝点开水吧”。我说，“茶和白开水是一样的”，硬要给他们喝茶。儿子毕竟还小，在我怀里扭来扭去的，我怕他把杯子给摔了，就对儿子说：“你先回家睡吧，妈妈明天给你买腰鼓玩！”把儿子安顿好后，我妈妈在家里烧水，我一壶一壶地把水倒满，一辆车一辆车地去给解放军送水喝。
这时，车子缓缓移动，是要准备出发了，我赶紧把手里的茶壶、茶杯往家里一撂，跟着他们的车就跑。一边跑，一边喊：“解放军叔叔，辛苦你们啦！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有几位解放军回答我：“谢谢，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听了感觉特别亲切。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解放军是我们的亲人，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也还是这样的感受，这种感情永生不变。
解放军的车子开得很慢，只比我快一点点，我就一直跟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解放军辛苦了”，不知不觉就走了一夜，从瑞金一路一直走到了打浦桥。到了打浦桥，我发现天都已经亮了，太阳也出来了，这才想到回家。妈妈和姐姐都在家门口等着我，说：“你怎么一夜都没回来，真是急煞人了！”我说：“这有什么好急的，我身边全都是解放军！”其实，妈妈和姐姐也就是嘴上这么说，内心和我一样激动万分，她们在家也是整夜都没有睡。
 “能死在解放后的日子里，我乐意”
此时已是5月27日。刚回家没多久，我又准备出门参加解放游行。我妈妈想让我带点水和吃的东西，可是我怕路上上厕所麻烦，什么都没带。那天的上海真是热闹非凡，街上站满了人，没有参加游行的人也都在家里往外看，商店统统是敞开的。一开始，我被安排站在一辆布置好的彩车上，还要摆造型，后来就跻身于游行的队伍中了。李玮、冯笑……这些后来上影厂的同事们都来了，我们拿着写有标语的小旗子，喊着“解放万岁”等口号，还高唱《解放区的天》。一样的柏油马路，一样的高楼平房，那天给人的感觉却格外亲切。
秦怡與金焰唯一合演的電影《失去的愛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应云卫的夫人程梦莲，解放前，我和她一起在重庆中华剧艺社待过，关系特别好。她当时四十多岁，已被查出得了骨癌，疼痛难忍，大家都劝她不要去参加游行了，可她说：“癌症总是要死的，能死在解放后的日子里，我乐意。”游行的时候，她就站在我旁边，还带了亲手制作的精致工艺品送给解放军，那种发自肺腑的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游行过后没多久，她就去世了。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算起来，我几乎走了一天一夜。这辈子除了抗战时期有一次一口气赶过120里路，再也没有比上海解放时走得更多的时候了。现在回想起来，解放那一阵真是有一股特别大的劲儿。这是因为，革命的成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换来的。经历过多年的战乱，我们终于迎来了亲人解放军，迎来了解放，迎来了光明。
坚决不做五分钟热度的人
6月5日，我应邀参加了解放后沪上文化界首次座谈会，到会的有当时科学、教育、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代表。夏衍在会上致辞，陈毅市长讲了话。陈望道、梅兰芳、陈白尘、周信芳、冯雪峰、巴金、陈伯吹等都发了言。于伶临时决定让我也去发言，我没有讲稿，就上去即兴讲了几句。我讲的大概意思是：“上海解放了，大家都非常兴奋，但是有很多事情往往是五分钟热度，这一次我们坚决不能做五分钟热度的人，我们对解放的热情一定要永远热下去！”台下的同志们拼命鼓掌。下来的时候，于伶同志给我递了个条子：“发言虽短，但是很好！” 
秦怡主演的電影《馬蘭花開》劇照 解放初期，我和胡蝶、舒绣文等经常参加由民间力量组织的一些义卖活动，义卖所得用于学校、部队建设或者救灾。有一次义卖是宋庆龄女士号召的，我和先生金焰带了一块大雨布，在复兴公园里摆了一个摊，卖的都是家里的衣服、日用品、装饰品，还有一些金焰收藏的小古董。当中突然下起雨来，我们俩把雨布一卷，扛起来就走，生怕淋湿了东西。有些影迷专程来看我们，但不买东西，金焰就跟他们说：“别光看，要买哦！”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俩的生意挺好的，义卖两天，每天都是从公园开门一直卖到晚上快关门了才回去，中间吃一顿自己带来的午饭。我觉得义卖这种形式很好，大家为了一个大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小事情来出力。
1948年，金焰、秦怡和兒子金捷、女兒斐斐
上海解放后，中央电影局派钟敬之同志抵沪，和于伶等同志一起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一厂和二厂、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场和四十多家电影院。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使得这些电影机构免遭重大破坏，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当时，党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从政治和生活上关怀我们。按照组织的安排，我担任了女同志学习小组组长，黄宗英是福利组组长。我们是隔天学习，地点在浦东同乡会。那年夏天常常下大雨，有时水漫到膝盖上，但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高。我是组长，就要比其他人学得早，先写好提纲，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各种文件，全新的文艺观使长期生活在“白区”的演员们茅塞顿开。
《北國江南》劇照 9月，我被召集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备小组成员。各个民营电影公司的骨干集合在建国西路、太原路的一处民房里，共商建厂事宜。大家畅所欲言，一致认为演员要活学活用、深入生活。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影厂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张客同志导演的《农家乐》，我在片中饰演女主角拉英。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成立，标志着人民的电影事业更加扩大了。演员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戏子”，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在建厂联欢晚会上，我和莫愁、张鸿梅、傅惠珍、王俊等一共四男四女，为大家表演了一个精心准备的节目——打腰鼓。为了这个节目，我们八个人可是苦练了十几天。“咚——咚——啪”，当振奋人心的鼓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再也没有比打腰鼓更能表达当时我们迎接新时代、拥抱新生活的喜悦心情了。
秦怡主演的電影《農家樂》劇照 人物小传
秦怡 中国著名电影、话剧、电视剧女演员、艺术家，上海市人。从艺70多年，饰演过近百个不同角色，其中，《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女篮五号》中的林洁等银幕形象深入人心。
记者手记
65年前，秦怡在陈毅市长和文化界同人面前倡议，“不做5分钟热度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确实没有做“5分钟热度的人”。
2011年，秦怡艺术馆在上海闵行区落成，秦怡特意把典礼日安排在5月27日，她说：“因为这是上海解放纪念日，从1949年5月27日这天起，我过上了好日子，开始了新生活，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手头并不宽裕的她，如同当年热心义卖一样，牵挂着需要帮助的人们。2003年，她将儿子画作拍卖所得的2.5万元美金，全部捐献给特奥会；2008年，她为汶川地震灾区倾囊捐出人民币20万元；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她又捐款3万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用自己的行动，恪守着当年的承诺。对事业的热情，对党和人民的爱，此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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