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收藏精工巧艺见竹刻作者：聂鑫森 《光明日报》（ 2016年03月04日 16版）
近些年来，我国古代竹刻作品的收藏，备受各方青睐，竹刻笔筒、臂搁、小插屏、竹根杯等，屡屡成为拍卖场上的“热点”。在民间收藏市场，竹刻器物也十分走俏。
竹刻器物虽小，却积淀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内蕴，精工巧艺，令人爱不释手。
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中，写了一篇《濮仲谦雕刻》，介绍当时南京的一位竹刻大家的绝技：“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用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
我国长江以南地区产竹，以竹造器，施以雕刻，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就有了雕刻龙纹的器物。竹刻可分两种：茎刻和根刻。茎刻者，乃利用竹节的自然形状，做成笔筒、香筒、盛器、臂搁、扇骨、酒杯，再加以雕刻；根刻者，即以竹子根节部分，雕刻立体圆雕作品。《南齐书》记载有竹刻“如意”之精巧工致；《蜀记》：“巴州以竹根为酒注子，为时珍贵。”北周庾信诗云：“野炉烧树叶，山杯捧竹根。”
竹刻的鼎盛时期应是明、清两朝，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颇受青睐。
明代正德、嘉靖后，嘉定地区出现了三个著名的竹刻家，典籍上称之为“三朱”，即朱松麟、朱小松、朱三松。金陵（南京）地区，则有李文甫和濮澄两位重要的竹刻家。嘉定竹刻形式是高浮雕和圆雕，技艺绝妙，栩栩如生。南京博物馆藏有朱松麟的“松鹤图竹雕笔筒”，上海博物馆藏有朱小松的“刘阮入天台图竹雕笔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朱三松的“仕女图竹雕笔筒”，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金陵竹刻，多浅刻，不精雕细琢，略施数刀，得自然之趣，正如张岱所推崇的濮仲谦的竹刻作品。从清初到乾隆一百多年间，竹刻大家辈出，技法多有创新，对后人启示很大。如当时嘉定第一名手吴之璠，“工圆雕，更善浮雕。其浮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用深刻作高浮雕，师法朱氏，深浅多层，高凸处接近圆雕；另一种为浅浮雕，精细得神，金坚斋称此种竹刻为‘薄地阳文’，遂成为吴之璠浅浮雕刻法之术语”（苗菁《翰墨杂识录》）。嘉庆到清末，除嘉定和金陵两地外，各地都有名刻手出现，但浮雕渐渐少见，圆雕也少有人一试，当时竹刻往往以刀痕表现笔墨，再现书画的妙旨。
在清代，还出现了“翻簧竹刻”和“留青竹刻”两种刻式，可说是创格。“翻簧竹刻”的方法是：选取口径大、竹节长的鲜毛竹，去青皮，取里层2毫米厚的竹簧，用水煮后压平，再用胶将其胶合在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半成品上，拼接时做到天衣无缝。刨光成形后，再施雕刻或绘画装饰工艺。由于翻簧色彩自然洁净，嫩黄如同象牙，再经喷漆上蜡，更显得鲜艳悦目，可与玉雕、漆器媲美。而“留青竹刻”则是另一种方式：留下竹子表层原有的青色，铲去花纹（预画的图案）以外的青筠，露出竹肌为地。加工处理后的竹青色浅，呈微黄色，质地细润。由于竹肌色较深，质地则为一丝丝纤维状，两者色质有差异，留青竹刻便展现出深浅不同的层次，犹如墨分五彩的变化，可以达到中国水墨画的整体效果（名山《精雕细琢诗情画意竹刻收藏逐渐升温》）。
从明代至现代，介绍竹刻名家及其技法的著作有《竹人录》《竹人续录》《竹人三录》《刻竹小言》《刻余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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