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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初春，耶路撒冷。一场轰动一时的审判正在进行，受审者是“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lchmann），他也是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当庭审画面通过电视机跑进千家万户的客厅时，人们却失望地发现，艾希曼并不是个心理变态，他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甚至在不少人眼里还是“亲和”“认真”的。面对控诉，艾希曼皆以“一切都是服从命令”辩护[1]，在当时舆论普遍将“服从命令”视为艾希曼逃避责任的托词。
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实验观察者在亲临某次实验后，做了如下描述[2]： 我看到一位成熟稳重的商人进入了实验室，他面带微笑，充满自信。但在20分钟内，他就变得痛苦不堪，说话结结巴巴，很快就近乎一种神经崩溃的状态。……有时，他自言自语：“噢，上帝！让我们停止吧！”然而，他还是服从主试的要求继续进行，直到完成所有电压等级（去电击学生）。 这位观察者目睹了超过一半的成年男性，在实验者命令下电击一名犯错误的“学生”，甚至在“学生”疼得叫唤、猛锤墙壁，嚷嚷着自己心脏快受不了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服从实验者的命令，直到电压升至不能再升的450伏。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是工人、商人，或是专家和杂货店老板。 这项实验，便是日后蜚声学界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3]。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通过实验，在事实层面上证明了胁迫对人们作恶倾向有促进作用。服从倾向如此强烈而根深蒂固，它抵消了道德、伦理甚至是同情。在它的指挥下，连最普通的人都会去电击素不相识的人。因此，“一切都是服从命令”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托词，或许处在这种情境之下的人们，认知的确会发生某种变化，以致做出诸多违心之事。 近日发表在期刊《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一篇论文[4]探究了这种可能性。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帕特里克·哈葛德（Patrick Haggard）和他的同事一起设计了一套实验，试图揭示“受胁迫”这件事对人造成的影响，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服从效应。 在这项被科学评论家称为“现代版服从实验”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胁迫之下人们会有一种“自我开脱”的感觉，就好像服从命令带来的“恶果”和自己毫无关系一般。 胁迫之下，如何决策？研究者总共招募了60名女性被试（为避免性别效应，故选择单一性别），所有被试均两两配对，面对面进行实验。在每轮实验中，都有一名决策者和另一名“受害者”，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验要求自由地选择是否攻击“受害者”，而这两个角色由两名被试轮流扮演，如此可以让所有人确信，自己的攻击行为是真的可以给对手造成伤害（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被电击的“学生”是由演员假扮的，因此很多被试并不相信自己会对他人造成真的伤害，这也是该实验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此外，实验还为决策者提供了两种攻击模式：一种是“掠夺”，两名被试都有初始资金20英镑，如果决策者选择攻击则可以从“受害者”那里夺走5便士；另一种是“电击”，如果决策者选择向对手施予令人疼痛的电击，则能获得5便士的额外收入，如果选择不电击，则没有收入。 在实验过程中，还有一位研究者在场，她可能会胁迫决策者做出指定选择。在一半的情况中，研究者会向决策者下达命令，比如“你现在必须拿走她的钱”“下一轮不要选择电击”……而在另一半的情况下，研究者则将注意力远离决策者，任由她们自由选择。
当决策者因胁迫而做出了违心的选择时，她们在认知上是否会有什么变化？ 命令之罪，与我无关研究者关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涉入感（Sense of agency）。涉入感是指人们对是否控制自身行为的无意识感受，涉入感越低，当前行为结果就会被知觉为于己无关。结果发现，当选择是因服从研究者的命令而做出时，决策者会有更低的涉入感，也就是说此时“行为-结果”之间的心理距离被拉大了，她们会错误地低估自己施予的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联系。这种影响发生在认知（心理）层面上，人们难以在意识中觉察。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在“掠夺”还是“电击”模式中，这种效应都同样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每名被试在操作前还进行了大五人格（Big Five）测试和共情（empathy）测验，结果胁迫对涉入感的削弱作用并不受人格、共情心的影响。换句话说，无论是心理变态、正常人，还是充满同情心的小姑娘，在胁迫之下都同样能体会到这种“非我之罪”的感受。 在另一个独立实验中，哈葛德等人又招募了22名女性，让她们佩戴脑电仪重复上述实验。通过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技术，研究者发现：当决策者因服从命令而做出选择时，她们头皮上会出现更低的N1波（一种负波）。哈葛德教授认为，这种低负波反映了决策者的大脑此时没在处理相应的行为结果。此前，研究者就发现行为的自由程度与头皮上负波波幅成正相关[5]，这项实验的结果支持了这一认识。 托词与理由之间从这项研究上看，“一切都是服从命令”可能不完全是托词，“命令”会降低涉入感，让人们觉得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因此才让受胁迫者拒绝为这些结果“买单”。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项研究还宣示着，在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的作用看起来受到了限制。伴随着涉入感降低的是愧疚和责任的丧失，“艾希曼”们也就越来越容易将杀人越货看成是例行公事。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结果并不能使“我只是服从命令”成为为罪恶辩护的正当理由。虽然“服从命令”引起的认知变化（涉入感降低）似乎能使胁迫人们做坏事变得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艾希曼”们可以将责任完全推给“命令”。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旁观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观点[1]，即在环境变坏的时候，你却不假思索地跟着环境往下跑，虽然没什么不妥，但这也是一种罪。就像艾希曼本人，虽然执行首长的命令标榜了他作为军人的天职，但鉴于整个纳粹的行为都带有明显的反人类性质，“顺从”并不能作为犯罪的正当理由。 哈葛德教授的这项研究并不是旨在证明我们在胁迫面前束手无策，相反，这些结果告诉人们，服从行为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哈葛德也给出建议，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法律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的联系，如此才能从人性上制定与之契合的约束机制。 （编辑：Calo）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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