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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访谈：中国建筑媒体与我 Small Talks: Chinese Architecture Print Media and Me 本文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昀（方体空间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我曾就读的北京三十六中学原位于西单北口，在路口同侧记得曾有一个科技书店。1980年初偶然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建筑师》杂志，记得封面是绿色的，右上角画有天坛的速写。翻开杂志，里面有画和很多有趣的文章。建筑师“不那么数理化”，把我蒙进了这个专业。进入大学后，1980年底创刊的《世界建筑》杂志是当时我们唯一能够了解外部建筑世界的窗口，也是我们那个时代学建筑的学生争相阅读和购买的杂志。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人生最初的几篇拙文，均发表在创刊于1983年的《新建筑》杂志上。作为刚刚走出校门且与建筑界无任何机缘的年轻人能够有这样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特别地需要感谢当时创刊《新建筑》杂志的陶德坚主编所给予的宽容。□ 王凯（同济大学副教授）：从媒体看见历史，从历史看见今天 我从博士论文研究开始接触中国的早期公共媒体和专业期刊中的建筑文献，最初的目标是想要从媒体中看见历史。几年间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面翻捡，从传教士的报刊到各种地方小报，从专业的杂志到大学的校刊，看得越多越发现，历史的面目或者逐渐丰富，但却从未简单清晰过——媒体中各色文章中充满了冲突、差异乃至有目的的宣传和虚构——这样看见的，不但有历史的真实，更有历史的书写过程：作为历史文献的公众媒体中呈现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毋宁说其呈现的恰恰是“呈现”本身。由此，媒体文章背后的时代、个人、群体的地位的争夺和权力运作，以及在这些推动之下的社会观念的演变最终成了后来出版的《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一书所讨论的主题。 而自从做了这些研究之后，再看今天的建筑媒体，角度和感受就都有所不同了。□ 支文军（同济大学教授，《时代建筑》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我身兼数职——教师、建筑师、编辑和出版人，但建筑媒体人是我最恰当、真切和重要的身份。自1986年毕业留校工作就在罗小未教授主持下开展《时代建筑》英文版的创刊筹备，后来做中文版编辑至今近30年。近几年作为出版人，主要在“城市+建筑”高端学术和专业出版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可想而知，建筑媒体对我的职业生涯乃至一生有多大影响呀！作为建筑学术期刊主编，如何保持足够的敏感，特别是通过《时代建筑》主题性的策划和组稿，关注“当代”“中国”城市与建筑面临的诸多急迫的学术和专业论题（已100多个了），推进相关学者和作者进行持久和深入的研究，进而以出版传播的手段促进学界和业界的交流发展，竭力发挥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是我长期以来的核心工作和思考的问题。□ 方振宁（独立策展人、艺术家、评论家）：编辑的组稿要求是让我记述一下“中国建筑报纸、期刊对您建筑生涯产生影响的一两件事，而我写的恰恰相反，对我的建筑评论和策展影响比较大的一两件事，不是来自中国的建筑报纸和期刊，而是网络媒体，是网络媒体成就了现在的我。1999年11月的某一天，我的母校校友约我为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新闻网开一个专栏。当时我在日本，完全不懂网上开专栏的事情，他告诉我，你只要把想发表的文字和图片发给我们，我们来给你制作上网。于是不久他就发来了一个链接，就是我在网上的第一个专栏“iFANG”。当时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神奇，我通过这个专栏传播我在日本所见的艺术新闻。不久，经东京大学一位留学生的介绍我知道国内有个建筑的专业网站，就是ABBS，于是我注册之后，发了许多帖子，网名是“i-FANG”，之后我在“i-FANG专栏”里几乎每天都发表建筑和艺术帖子。可以说，这个专栏使许多年轻的学生获益，也是我了解中国建筑发展的重要窗口，以及使我和建筑师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方晓风 （清华大学教授，《装饰》杂志主编）：我与哥哥年龄相差6岁，他始终大我一个学习周期。他进大学学习，我刚进中学。在哥哥多个学业目标中，有一个是建筑学，他有比我好得多的绘画天分和基础，但他没有如愿学上建筑学，而是学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主要是学结构。为了弥补缺憾，他仍然订阅了《世界建筑》，我因此得以接触建筑学。《世界建筑》在当时让我大开眼界，具体的内容并没有沉淀在记忆里，但向往之心是种下了。当我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只有建筑学专业重复了两次，在重点和非重点院校的第一志愿里都报了建筑学，其他专业都没有重样的，从机器人、汽车设计到统筹学到海洋生物，五花八门，那时实在没有对未来清晰的想法。我的同学们都不清楚建筑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可能得益于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我幸运地考上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说起《世界建筑》，除了专业上的敬意之外，我还有一份很重的亲切感——印象里的《世界建筑》始终是我去新村传达室帮哥哥取回杂志时的那个形象。□ 孔宇航（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建筑与媒体——双面神 在某种意义上，学者的一生是与媒体打交道的一生。求学过程中我们通过媒体吸收知识与养分，年轻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借助媒体的力量转播虽独到但尚未成熟的见解。渐渐地，随着阅历的丰富，与媒体的交往经历了从点、线到面的接触过程，并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复杂网络。媒体像一张无形的网，渗透到人生的各个阶段，并见证了我们的学术生涯。 作为建筑学人，深深地佩服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与修行。为了采集，你们似乎无所不在；为了传播，你们夜以继日地从事约稿、编辑与修改等繁忙的工作。你们在第一时间向业界传递最新的学术思潮、最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以及各种有趣的建筑事件。建筑人、媒体人，这两组人群似乎工作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在制造与生产知识，一个在采集与传播知识；一个在成就现在，一个在展现历史。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彼此的合作无间铸就了建筑学科的未来，叙述了我们曾经丰富的建筑人生！□ 龙灏（重庆大学教授）：《建卒》——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出品、国内第一份完全由学生自主编辑并免费赠送全国各建筑系学生的杂志，尽管它不是有刊号的正式刊物，但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可以算得上是建筑系学生的第一份“自媒体”吧！《建卒》杂志开始出版后不久，作为重建工建筑学专业的一名新生，我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前3期杂志。如雷贯耳的编委姓名、效果逼真的透视图和言辞犀利的雄文，无一不让我这个“新鲜人”产生“何时有我”的憧憬，直到真的梦想成真、有机会编辑出版了一期《建卒》杂志。因此，今天的我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也曾是建筑媒体人！”这样的经历，使我在今天作为作者与编辑们交流时，对编辑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对自己的文字有了更高的要求。□ 冯江（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1989年冬，本科一年级就要放寒假了，建筑系馆一楼摆出一张桌子和几个纸箱，好些人围着翻看杂志，原来是《新建筑》在用很优惠的折扣价发售过刊，这是印象里我与建筑期刊的最初接触。因为看不太明白就没有买，当时的愿望是能早点读懂那些文章。高年级了，看到好的设计和文章，总有说不出的愉悦和想要弄明白并成为作者的冲动。知道了系资料室里有不少外文期刊，但是本科生一般不让借阅，发现了自己喜欢的好多建筑师和评论家都有媒体经历，对媒体就有了更多的好奇。很巧的是，到华南读研之后，知道了原来勷勤大学的师生在1930年代就创办了一本也叫做《新建筑》的杂志。 到广州后不久，一位编辑朋友邀请我们一组同学在《新快报》上开设了每周一次的《匠人营国》专栏，给读者讲些建筑上的事情，大家借此磨练了一下文字和胆子，到要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方才停止。1998年夏，在昆明的建筑文化学术会议上认识了《世界建筑》当时的主编王路老师，之后斗胆将自己和同学合写的一篇文章投稿给了《世界建筑》。王路老师专门来电说杂志刚刚发过一篇题材相似的文章，所以把稿件推荐给了高介华先生，后来《华中建筑》刊登了这篇小文。至今仍然十分感念两位主编先生，是他们保护了年轻作者的热情，鼓励我们完成更高质量的论文。后来，逐渐有机会在《新建筑》《建筑师》《南方建筑》《世界建筑》《建筑学报》《时代建筑》《中国建筑教育》《城市建筑》《城市·环境·设计》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对建筑期刊的了解也在逐步增多。 2009年，受《新建筑》的邀请担任了特约编辑，尝试以“基地与建筑”为主题进行了第一次组稿，之后为《建筑师》TEAM X研究专题组稿，为《南方建筑》夏昌世研究、筱原一男研究两期专题组稿，为《中国建筑教育》组织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史教学研究与改革的专题，多少也有了半个媒体人的感受。新媒体逐渐兴起，传统的建筑专业期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一边阅读纸媒刊物上的好文一边写写划划带来的飞翔于草原上空般的愉悦和深植内心的影响，不会磨灭也无法被替代。□ 司马蕾（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小时候爱去的图书馆里，当月的杂志架上总是和流行杂志一起陈列着几本建筑类的杂志。因为有印刷精美的图片，文章中也鲜有晦涩的公式，便时常饶有兴致地取来翻阅。对家人中没有人从事建筑行业的我来说，这应该就是最早的建筑学启蒙了。到现在，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都深感国内的建筑杂志不仅是服务建筑师和相关学者的学术刊物，也是向大众传播建筑学知识的最系统化的窗口。在资讯狂涌的今天，建筑网站上炫目的图片、大众媒体对那些“别致”的建筑的报道使得人们对建筑的理解日趋碎片化；经过用心采编的建筑杂志却能每期都帮你建立起一个关于当下重要问题的知识构架。就像建筑专业学生难以脱离手绘和墨线，灯下翻阅建筑杂志的体验总是显得无可取代。□ 刘晨（清华大学讲师）：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回家，父亲问我建筑是什么，我越解释越糊涂，就给他一本《世界建筑》，让他自己瞧。父亲居然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连广告都没落下。那之后我每次回家前他都嘱咐我把最近几期杂志带上，每次他都认真从头看到尾，还做笔记。后来我忙得顾不上，他就订阅了全年的《世界建筑》，如此还不过瘾，又订了《建筑师》《建筑学报》《时代建筑》。我毕业出国了，父亲接着订阅，我改学艺术史了，他雷打不动，继续看建筑杂志。十几年过去了，家也搬过两次，我从国外回来，走进父亲书房，看到整整一书架的建筑杂志，从1995年到2011年，按刊号排着，几乎戳到屋顶。我一边数着刊号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都这么多年了，还留着呀？”父亲说：“是啊，不然这些年来怎么保持跟你交流呢？”看着杂志泛黄的纸页边缘父亲熟悉的魏碑、小楷笔记，我几乎掉了眼泪，我一直都觉得，我是最执着的啊……□ 李晓鸿（《建筑学报》杂志社副主任，编辑总监）：有些事，不想，也就过去了；因为某个机缘，寻着一个线索“倒带”回去，这些个事，似乎还真的有些因果…… 198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对于未来的选择，就是上与不上大学，至于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也很懵懂。怎么就去学了建筑学呢？记得报志愿前，去同学家里“背书”，看到书桌上与其他书籍杂志大小不同的两本发黄的似报纸又像杂志的《建筑学报》（1954年1、2期）。翻开看，折叠整齐的拉页“图样儿”让人屏住了呼吸，因为实在太精美了！同学的父亲是电力设计院的结构工程师，他看着我惊喜和崇拜的样子，说：“这些都是建筑师画的图纸，你喜欢文科，可以考虑这个专业，这个就是理工科里的文科。”于是，如约学了“建筑”。 2014年，逢《建筑学报》创刊60周年，当时我已进入学报5年多了，编辑部请一些业界友人一起策划60年的相关活动，光明城出版工作室的秦蕾说，“何不重印《建筑学报》最经典的创刊号，1954年的那期杂志呢?”一下子，纷乱了几个月的思绪被牵出了一个欣喜的线头……60年纪念系列活动中，重印并被合集在一个重新设计的封套中，《建筑学报》1954年1卷2期成为大受欢迎的珍贵礼品。 最近，关于一些纸媒停刊的消息频出，几乎是每一次，一提及纸刊可能消亡的命运，那两本发黄的、红色“建築學报”刊印其上的、大开本的册子就会闪过我的脑海…… 文字的对面，温暖的纸张终究会被那块闪亮的屏幕替代吗？□ 何崴（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照明设计》杂志执行主编）：纸媒对于我们这些生于1970年代的人来说，是了解建筑、学习建筑最初的途径之一，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的途径。纸媒对于我还有更深一层意义：2002年从欧洲回国后，机缘巧合开始在杂志社工作。那是一本关于光和照明设计的杂志，名为《照明设计》。在为它工作的12年中，杂志在成长，我也在成长，而我对于光和空间的理解也在潜移默化地在形成。时至今日，我的很多实践中，“光”起着巨大的作用，不得不说，这受益于这段经历。□ 张弘（研造社创始合伙人）：我是1986年在南京工学院（即东南大学）开始学习建筑学的，建筑期刊是我们那一代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重要媒介。订阅《建筑学报》《世界建筑》《建筑师》等国内学术期刊，对于学生而言算是奢侈的，我们几个同学只能分别或轮流订阅某一种，然后相互传看。我当时让家人订的便是清华大学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办的《世界建筑》，家里并不舍得每月给我寄，所以攒着拿到手时已是过刊了，但大家依然读得津津有味。我的第一篇被刊登到《建筑学报》上的文章是在1999年5月期，而且还算是篇标题文章，这对于刚从清华建筑学院硕士毕业的我是个不小的鼓励。互联网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我的作品、论文被国内外期刊、媒体选登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发声已不是问题。建筑专业的发展与建筑媒体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然而在各种热闹与喧嚣中，到底有多少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值得去传博和收藏，唯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张松（同济大学教授）：1979年上大学，学的是城市规划专业，最先看的基本是建筑杂志，记得那时候一本《建筑师》定价相当于食堂一份荤菜的10倍吧，多数学生是买不起的，只能到图书馆去翻看、借阅。大学毕业后到设计院工作，建筑等专业杂志图书室基本都有，但我们设计师好像还是会自费订一些自己喜欢的杂志，这其中就有《世界建筑》，杂志来了看过后还会用硫酸纸包起来放到书柜中。近年来自己在做一点近代史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地查看了1920、1930年代出版的一些建筑和城市方面的老杂志，不仅在资料信息方面有许多收获，同时也有很深刻的感受，有人一直在说“纸媒死了”，觉得挺可笑的，纸媒作为时代记录和信息的载体，无论是在当下和未来一定都会存在下去的。想一想，如果没有当年的纸媒，多少有价值的文化记忆都将不在。当然，为了传播和使用的便捷，我们并不排斥更多更新的传媒形式出现，以丰富大家工作和生活，促进人们交流和学习。□ 张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建筑学专业媒体不仅是行业的观察者也是推动者。对我来说，报纸、期刊对所谓建筑生涯产生的影响在于我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近10年来，伴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和乡村文明的消亡危机，“到农村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特别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当时《世界建筑》有一期刊发了融水木楼寨改建回顾和5个乡村希望小学的案例，而我也正是从卧龙学校“5·12”灾后重建项目开始将实践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但由于灾区条件所限，没能亲自参与建造过程而留下诸多遗憾。直到2012年接触到华润希望小镇项目，才有机会带领团队在中部贫困地区开展较为全面、深入的乡村建设工作——在田野调查、规划设计的同时谋划更多地参与实地建造；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对普通村落特色传承的角度出发，尝试构建“自然和谐、安居乐业”的农村人居环境。而当媒体空前热衷于“乡建”之时，参与实践的机会多了，或许更难的是保持清晰的思路和态度吧。□ 易娜（《建筑师》杂志副主编）：作为专业杂志的编辑，所谓的建筑生涯，实际上是从事“建筑媒体”的生涯。在我供职于《建筑师》杂志的这10多年，正是中国大兴土木、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10年，随之带来的是建筑设计、建筑研究与建筑教育空前的发展繁荣，其间涵盖了多次建筑理论上的不同导向与转向（表皮、建构、非线性、结构建筑学、山水建筑等等），也发生了多项世界瞩目的、直接与建筑相关的大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博会、冬奥会等），而《建筑师》杂志作为业内一本已经有30多年创办历史的学术研究型杂志，在多少有些喧嚣的当下，一直秉持着鲜明的价值观，这就是黄居正主编提出的“差异化内容、深度化耕作、人文化表述”。就我个人而言，在过去的这些年内，一直有幸与国内外非常知名的建筑界学者一起合作、开拓、探索未知的研究领域，我曾率先策划了“建筑批评专辑”“电影建筑学专辑”“材料与观念研究专辑”“王澍·普利兹克奖·当代中国建筑”（上、下）、“结构建筑学专辑”等，同时也通过杂志这个平台，见证和陪伴着许多国内新一代最优秀、最活跃的建筑学者的成长，并与他（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些年，杂志也开始尝试以深度写作的方式来解读当代青年建筑师的作品与思想，我借此机会又结识了一批国内最有思想与潜力的优秀建筑师，与他们共同经历着建筑创作过程中的五味杂陈。我从未奢望能成为范用、沈昌文那样的编辑大家，但是能在工作中与这些优秀的知识个体建立关联，成为朋友，让我觉得非常幸运。我也努力保持一个办刊人的赤子之心，认真缝制每一件嫁衣，通过杂志内容建立起游离于金钱与权力之外的另一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金秋野（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在个人成为媒体的时代，纸媒变得越来越像个体。距离远的时候，会觉得媒体是机构，代表着一群人的无名意志；等距离近了，才发现每个刊名背后都是一两个人在发挥作用，刊物的气质其实就是个人的气质。传播方式一直在变，媒体跟人一样，也在做适应与坚持的选择题。对传播来讲，重要的无非是内容与途径，媒体的过去和未来都系于此。点击量是数字的积累，你没法从中看到用心的程度。人说作者写，编辑看，此外更无读者。这也无妨，哪怕只有一次，只要用心即可。作者与媒体的理想关系应该是老派的：随手翻翻过刊，或有所得；偶尔约个饭，扯扯闲篇；纸媒发行量小，往纸媒上发表没人关注，又有什么关系？毕竟稿子发过去是人在审稿，而不是软件在做统计。传播的目的不是让更多人知道，而是有效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切交流，这也正是论语前3句告诉我们的人生道理。否则制造些无谓的响声，过去了也还是一片沉寂，做人做媒体都是一样的。□ 周渐佳（冶是建筑工作室创始合伙人）：如今在访问与我年龄相仿的同行们最初的建筑启蒙来自于何处时，多半会提到“建筑学概论”这门既轻松又享受的课，我也不例外。入学第一年的某节概论课上，老师介绍了包括王澍、张永和、刘家琨在内的几位中国当代建筑师，并嘱我们课外找到2004年左右的《时代建筑》翻翻。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在学院图书馆里先后找到2002年第5期、2003年第5期《时代建筑》时的激动与蹲在书架旁翻阅时的急迫。在各种建筑杂志、期刊各自为阵的当时，这两期期刊以中国当代建筑与建筑师为聚焦，完整地呈现出这一批“实验性建筑师”的群体，并且这个称谓被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论这些文章的主角或者作者在此后的10年间是否逐渐成为中国建筑的重要代表与中坚力量。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一股浪潮的初成，它们同样在这个各形各色的建筑媒体（彼时的主角与作者现在也是各色媒体的常客）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下提醒我们媒体能做的与该做的，观察、记录、报道、评述，还有挖掘一种趋势，形成一种评价的慧眼与灵光。□ 周榕（清华大学副教授、《世界建筑》副主编）：再生缘 平生第一次向建筑期刊投稿是在1995年，我用《西游记》笔体写了一篇万余字长文，探讨虚拟现实技术对未来人类城市和建筑的影响，权充作清华研究生《现代建筑引论》的课程论文。承蒙吴焕加先生青眼，给了98分的高分，一时志得意满，将文章顺手投给了《建筑师》杂志。一周后时任《建筑师》副主编的王明贤先生约面谈，于是在一个长雨的中午到了明贤先生府上，正好与小说家余华赶了个前后脚，明贤老师从床下拖出多年收藏的文革宣传小报，讲古论昔，酣至入夜，但对我的文章却未置一词，只在最后送我出门时表达了婉拒之意，理由是《建筑师》杂志的风格一向比较稳健。 8年后，《建筑师》杂志105期改版，委托北大的董豫赣老师组一期有关“空间”的论稿，临近截稿时董老师随口向我一提，让我不禁又兴起了在建筑杂志上码字儿的邪念，速速拟就一篇《异度空间》奉上，这次竟顺利变成了铅字。这篇文章算是我在建筑期刊上独立发表的处女作，适值2003年个人事业又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动，与《建筑师》杂志所结的这一“再生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开始脱离设计领域，而逐渐走上了建筑评论的道路。□ 周燕珉（清华大学教授）：我们常给一些报纸、杂志写专栏连载，这些文章篇幅不长，但要图文并茂，轻松易读，因为大多是给非专业人士看，所以要把“技术”变成“故事”。例如在《中国建设报》连载过“公租房设计笔记”，就有政府人员发来邮件咨询问题。而在科普性质的养老杂志上连载的住宅适老化文章，会收到普通百姓的反馈。可以说这些专栏起到了将建筑专业知识传播普及的作用，也使我们了解到大众读者对设计的看法和需求。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使这种传播更加方便。现在纸媒受新媒体冲击很大，很多人更愿意在手机上看文章，这些文章编排的方式也适于人们快速阅读。而纸媒有时排版文字过小，内容层次不够突出，阅读起来很费劲。我想纸媒是否也能向新媒体学习，多考虑当前这个时代的阅读特点，适当做出一些调整呢？□ 郑方（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2008年 《城市建筑》杂志组织“UA城的体育建筑”设计竞赛，我有幸到哈尔滨做评委，由此有机会见到体育建筑设计领域的很多专家，梅季魁、梅洪元老师，还有孙一民、钱锋等各位老师。UA每年的竞赛不仅能看到学生们热情四射的设计，还能从老师们充满智慧的点评中听到我们当今设计的立场。我自己曾经参与过很多体育项目的设计，但是从这个活动中，再读前辈老师们的著作，实在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天地广阔，自己的视野却如此有限。虽说知识和设计并不直接关联，却能使人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后来又偶尔担当《城市建筑》的客座主编，参加相关的论坛，深深感动于一本杂志和它后面的那些人、那些故事。□ 饶小军（深圳大学教授，《世界建筑导报》前任主编）：激变中的建筑媒体 激变时代的建筑媒体，恰如大浪拍岸之下的沙滩，只是对当下思想肌理的片段性记录，而现实层面和思想观念所呈现的复杂格局和漂浮不定的状态，远不是杂志所能概说的。我从事《世界建筑导报》编辑工作多年，所参与和经历的3次影响波及全国的重大事件：1996 年的实验建筑、2005 年深港双城双年展、2008 年中国建筑传媒奖，大致能反映出媒体对于行业观念和思想变化的追踪和助推作用。其中事件所涉及的主题概念，如实验建筑、公民建筑、社会意义和边缘城市等，分别反映出中国建筑师在社会变迁中的观念历练痕迹和思想语境，并且仍然在持续影响着当下深圳建筑的设计创作和实践。应该说，《世界建筑导报》还处于一种长期实验探索的阶段，尚未沉淀出一定意义的思想遗产和文化基质。□ 贾东东（《世界建筑》拓展部主任）：我的建筑生涯就是在《世界建筑》杂志做编辑的生涯，虽然我学的专业是建筑设计，但是从没有做过设计，开始工作就在《世界建筑》做编辑。时光如梭，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让我真正感到编辑工作的意义还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时候。那是《世界建筑》对建筑界影响力最猛的时期，那个时候国内仅有《世界建筑》一个杂志是介绍国外建筑动态的，像后现代、解构等这些流派都是《世界建筑》最先向国内介绍的。杂志发行量最高时达到7.6万份/期，《世界建筑》当时的作用好像可以引领潮流。那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寄给世界建筑杂志社人事处、工会、基建处的来信，其实杂志社连排版和负责广告的人都加起来一共只有5个人，一起挤在一间20多平米的办公室，就和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场景一样。一想到7万多个订户和更庞大的读者群对我们这个“庞大机构”的期盼，就觉得责任特别重大，无论是做选题、改稿子还是排版面，我总是要翻来覆去地琢磨，生怕留下一点遗憾。1990年我在《世界建筑》已经出版过的住宅建筑实例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和图片，编辑了《国外新住宅一百例》，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编书，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后来又再版。小小的成功给了我自信，使我后来的编辑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长期的编辑工作也让我原本就追求完美的性格更加发扬光大，就连做菜摆盘也要讲究个视觉效果。□ 徐知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所长助理）：从本科三年级幸运地得到一个为《世界建筑》杂志兼职翻译的机会，到现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建筑设计工作，已有10年上下——兼职译者的工作也不知不觉坚持了下来。一次次对建筑师设计理念的理解和再阐释，让我养成了在建筑师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者身份之间切换和反观的习惯，常常思索两者之间壁垒何在。直到发现文化遗产与建筑设计，恰如历史与新生事物——最理想之状态是彼此尊重、相互独立又融洽并存。文化遗产之于建筑设计和生活，正如教授、图书馆之于一所大学；建筑设计之于文化遗产，又如少年之于老年，能为后者不可为之创新，为之激发活力，使之亲切。正是这些思考帮助我在毕业时立志努力推开这扇“融会贯通之门”，找到了热爱的事业，非常感激。□ 唐克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我是到国外才学建筑的。曾经很羡慕建筑系学生高收入又艺术的范儿，可在1990年代初一般人根本没条件接触他们的工作环境，后来去了国外学习，刚有拨号上网的个人网络，学校又没有订购国内的建筑期刊，就这样和让我羡慕的建筑制图室断了联系。可是比我早一年的L兄老是能说出国内建筑圈的段子来，又有建筑学生画漫画的本领，把一些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于是他就成了我的第一个中国建筑媒体……可他怎么能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的呢？时间久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他私藏了《建筑师》送给他的光盘！ 我有了我的第一本中国建筑杂志——可惜是盗版的，而且都是过刊，爱一次读多少就读多少。那时候这好像并不偶然，常把杂志当书读的，有时也把书当杂志写。我还记得杨永生先生的文章，他可说是建筑媒体界八卦老前辈了，但是对于一个有社会学传统的学校的学生而言，从中我不仅仅看见了琐事，也看到了各种建筑思想后面真实的大千世界。□ 梅洪元（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城市建筑》主编）：早在我求学的1970-1980年代，仅有的几本专于学术研究的纸媒期刊是“中国建筑媒体”的代名词，每每捧读，不舍掩卷。这些刊物现在已是专业领域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标杆，文章或作品于其中刊发，几乎代表了业界对作者学术或实践水准的极大认可 。时至今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潮，建筑媒体的总体境况似乎虽有百花齐放之势，未达百家争鸣之实，内容和观点的趋同让人们信息疲劳。很多建筑媒体被唯美的建筑照片和激扬的理念陈述占据，并非中国建设现实的真实表达。这让我在教学、实践多年后创办《城市建筑》时，坚定了关注本原、传达真实的宗旨。在观念日趋多元、信息极度冗余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对建筑学本原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交流，这是建筑媒体永恒的责任。□ 曹晓昕（中国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器空间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我从业的经历从1993年开始，作为刚入道的“小建筑师”，最早直接接触的媒体其实不是《建筑学报》，也非《世界建筑》，而是设计院里的一份内刊《建筑报导》，刊物的“掌柜”是搞摄影并在圈内颇有名气的张广源先生。他的一句话让我一直不忘：“我拍房子，只有我想拍了才能拍好，可怎么让我想拍，就得让房子刺激我，让我觉得房子里有机巧。”因为体制的原因，在院里做房子，最后的成品总是要让他过目、拍摄的，所以每次做设计之初，好像他总在问我房子的机巧在哪里，设计的机巧在哪里？于是，我每次也像学生如临大考般地努力回答这个问题，直至今日。现在想来，作为建筑师，媒体不仅是把尺子、镜子，让你出来遛遛的时候知道寸短尺长，同时还是考官，让所有应试的学生不敢懈怠。□ 常志刚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2012年4月，我随团参加法兰克福的Building + Lighting 展，期间路过斯图加特，我脑中立刻想到的就是斯特林的那个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美术馆，那是1990年代初我刚毕业时在《世界建筑》上看到的。我被它吸引并着迷，反复研究其复杂的平剖面，以至于成为烙印。终于要见到“真神”的兴奋让我坚持停车，导游无奈之下同意给我20分钟。我带领大家下车飞奔……一切都轻车熟路，我给大家讲解建筑的精髓和奥妙，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时隔20年，斯图加特美术馆和我当年在《世界建筑》上看到的一样，如同穿越，容颜未老！ □ 鲍威（鲍威建筑工作室主持设计师）：本科时，虽然已经有了ABBS，但纸媒还是获得建筑资讯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对新建项目的报道。除了专业书籍，重要的建筑期刊就是那几种，每个月都会把它们认真读完，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充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信息对建筑专业的学生的教育作用比课堂上还重要。当今微信成为人们获得任何信息的最直接手段，有关建筑资讯的各种公众号也很多，信息的供应处于高度饱和的状态。这类信息注重实效与媒体效应，自己选择阅读的文章也比较具有偶然性。虽然纸媒在实效性上相对于网络媒体显得有些无力，但恰是这样滞后的“时间差”使得纸媒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对所发表的内容进行斟酌与筛选。从专题性、可读性以及专业性上来讲，纸媒的优势很明显。然而，阅读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不得不说现在人们读书的时间少了，看手机的时间多了。□ 褚冬竹（重庆大学教授）：“窗” 那时，杂志还是“杂志”，不是“媒体”。我还是个做着“画家梦”的少年，不知世上有“建筑学”。适逢要好同学的母亲在某大型国企工作，任务之一是负责收发全厂新杂志。家有儿女，那些尚存油墨芬芳的杂志通常会先“流转”到家中接受首次阅读，三五天后再悄返分发。偶得此“秘密”，有福须同享。时至今日，也不知是谁的两本杂志，改变了我的理想轨迹。它们是《建筑学报》和《室内设计》。作品、表现、理论、争鸣……犹如一扇突然开启的窗，全新风景扑面而来。前者勾勒出一个叫做“建筑学”的东西，后者则告诉我在重庆有个学校挺不错。两年后，在3批次9个志愿栏中，一个酷爱美术、钟情数理的中学生全部填入了“建筑学”，且倔强地“不服从调配”。□ 戴春（《时代建筑》杂志运营总监、责任编辑）：互动性的价值——我与建筑传媒 要感谢《世界建筑》，是高中时的偶然阅读让我对建筑产生了兴趣；也要感谢《时代建筑》，博士阶段的专栏主持让我与之结缘。应该说《时代建筑》让我能够在此工作多年的重要一点是其“主题组稿”的编撰模式所带来的编辑和专家学者之间积极互动的状态，这种互动建立在自己进行主题策划时的大量阅读与积累的基础之上，了解研究与实践的前沿，每一本专刊都成为与学界及业界相关人士之间的学术研讨，实际上每次都有冲动写下编撰感想或把讨论过程收录下来。一个互动性的体验是与建筑师之间的讨论，我负责作品栏目多年，强调发表建成作品，我很关注建筑在某个方向上的新想法或新尝试，并特别注重学者的评论取向，这让很多建筑师透过和作者的讨论重新回顾设计上的得与失，我参与其中的讨论，亦很有收获。另一个互动体会是，我有机会在两年的时间内策划多期关于“中国当代建筑师世代”的主题专刊（“1950/60/70年代生中国建筑师和‘新三届’建筑师”），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除学术评述外我们设置的一系列对话或访谈，这种讨论激发了很多建筑师对个体实践的重新思考，甚至后续持续的讨论亦很有价值。 另一个基于互动性价值的活动是最近我和俞挺一起创办于旮旯的Let's talk系列学术论坛，有主题演讲又有互动讨论，这些讨论与城市、文化、建筑关联，一年52场学术讲座与讨论，很快成为沪上关注城市空间发展的热点；由于这些讨论让很多建筑师有了更多互动的可能，于是我和俞挺又觉得大家在一起应该为城市做些什么，于是发起“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不仅获得了建筑师群体广泛的响应与支持，一些小微空间的更新已经实施，而且一系列大众媒体也参与了进来。□ 魏浩波（西线工作室主持建筑师，贵阳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建筑期刊建构专业想象的共同体 建筑期刊的作用犹如本雅明所言的“虚构的共时性”：不同地理方位的人通过阅读期刊，发表专业观点，逐步形成对专业前景的共同想象，由此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据此共同想象与建构着专业的未来。笔者认同其3种有效作为：（1）建立了一种探索、批评、更启示的语境：《世界建筑》9604期刊载的3篇文章曾深度启发了我未来的专业方向：伍时堂的书评《让建筑研究真正地研究建筑》提醒我关注建造的逻辑，铃木博之的《“场所”精神与当代日本建筑》开启了我对场所的专心观察与实践，杨经文的《亚洲的设计》鼓励我们扎根本土的自信。（2）多种经验的记录与比较阅读：年轻的《城市建筑》自2004年起至今，对西线工作室长达10年实践的持续记录，促成着我们对专业问题的不停反省与工作系统的建立。（3） 对广阔的地理空间与特定现实命题的关注：《时代建筑》2006年第4期西部专刊，将宏大的国家命题与系列的现实题材相结合，有机地将大叙事分解为个体建筑师直面现实的独立实践与自我追问，巧妙地形成解决中国现实建造问题的想象性空间。□ 原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1601期P92-99。转载请注明出处。 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原文”购买2016/01期《世界建筑》杂志 微信编辑：天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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