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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回忆录

2016-02-29  123三姐BBC


 
       

  194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秦怡和同事们表演打腰鼓。 


■口述:秦怡(92岁)整理: 《解放日报 记者 刘璐
  
  解放日报:65年前的这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
  秦怡:我参加了国庆游行,当时,身边全是欢乐的笑脸、挥动的彩旗,耳边都是喧天的锣鼓、激昂的口号与歌声,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1949年,秦怡、金焰在复兴公园义卖募捐。 


  解放日报:65年后的今天,您准备用什么方式度过国庆?
  秦怡:由我编剧、主演的电影《青海湖畔》最近正式开拍。这是一个在建造青藏铁路的大背景下,一群工程师和气象专家的故事。今年10月1日,我应该会在工作中度过吧。
  解放日报:在这65年中,您感受最深、觉得最应该铭记的是什么?
  秦怡:最难忘的是解放初期大家那一股热火朝天的劲头。解放的热情,要永远热下去。
  不知不觉就走了一夜

  我一生中感到最幸福的,就是上海解放的时候。
  1949年5月26日傍晚,在家等候多时的我终于听到了由远而近的机枪声,我知道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了,顿时激动不已。
  那时,我和家人住在瑞金一路的一所小公寓内,一出门就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车子在街道上停得满满的。我一心想着,解放军来了,我们给他们送点什么好呢?我妈妈专门包了饺子,让我送去给他们吃,可是他们什么东西都不肯收。我突然想到,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既然饺子不肯吃,要不给他们送点喝的吧,他们一路辛劳,一定口渴了。我儿子那时候还不到两岁,我一只手抱着他,一只手拿个茶壶,让儿子两只手抱住一摞瓷杯。他觉得很好奇,不住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我们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门口!”我教他说“解放军叔叔你们好”、“你们累不累”,但他那个时候还不太会说话,说几句就哈哈笑,练了很多遍才学会。这时,有一辆车正好在家门口停下,我忙喊儿子的小名:“小弟,我们快去给解放军叔叔送茶喝!”真的看到解放军叔叔时,他又不肯说话了,非要我来说。
  我给解放军泡的是家里最好的香茶,可他们说“还是喝点开水吧”。我说,“茶和白开水是一样的”,硬要给他们喝茶。儿子毕竟还小,在我怀里扭来扭去的,我怕他把杯子给摔了,就对儿子说:“你先回家睡吧,妈妈明天给你买腰鼓玩!”把儿子安顿好后,我妈妈在家里烧水,我一壶一壶地把水倒满,一辆车一辆车地去给解放军送水喝。
  这时,车子缓缓移动,是要准备出发了,我赶紧把手里的茶壶、茶杯往家里一撂,跟着他们的车就跑。一边跑,一边喊:“解放军叔叔,辛苦你们啦!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有几位解放军回答我:“谢谢,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听了感觉特别亲切。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解放军是我们的亲人,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也还是这样的感受,这种感情永生不变。
  解放军的车子开得很慢,只比我快一点点,我就一直跟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解放军辛苦了”,不知不觉就走了一夜,从瑞金一路一直走到了打浦桥。到了打浦桥,我发现天都已经亮了,太阳也出来了,这才想到回家。妈妈和姐姐都在家门口等着我,说:“你怎么一夜都没回来,真是急煞人了!”我说:“这有什么好急的,我身边全都是解放军!”其实,妈妈和姐姐也就是嘴上这么说,内心和我一样激动万分,她们在家也是整夜都没有睡。
  “能死在解放后的日子里,我乐意”

  此时已是5月27日。刚回家没多久,我又准备出门参加解放游行。我妈妈想让我带点水和吃的东西,可是我怕路上上厕所麻烦,什么都没带。那天的上海真是热闹非凡,街上站满了人,没有参加游行的人也都在家里往外看,商店统统是敞开的。一开始,我被安排站在一辆布置好的彩车上,还要摆造型,后来就跻身于游行的队伍中了。李玮、冯笑……这些后来上影厂的同事们都来了,我们拿着写有标语的小旗子,喊着“解放万岁”等口号,还高唱《解放区的天》。一样的柏油马路,一样的高楼平房,那天给人的感觉却格外亲切。


秦怡與金焰唯一合演的電影《失去的愛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应云卫的夫人程梦莲,解放前,我和她一起在重庆中华剧艺社待过,关系特别好。她当时四十多岁,已被查出得了骨癌,疼痛难忍,大家都劝她不要去参加游行了,可她说:“癌症总是要死的,能死在解放后的日子里,我乐意。”游行的时候,她就站在我旁边,还带了亲手制作的精致工艺品送给解放军,那种发自肺腑的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游行过后没多久,她就去世了。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算起来,我几乎走了一天一夜。这辈子除了抗战时期有一次一口气赶过120里路,再也没有比上海解放时走得更多的时候了。现在回想起来,解放那一阵真是有一股特别大的劲儿。这是因为,革命的成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换来的。经历过多年的战乱,我们终于迎来了亲人解放军,迎来了解放,迎来了光明。

  坚决不做五分钟热度的人

  6月5日,我应邀参加了解放后沪上文化界首次座谈会,到会的有当时科学、教育、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代表。夏衍在会上致辞,陈毅市长讲了话。陈望道、梅兰芳、陈白尘、周信芳、冯雪峰、巴金、陈伯吹等都发了言。于伶临时决定让我也去发言,我没有讲稿,就上去即兴讲了几句。我讲的大概意思是:“上海解放了,大家都非常兴奋,但是有很多事情往往是五分钟热度,这一次我们坚决不能做五分钟热度的人,我们对解放的热情一定要永远热下去!”台下的同志们拼命鼓掌。下来的时候,于伶同志给我递了个条子:“发言虽短,但是很好!”

秦怡主演的電影《馬蘭花開》劇照

  解放初期,我和胡蝶、舒绣文等经常参加由民间力量组织的一些义卖活动,义卖所得用于学校、部队建设或者救灾。有一次义卖是宋庆龄女士号召的,我和先生金焰带了一块大雨布,在复兴公园里摆了一个摊,卖的都是家里的衣服、日用品、装饰品,还有一些金焰收藏的小古董。当中突然下起雨来,我们俩把雨布一卷,扛起来就走,生怕淋湿了东西。有些影迷专程来看我们,但不买东西,金焰就跟他们说:“别光看,要买哦!”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俩的生意挺好的,义卖两天,每天都是从公园开门一直卖到晚上快关门了才回去,中间吃一顿自己带来的午饭。我觉得义卖这种形式很好,大家为了一个大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小事情来出力。
1948年,金焰、秦怡和兒子金捷、女兒斐斐

  上海解放后,中央电影局派钟敬之同志抵沪,和于伶等同志一起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一厂和二厂、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场和四十多家电影院。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使得这些电影机构免遭重大破坏,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当时,党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从政治和生活上关怀我们。按照组织的安排,我担任了女同志学习小组组长,黄宗英是福利组组长。我们是隔天学习,地点在浦东同乡会。那年夏天常常下大雨,有时水漫到膝盖上,但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高。我是组长,就要比其他人学得早,先写好提纲,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各种文件,全新的文艺观使长期生活在“白区”的演员们茅塞顿开。
《北國江南》劇照

  9月,我被召集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备小组成员。各个民营电影公司的骨干集合在建国西路、太原路的一处民房里,共商建厂事宜。大家畅所欲言,一致认为演员要活学活用、深入生活。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影厂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张客同志导演的《农家乐》,我在片中饰演女主角拉英。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成立,标志着人民的电影事业更加扩大了。演员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戏子”,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在建厂联欢晚会上,我和莫愁、张鸿梅、傅惠珍、王俊等一共四男四女,为大家表演了一个精心准备的节目——打腰鼓。为了这个节目,我们八个人可是苦练了十几天。“咚——咚——啪”,当振奋人心的鼓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再也没有比打腰鼓更能表达当时我们迎接新时代、拥抱新生活的喜悦心情了。

秦怡主演的電影《農家樂》劇照

  人物小传

  秦怡 中国著名电影、话剧、电视剧女演员、艺术家,上海市人。从艺70多年,饰演过近百个不同角色,其中,《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女篮五号》中的林洁等银幕形象深入人心。

  记者手记

  65年前,秦怡在陈毅市长和文化界同人面前倡议,“不做5分钟热度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确实没有做“5分钟热度的人”。
  2011年,秦怡艺术馆在上海闵行区落成,秦怡特意把典礼日安排在5月27日,她说:“因为这是上海解放纪念日,从1949年5月27日这天起,我过上了好日子,开始了新生活,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手头并不宽裕的她,如同当年热心义卖一样,牵挂着需要帮助的人们。2003年,她将儿子画作拍卖所得的2.5万元美金,全部捐献给特奥会;2008年,她为汶川地震灾区倾囊捐出人民币20万元;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她又捐款3万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用自己的行动,恪守着当年的承诺。对事业的热情,对党和人民的爱,此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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