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引子 汉武帝

　　【编者注：蒙郭建龙先生特许，本号选编先生新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的部分内容。限于文本编辑问题，编者去掉了文中的所有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将来可以阅读全书以窥全貌。】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在如今山西北部的朔州）的战役决定了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做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就分开了。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这套新体系又被随后的两千年所继承，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汉高祖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帝国。

　　刘邦在统一了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中原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为了俘虏。从此之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人，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为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绥靖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在君臣之间已经成了一个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在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

　　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负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景帝时改为大行令，武帝后期改为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它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剧烈分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做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由于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最低，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带给了汉武帝，于是在宫廷里又展开了另一次讨论。武帝首先就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在《汉书》上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那儿，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说：他有把握杀掉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个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也有说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而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统领。

　　这些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来到，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意图，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但他们却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却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恰好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

　　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

　　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打仗，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但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绝对是得不偿失。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给他出主意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当时的丞相武安侯田蚡，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到太后去说情，认为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

　　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汉匈的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显得平淡无奇，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又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答案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人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爆发了连绵不绝的恶战，就算想停都停不下了。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两方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开辟另外的财源，于是，一整套国有垄断、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了起来，这种财政制度横跨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随着汉武帝对旧制度的破坏和新财政的重建，一场小小的战役通过影响汉匈关系改变了战争与和平，进而改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再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至今仍然在消受那次战役的负面结果。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在汉初，中国经济恰好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自由经济时代。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规则简单、平等，不要过量。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需求（军队，警察），和一部分实在没有私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比如道路和水坝。

　　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在这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状况，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也没有做到这些原则，政府逐渐变得的臃肿，对经济的干预也越来越大。

　　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个时期最接近亚当·斯密的理想，就是汉朝初期。这个时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亚当·斯密的指导思想，叫做“黄老之术”，据称这些思想发端于黄帝和老子。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撤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现在的话是“小政府、大社会”。

　　现在，人们常质疑亚当·斯密理论的效果，但西汉初年的黄老之术时期恰好提供了良好的证明：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经过了战国末期的大规模兼并战争、秦代的集权统治、秦末的群雄混战，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民生凋敝，金融混乱。汉初休养民生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就国库充盈、民间富裕。

　　除了民间经济的发展之外，汉初还逐渐摸索着，建立了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收税、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上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太尉（国防部长加军委常务副主席）、御史大夫（中纪委书记加检察院长）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各个部长），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都不多。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司马迁估计道，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只有几十万石。

　　即便按照100万石计算，按照汉代一亩收一石的平均生产率，约需要100万亩土地。而汉代的耕地面积是定垦田827万顷，100万亩只相当于全国总耕地的800分之一。也就是说，只用800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

　　如果折算成钱币，当时每一石粮食的正常价格是30钱，则100万石粮食大约为3000万钱。

　　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人们的农业税。

　　在《史记》中，司马迁满怀感情地描述了当年的富裕，成为了人们描述汉代经济时必须引用的片段：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

　　然而，在这幅和平安宁的图画下，却隐藏着中央帝国一个财政方面的巨大死穴：税收弹性不足。

　　对于帝国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农民的税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的数量也变化不大，每年的总税额就可以估算出来。而这些收入大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如养官、建筑宫殿、兴修水利、维持治安等等。

　　不管社会经济多么繁荣，只要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额外的大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的紧张。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力量破坏掉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

　　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与前几位皇帝保持朴素生活，竭力避免战争不同，出生在和平时代的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他喜欢美酒妇人、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在大行令王恢发动针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粤的战争，这次战争招收了许多东瓯地方（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由于群臣发现汉武帝喜欢战争，纷纷投其所好，鼓励他放弃前任的绥靖政策，在帝国的各方边境都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行为。所以，马邑之战并非偶然发生的，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的一个自然结果。

　　只是，之前的战争都还没有进入不可逆状态，如果及时收手，还能够保持住大致的和平。而马邑一战，匈奴和汉朝廷从此互相猜忌，已经没有了选择，双方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最初，匈奴在战争中占了上风。比如，马邑之战五年后的秋天，皇帝曾派遣四位将军攻打匈奴。但战争的结果却与皇帝的初衷大相径庭：四位将军中，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被匈奴击败，损失了七千人马；李广被击败后，本人也被匈奴俘虏，他在押解的路上瞅准机会，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只有卫青小有收获，斩首七百人。

　　第二年，匈奴杀了汉朝的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人，又在渔阳围困了韩安国，汉军损失千人。匈奴离开后在雁门又杀掠了千余人。

　　双方的你来我往持续了十年，但随后，汉朝进入了收获期。

　　随着收获期的到来，汉代也进入了一个名将迭出的时期，最著名的则是两位年轻的外戚（武帝卫夫人的娘家人）将军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都极为突出。

　　然而，就在汉军屡屡获胜时，真正的问题却来到了。如果换个角度，从财政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战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兵分六路进攻匈奴右贤王，出塞六七百里，斩获一万五千人。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再次率领六位将军，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敌一万九千人。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但如果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即便是胜仗、大胜，也是得不偿失。

　　这两场战役造成了汉军兵马十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汉代货币的折算率是一斤黄金折合10000钱，二十余万斤黄金就是20余亿钱。之前供养百官公卿只需要3000万钱，而一次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了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可见消耗之大。

　　但这还不是全部。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再加上正常的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汉代财政吃不消了。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库里所有的积蓄。当年文景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已经耗空了，可还是不够支付战争费用。

　　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公务员（吏），甚至当官。

　　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从军事角度讲，这又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但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歼敌九千，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之后再一次孤军深入，杀敌三万。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胜利。

　　但从财政上，司马迁却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战争支出大增，政府疲于应付时，汉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要求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最终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耗费了无可挽回的巨款。

　　作为战略品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在古代，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于这个数字。为了弥补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一下子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就在大司农还在战战兢兢考虑如何应付如此众多的财政包袱时，北方更大的胜利又来到了。

　　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一击，霍去病更是到达了位于外蒙古的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封山而还。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达八九万人。

　　在如此的大捷背后，财政上却是另一幅景象：此役战死的马匹又高达十多万匹，不管采取什么政策鼓励养马，花多少钱，都禁不起战争的消耗。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50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皇帝又如何满足将士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呢？

　　从冷冰冰的数字和空荡荡的仓库可以看出，巨大的帝国一旦统一，就要承担高昂的统一成本，几次边境战争就足以拖垮汉代曾经健康的财政。

　　那么，汉武帝又该如何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