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史学语境与史料的解读——以弗吉尼亚州批准美国宪法大会中一条材料的解读为例历史学家必须借助史料来探究“过去实况”，而现代史学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丰富了史料的种类，几乎过去留传的所有文字、实物、口碑和声像资料，都进入了史料的范畴。不过，在各种类型的史料中，文字资料不仅居于主要地位，而且最受历史学家的偏爱和倚重。接触文字史料时，需要从字面进入，穷尽其隐晦曲折之义，然后才能很好地运用它来探讨问题。也就是说，解读一条史料，首先要“识字”，其次要探明它的“原意”，最后要发现它与其他史料的联系以及它对解决具体问题的意义。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无疑是掌握史料的“原意”，也就是这一材料的本来意义及其制造者的真实意图。虽然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已经令人沮丧地宣布，史料的“原意”实际上是渺不可知的，但这决不能成为一个借口，使我们不去竭尽全力地发掘史料的准确而可信的含义。洞悉史料的“原意”，这对历史学家的知识、修养、技能和“史德”是一种综合检验，需要调动全部的语言能力、历史意识、文本考辨技能以及各种相关的知识。这里牵涉的问题很多，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仅是解读史料过程中的“语境”问题。一般来说，一条史料的时间越久远，或者与研究者本土文化的差异越大，就越难以明了它的“原意”。其主要缘故在于，这种史料产生时的“语境”不是早已为时间的尘埃所湮没，就是很难为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所理解。“语境”对于解读史料具有核心的意义，只有把握史料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与这一史料相关的“史学语境”，才有可能“发现”史料的“原意”。① 下面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中一条常见的材料为例，具体讨论“历史语境”和“史学语境”对于解读史料的作用与意义。② 一、对一条常见史料的不同理解 说到史料，过去曾长期是研究外国史的人最大的“隐痛”。外国史研究起步很晚，积累薄弱，加上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可利用的资料相当有限。一个专治外国史的学者，无论具有何种才华，也不论如何勤奋用功，总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可以利用的原始资料。多数学者只能依据很不全面的二手文献来做研究，即便引用一些原始文献，也大多是零星的和点缀性的，对于解决所研究的问题并没有关键的意义。但是，最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资料的急剧增加，外国史研究的史料条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改善，至少在美国史领域，几乎所有重要的原始材料，都可以通过网络和数据库找到。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升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然而，随着史料激增而来的，是一个当初未曾料到的新难题，那就是如何准确而深入地解读史料，如何恰当地运用史料。外国史研究者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史料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训练，也缺乏直接面对史料进行研究的经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和时空阻隔的双重限制，解读产生于异域“语境”中的史料，比理解出自本国的史料要困难得多。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更加重视史料产生的“语境”，要下更大功夫来探究史料的“语境”，避免误解和扭曲史料的含义。对于多数一般性史料来说，“语境”问题也许并不复杂，略具研究经验的人都能应付自如。但是，有的史料可能让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也颇感棘手，甚至在不经意间产生误解和误用。1788年6月10日，出席弗吉尼亚州批准美国宪法大会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后曾任国务卿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发言为新宪法辩护，其中有一段话的真实含义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由邦联国会提交各州审议和批准。各州公民相继选举代表组成各自的批准宪法大会，在表决以前，就宪法的原则和具体条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弗吉尼亚的批准宪法大会召开较晚，当时已有8个州宣布批准了宪法。弗吉尼亚在革命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影响很大、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们中有的支持宪法，主张立即批准；有的反对宪法，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改以后再考虑批准问题。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意见交锋，辩论持续了数十天。当时年仅33岁的约翰·马歇尔不仅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是积极活跃的宪法支持者。他在第一次发言时阐述了自己对新宪法的看法。他热情拥护新宪法，声称宪法的制订者和支持者所要建立的政府是“民主”，而不是“专制”；支持宪法的人都是“人类自由和权利的坚定朋友”，他们认为新宪法是保护自由最好的方式。他说： 我们把民主作为偶像来崇拜。那些反对它的人则赞颂君主制。较之任何一种君主制，我们更喜欢这种体制；因为我们坚信，它更倾向于保障我们的自由，增进我们的幸福。我们赞美它，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种得到很好调控的民主（a well-regulated democracy）。它被推荐给这个地区善良的人民：他们将通过我们来宣布，它是不是一种能够确立和保障他们的自由的政府方案。 他随后还提到，每一种政体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对“民主”来说，基本原则更加重要。他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说：“什么是民主最喜爱的信条呢？（就是）严格地遵循正义和公共信念，坚定地信守美德。这些，……就是良好政府的原则。”[1]（Vol.Ⅲ，P222,223） 如果对这条材料做“望文生义”的理解，以为马歇尔此处提到的“民主”，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是一回事，就会把马歇尔看成一个坚定的“民主派”，一个积极推动美国政治民主化的斗士。但问题是，马歇尔是一个强硬的联邦主义者，而联邦主义者推崇强大的政府，倾心于精英政治，厌恶甚至反对“民主”；何以马歇尔却如此夸张地声称自己“崇拜民主”呢？难道是马歇尔本人的思想偏离了联邦主义的轨道？抑或是他所说的“民主”另有所指？要破解这个谜团，关键在于弄清楚“民主”在他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 美国学者对这条材料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分歧。对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有着精深研究的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在他的成名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中引用了这条材料，以说明联邦主义者对待“1776年原则”的态度。从他引用这一材料的上下文来看，他把马歇尔提到的“民主”看成是一种“保护人民自由”的宪政体制，体现了他对辉格派的“自由至上传统”的遵从。[2]（P524） 而以研究美国早期社会文化史著称的戴维·费希尔则认为，从马歇尔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来看，他绝不是一个“任何公认意义上的民主”的拥护者，因此，在他的“语境”中，“民主”所指的不过是“某种具体形式的大众选举”。[3]（P58） 也就是说，马歇尔并不是真“崇拜民主”，也不能把他说的“民主”理解为一种政体。 如果说“望文生义”的理解明显失当，那么美国学者的两种诠释哪一种更符合马歇尔的“原意”呢？是否有可能两种理解都偏离了马歇尔的“原意”？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不仅牵涉到马歇尔发言时的“历史语境”，而且必须考虑存在于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之中的“史学语境”。只有从这种双重“语境”着眼，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马歇尔所谓“崇拜民主”的“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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