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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旅游服务职业学校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江军老师 各位游客： 大家好！武汉大学热忱欢迎大家到武汉大学参观游览，武汉大学的前身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现复兴路）创办的武昌自强学堂，1902年，自强学堂迁至武昌东厂口，改名为方言学堂，这里便是武大的老校址。之后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校址都在这里。武大在这里办学长达30年之久。东厂口因位于阅马场的东边而得名，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和省图书馆一带。随着武汉建设的开展，东厂口已经成为一个消失的老地名了。到1932年迁址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是在1928年7月才正式定名的。因此武大距今已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2000年8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合并后的武大占地5342亩,在校学生4万余人。新武大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哲、经、法、教育、文、史、理、工、农、医和管理等11大门类，共有本科专业117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182个.2001年入选“985”工程，全国排名第七。 那武大又是怎么迁到现在的珞珈山和东湖一带呢？这个说起来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1927年12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国民党反动军警勒令解散，校产交由湘鄂临时政府暂管，导致整个武汉出现了大学的“真空”。为解决这个问题，1928年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刘树杞提议在武昌重办一所大学。1928年7月，大学院（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决定在原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国立武汉大学，委任刘树杞为代理校长，同时令武汉大学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麦焕章、王星拱、叶雅各（兼秘书）、刘树杞为委员，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后来，武汉政治分会又指令加派张知本、胡宗铎、白志鲲、张难先、石瑛、王世杰为委员。李四光在一次筹备委员会议上提出，东厂口的校址逼仄简陋，无法发展，需要在武昌的郊外另选一个新的校址，建设新的校舍。其他筹备委员纷纷表示支持，但对于新的校址选在何处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这时，在座的农学家叶雅各向李四光建议说：“我考察过武昌东湖一带的农林状况，认为那里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惟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李四光一听，立马决定与叶雅各亲往考察该地。现在武汉大学校内有一座李四光骑驴选校址的塑像，所纪念的就是这件事。 当时的珞珈山还不叫此名，而是叫罗家山。后来是由时任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将其换成了非常诗意的“珞珈山”。此地一直比较荒凉，只在南山腰有一个小尼姑庵，西山脚有一个小居民点，其他的地方都是杂草丛生，坟冢累累，但是对于建设高校却是一个极佳的位置，可以通过天然的地形为校园的建设提供了安静的环境和自然人文交相辉映的景观。校址选好之后，李四光和叶雅各又前往上海邀请美国著名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来珞珈山考察。开尔斯察看后，连声称道：“这里确实是极好的校址！在山上建学校，为有更多的地方建校舍，就要推平一些山坡，然后再把推下来的土就近推入山谷，这些推下来的土可以再加利用，在山谷里堆出一个很大的操场，然后在操场旁边再建设校舍，这样一个美丽而有气魄的大学就建成了。”但是新校舍的建设过程却不像开尔斯设想的那样顺利。 最初武大提出要在珞珈山上建设新校区时，湖北省政府当局认为新校区占用民地过多，并不积极。“彼时畏难者有人，讥为好大喜功者有人，而不幸嫉妒阴谋掣肘者更为在鄂某有力之人。彼乃鼓动真假墓主，鼓噪阻扰，使迁移乱坟工作无法进行。”初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在不得已之下请湖北省政府派员亲到现场勘察，他们去看了后，认为在此建校非常适宜。省政府仍然不甚放心，就又议定省政府主席及省府全体委员会和武汉大学的校长一起亲去复勘，一致认为珞珈山一带风景优美，有山有水，且占地多属低矮山地，不会占用很多的耕地，坟墓也不多，就很赞成以此地为校址。 1929年8月，湖北省政府发布公告，通告圈定3000余亩面积为武汉大学建校范围。为避免纠纷，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决定将坟较多的珞珈山南作为校林，以防止迁坟，而将主要的建筑物放在坟墓较少的狮子山、珞珈山两山之间，同时还一再发出通告，劝请有关坟主，迁坟让地，并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有关坟主进行补偿。但不想未过多久，武昌业主会的陈云五等一百多名坟主以破坏风水为名联名向省政府控告，而省政府居然妥协，于11月5日函告武大，要求新校舍停工，另选校址。更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直接闯进东厂口王世杰校长办公室捣乱，扬言“坟不能迁，地不能卖”，如果王世杰硬是要挖，他们就去挖王世杰的祖坟。王世杰的崇阳老家因此如临大敌。族中一些老人，连夜跑进省城，向王世杰当面劝告说：“你一向读书、教书，何苦要冒这种风险！”王世杰面对这些年长、好心的族人坦言相告，毅然说道：“你们的一片好心，我完全理解，但我一心要建成这所大学，即使为此而作出任何牺牲，我都绝不后悔！” 王世杰等顶着政府的压力和坟主们的威胁，向省政府提出严重磋商，请其变更上述决议，并呈报中央，声明原校址范围绝不可变更，同时工事仍按预定计划进行。同时找到一些深明大义的坟主，对他们说服动员并具体帮助，使他们带头退出抗拒迁坟的行列。有些坟主为王世杰所感召，如武汉戏剧工会就把该会拥有的义地中的坟墓迁出，将地皮无偿捐给武大。这时却又出了一桩不好解决的事情。当时负责迁坟的叶雅各曾留学美国，年轻气盛，认为不让迁坟是迷信，便率数十名工人，一夜之间将有碍修路的坟全部挖掉。坟主愤而上诉，把事情闹到了中央。所幸王世杰上下求索，多方奔走，才逐渐将此事平息，终于成就了这所全国最美丽的大学。 后来有人说李四光选这个地方是有左青龙右白虎风水的。李四光选的这个穴位就在狮子山，位于珞珈山和洪山之间，其中珞珈山是它的左青龙，洪山是它的右白虎，南望山是它的左青龙外山，蛇山是它的右白虎外山。它坐在狮子山上面，它的正前方的一块高地是前岸山，后面的华师桂子山是它的后岸山，而它的朝山却是九峰山。它是以水龙作为龙脉，这个龙脉不是东湖，而是发源于昆仑山的汉江，非常大气。街道口的排放水是它的水口。所以说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还是相信风水的。如此就不能随便动武汉大学的位置。 武大真正的老校门在劝业场一带，孤立于整个主校区之外。1929年选定校址时，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为了方便学生出入，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自街道口校区建筑一条专用道，宽10米、全长1.5公里，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而老校门也正是建在大学路的起点，像珞珈山的山门，穿过长长的山路，才能到达幽静的校园，与现在的喧嚣嘈杂相比倒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了。这个牌楼式的老校门在历史上也是两次修建。第一次是在1934年，是一座木结构的牌楼，上面的油漆彩画甚是别致，但非常可惜的是，在建成后的第二年毁于龙卷风。1937年，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新建筑，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劝业场前的老校门，迄今已八十余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国立武汉大学”著名书法家、画家曹立庵先生重新题写。 大家抬头看一下这个牌坊，这是1993年武大百年校庆时由校友捐资修建的，正面“国立武汉大学”六字是由王世杰先生所书，他是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湖北崇阳人，字雪艇，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晚年在崇阳捐建了“雪艇图书馆”。牌坊背后的篆体大字“文、法、理、工、农、医”武汉大学最初的六大学院，前方的金色大字是百年名校武汉大学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自尊自强，奋发向上，我校最早前身为自强学堂，便是取此意也。“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为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求是”即为博学求知，努力探索规律，追求真理。“拓新”意为开拓创新。 好了，现在各位请往右看，这是我们学校在2000年建设的珞珈校园文化广场，是目前我国高校当中最大的文化广场。这是2002年落成的生命科学院大楼，又叫逸夫楼，前面这个像花房的建筑物就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杨宏远院士的一个实验室，他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物学家。广场前端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建于1985年，设有22个阅览室，共2500多个座位，目前与国内外6000多所图书馆和学术交流机构有交流关系，她所拥有现代化设备和现代化管理，在全国来讲也是属于一流的。它一年365天全天候对学生开放，可以说是武大学生汲取知识的海洋。 我们前面的这个小湖是鉴湖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武大的老体育馆，它建于1937年，是由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捐资修建的，黎元洪字宋卿，因此此馆又名“宋卿体育馆”。此馆分上、下两层，总面积2500平方米，楼上是篮球场，楼下是健身房。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武大宋卿体育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272人。4月6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当时的国民党主席为林森，会议将选举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实施总裁制。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首都南京沦陷后的一次党代会。大会选出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伧、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 这一开阔的场地是武大颇负盛名的“鲲鹏广场”，鲲鹏是既象鱼又象鸟的动物，它不仅能凌空翱翔，而且可以遨游万里，樱花丛中的这座雕塑就是鲲鹏，就像石雕正面所书的“北冥深广，鲲翼垂天，云拨九万，水击三千。” 鲲鹏展翅的雕塑是武大77、78级校友毕业前捐钱修建的，寓意学业有成，大展宏图。作为武大历史系78级学生及校学生会主席，张二江正是这项动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曾任天门市市委书记。每年毕业离校之际，学生们都会在这里合影留念，纪念他们鹏程万里的起点。 我们现在所走的就是武汉大学最为著名的樱花大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树上的含苞点点了，再过十几天，这里不仅繁花似景，还会是游人如织。因为武大现在已经在为市民踏春赏樱的好地方，武大的樱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引进的，1938年10月26日武昌弃守，日军果然将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本亲善之旨”“以资保全原貌”。司令部驻扎在图书馆里，并在图书馆楼顶四角修了四个了望塔。理学院中还修有关押抗日人士的地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成为野战医院和军官俱乐部，文、理、工学院由大批文职人员使用，十八栋则由高级官员居住。男生寄宿舍成为住院部。但在此养伤的日本伤兵是十分怀念故乡的，而日本指挥官为了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1939年便在这宿舍下面的大道旁种上了日本国花樱花。因此，当时的樱花其实是被视作“耻辱之花”的。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1957年，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加，但绝大部分樱花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因此，我们今天在武大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近20年来，武大园林工人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1982年中日友好建交十周年，1983年1月15日，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的迁先生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1989年春，武大园林科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云南樱花16株⑦，栽植在校医院前公路北侧。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时至今日，武大校园内已有樱树1000多株，内含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樱花和云南樱花共四个植物学种，有早樱、垂枝樱、晚樱、红樱等三十多个品种。每年三月末四月初，樱花大道旁银装素裹，落英缤纷，象如诗如画的梦幻世界。 日本国内颇具权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明确记载，樱花原产中国，盛名于日本。樱花最初的痕迹出现于喜马拉雅山区，后传至日本，成了相对独立的樱花变种发展的地方。 最初的樱花，就是山樱与野樱为代表的中华樱花。日本樱花大约在中国宋代时开始栽培，当时也是野生的中华樱花。在当地一代代改良栽培下，进化为现在著名的日本樱花。两种樱花最大的不同，是日本樱花花瓣为重瓣，野樱和山樱为单瓣。观赏起来，日本樱花开得更盛，野樱和山樱略显单薄、树身寿命也较短。但野樱和山樱花期20天以上，比日本樱花花期长一周左右。 既然樱花源于中国，为何多数人把樱花看成日本的象征？这其实是长期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传。在我国历史上，樱花不似别的名花那么被人熟悉。中国人喜欢大气富贵的牡丹、品格高洁的梅花。日本人眼中，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认为樱花具有高雅、刚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樱花纯净刚烈，落败时不带一丝泥土的性格，与他们武士道的精神很契合，符合日本的国民精神，樱花成为日本国花。 至于常见有文章称中国樱花来自日本，这实为误讹。我国古典诗文中可觅到樱花的芳踪。如白居易有诗“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描述的便是樱花盛开的景况。明代于若瀛的诗中也提到：“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 樱花成为日本国花后，赏樱文化开始丰富起来，樱花作为日本的文化符号开始输入中国。 这幢是有着布达拉宫式建筑风格的“老斋舍”，老斋舍是武大最早的学生宿舍，它是仿西藏布达拉宫琉璃瓦建筑，意在让学生不慕繁华，潜心向学。老斋舍顺着狮子山南坡而建，随着山势的转折，做成微微外凸的形状。东西延伸共50间，建筑总长近200米，沿山坡等高线建筑了不同楼层的建筑，共有三排，一排比一排高，形成了高低错落的两重内天井的院子，各排房屋的底层地坪处在不同的标高上。而建筑的屋面则是在同一标高的平面上，形成了一种“天平地不平”的格局，突显了设计者天人合一的理念。1938年老斋舍作为日军伤病病房。从樱花大道登老斋舍石梯95级台阶才到老图，是一段颇为艰辛的攀登历程，这对要进入科学知识殿堂的莘莘学子而言，也是一个精神和意志的磨练，寓意着书山有路勤的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如果大家觉得累了呢！不妨听我说说这建筑的趣事，大家可以看到每层两边入口都有一名称，大家试着认一下。这些字是由下至上依次按《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编号。老斋舍最初每层都供应热水沐浴及冲水厕所，这些设备现在看来很平常，可在当时却相当“贵族化”。这里也是采光照相的好地点哟！ 大家请看老斋舍武大学生会房顶琉璃瓦脊上的排列的神兽，在屋脊上除了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外，还有驱除邪魔、防火灭火、除恶平暴、镇宅化凶、吉祥如意等多种含义。在古代人的心目中风水无处不在，不但择地、建房要看风水，房子造好以后，要保证宅子的平安，还要用风水的法器，来镇宅、保宅、安宅。 《大清会典》上说这些琉璃釉面小兽的排列顺序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Suān ní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能食虎豹的猛兽,亦是威武百兽率从之意.）、押鱼（是海中异兽，汉族神话传说中它和狻猊都是兴云作雨，灭火防灾的神。）、獬豸（xie zhi俗称独角兽，与生俱有辨别是非，公正不阿的本能，自古视为法兽。）、斗牛、行什。其中天马与海马、狻猊与押鱼之位可置换。如若数目达不到9个时，则依先后顺序。太和殿用了10个，天下无二，除了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外，大概也意味着只有皇帝才配享受到“十全十美”的待遇。分别是骑凤仙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这里还有个口诀，便于记忆：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押鱼，狻猊獬豸九斗牛，最后行什像个猴（古建上将骑凤仙人安排在首位，表示腾空飞翔并有祈愿吉祥意。其作用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此仙人不计在小兽数目之内）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用九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用七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用五个；某些配殿，用三个甚至一个。 老图书馆屋脊上一个仙人骑在麒麟上，仙人背着竹简，称作麒麟送书，意为在武大读书有神相助。后面跟着一排麒麟，显得很规整，设计者在中国传统手法上根据自己的喜好作了创新。 武大建筑群“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其设计也是两条轴线，一条是南北轴，一条是东西轴。东西轴主轴是东湖，但是没有实现。现在武大是南北轴，狮子山到珞珈山之间有一组对应的建筑。其中狮子山的建筑以老图书馆为核心的还有文学院、法学院，位于图书馆的左右两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左武右”的体现。意为文武相谐、文华武英。两院相对矗立，是一对姊妹楼，平面为方形四合院，立面有4层，宫殿式屋顶。 老图书馆出自美国著名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之手，于1933年10月开工，1935年9月竣工，建筑面积4767平方米。整座图书馆由一座主楼和前后两翼的四座附楼联结而成，整体外观为中国传统殿堂式风格，是武大建筑群特色的经典之笔。它那飞檐画角，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宫殿式建筑的威武和庄严，内部则采用了西式的回廊、吊脚楼、石拱门、落地玻璃等，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发挥得完美而极致。其中还夹杂了湖北元素。它是集中式构图，中间是八角形重楼，但又不是八角亭而是八角歇山。下面用4个歇山衬托起来，前面2个在功能上是办公，后面2个朝北的建筑是书库，前面2个4层，后面2个7层。这个建筑中间的八角歇山顶就是湖北特色，只有湖北的土家族建筑才是这样，前面一个厅堂，两边出去是厢房，厢房的建筑就类似于歇山的建筑。老图书馆雄踞狮子山顶，以前是校园内最高的建筑，东可俯视东湖碧水，南与行政大楼遥相呼应，北可远眺武汉三镇风光。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的老子为周守藏之史，所以道家派的创始人老子可谓我国现已知道的最早的图书馆长，老图大门上方就镶有老子的全身金属刻像。老图的外形象皇冠，位置显赫，文法两学院犹拱卫皇帝的左臣右相，老斋舍的三个亭子位于下方稍远处，精巧玲珑，它们正如膜拜在人类知识宝殿下的学子。1938年老图作为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武大老图书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武大图书馆阅览大厅，建筑面积不足400平方米，一般只能容纳一两百人就座。即便移出厅内木桌，也不可能容纳下五百人。这一细节可以说明临时全代会的实际到会人数大大少于应出席数。事实上，根据相关记载，这次大会的实际到会人数只有272人，大大少于国民党五大的405人（《国民党八十四位中常委实录》）。这主要是由于许多代表正身当前敌，忙于军事，无法分身前来武汉开会。这也是国民党自1924年召开一大以来唯一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其时正值抗战初期，中国首都南京已告陷落，国民政府名义上迁都重庆，事实上则以武汉为战时首都，继续同日本侵略者展开对抗。此时在武汉召开的这次临时全代会，无疑在国民党党史和中国抗战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各大政府机关、党政军要人和外国驻华使节大都集中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入武昌湖北省立图书馆，而行政院及政府各主要部委驻汉办事处则集中在汉口。有鉴于此，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七十二次会议，正式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军事负责同志应在武汉就近调度，分身来渝，诚恐有碍于军事之进行……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分驻渝汉，主管长官身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虽然会址迁汉一事，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表示反对，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全代会在武汉举行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1938年3月30日，各大报纸都刊发了中央社的一条简短消息：“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渝举行开幕典礼……九时许礼成，惟以代表尚未到齐，闻拟稍缓数日，再行正式开会。”《申报》香港版的报道则更活灵活现地写道：“蒋委员长特由汉口飞渝，在大会上亲致开会词。” 然而事实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会议代表，根本没有前往重庆。而3月29日上午由主席林森在重庆主持的这场“开幕典礼”，以及所谓“代表尚未到齐，闻拟稍缓数日，再行正式开会”的说法，完全是个障眼法，当晚在武昌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内就已经正式开会了。国民党对外释放假消息，以及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才开会，都是为了“避免敌军注意，增加武汉空袭之危险”（《王世杰日记》）。 这次的临时全代会之所以选择在武汉大学召开，也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早在当年2月，国立武汉大学就决定西迁四川乐山，4月时全校一、二、三年级学生和大部分教职工便已在乐山开学。而武大校园内自1930年以来陆续修建的大学校舍，其恢宏壮丽之程度在国内首屈一指。且自抗战以来，武汉市区虽已多次遭到日机轰炸， 但城郊的珞珈山却从未被轰炸过，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武大校园自然成了大量战时训练机构和高层官员的云集之地。由蒋介石亲任团长的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后改为中央训练团）便在校园内开展训练，蒋本人也住在珞珈山上的寓所中。一时间， 珞珈山成为了当时中国的秘密中枢。 尽管出席人数严重不足，但在特殊时局下，这丝毫不影响会议讨论国民党的重大事项。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决定设立总裁和副总裁。在此之前，孙中山曾任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逝世后，国民党将其推举为“永久总理”，而党中央的领导则实行中央执行委员会集体负责制。面对抗战爆发后的新时局，旧有的集体领导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战争状态，于是在临时全代会上，国民党决定推行“总裁制”， 在中央设总裁一人独揽大权。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在政治和军事两条路径上，分别崛起了汪精卫和蒋介石两大政治明星。而蒋汪斗争也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大重要矛盾。虽然在政治资历、个人声望等方面，汪皆在蒋之上，但通过军事手段不断积累政治资本的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内具备了他人无法挑战的权威和地位。自恃甚高而又在这场权力斗争中长期处于下风的汪精卫，自然是颇为郁闷，蒋对此心知肚明。在登上总裁大位之时，蒋介石也觉得需要安抚汪精卫，以维持党内团结。对此，《申报》香港版就明确说道：“（蒋介石）建议设立副总裁，并推荐汪兆铭氏充任之。 为了保证汪精卫任副总裁一案得以通过，大会将总裁和副总裁两项内容合并为一案进行表决，使得反对汪任副总裁的意见无法单独表达。蒋介石在当选总裁后的发言中，也极力对汪施以溢美之词：“兄弟膺兹重任，誓当不避艰阻，竭智尽能，在大会提示之下， 追随汪先生之后，与全党同志，努力迈进。”与会代表齐世英后来回忆道：“蒋先生这次的措词恐怕是煞费苦心，但不甚得体。” 临时全代会确立了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新体制 。会上不少人公开反对汪精卫当副总裁，汪精卫已经彻底失败。他此时想必也已看清了自己在蒋记国民党内黯淡无光的政治前景，最终选择投敌附逆，这次大会在汪心中留下的阴影或许产生过很大的作用。 文学院竣工于1931年9月，这里曾是国立武大历任校长办公的地方。文学院的屋顶采用翘角，意为文采飞扬。武汉大学文学院溯源于1917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立的国文史地部。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初创期，王葆心、黄福、黄侃、胡光炜、郁达夫、杨振声、茅盾等知名学者都曾在这一时期任教于文学院前身，泰戈尔、胡适等中外名流也曾来校讲学。闻一多先生曾任院长。法学院的屋顶则是平角，意为法力严肃。屋檐上装饰物有“仙人骑鸡”，后立七个脊兽，是獬豸（xie zhi），有镇火灭奸人之意。繁体法左上三点水，从“水”,表示法律、法度公平如水一样;从“廌”(zhì),即解廌,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俗称独角兽，据说,它与生俱有辨别是非，公正不阿的本能，自古视为法兽。它能辨别曲直,在审理案件时,它能用独角去触理曲的人。基本义:刑法;法律;法度；去表示古代刑法砍去错误的一方。 汉族古建筑大都为土木结构，屋脊是由木材上覆盖瓦片构成的。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因处于最前沿的位置，要承受上端整条垂脊的瓦片向下的一个“推力”；同时，如毫无保护措施也易被大风吹落。因此，人们用瓦钉来固定住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在对钉帽的美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动物形象，在实用功能之外进一步被赋予了装饰和标示等级的作用。屋檐上安置仙人骑鸡出现于唐宋之前，不过一般都是单个的，到明清时期，仙人骑鸡后面都会跟一队神兽，一般呈单数排列，根据建筑规模和等级不同数量也不同，一般不超过九个。只有故宫的太和殿才有十只神兽，表示皇家能享受到十全十美这种特殊的待遇。仙人骑鸡寓意为“走投无路”。它们已经“走”到了檐角的最前端，再向前一步就会掉下去，真的是走投无路的。传说这个骑鸡的人是姜子牙的小舅子，想利用姜子牙的关系往上爬。姜子牙看出小舅子的居心，但深知道他才能有限，因此对他说：“你的官已升到顶了，如果再往上爬就会摔下来。”古代的汉族建筑师们根据这个传说，把他放在了檐角的最前端，如果再往上爬一步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老图的东边是理学院，西边是学生餐厅，学生餐厅下层是饭厅，在饭厅锅炉房的背后，还供奉着一尊灶神，专门设有神龛。上层为俱乐部（临时礼堂），内部装饰极富民俗特色，房梁上有三层画着戟的图案，称为“连升三戟”，即祝福学子连升三级。雀替上有“蝠（福）在眼前”图，蝙蝠大睁着双眼，看着下巴下的铜钱。蔡元培、胡适、张伯苓、张君劢、周恩来、董必武、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李宗仁、陶德曼、司徒雷登等中外要人曾在此演讲。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一块牌子：“六一惨案”遗址，再看一看地上，仿佛还有斑斑血迹，这是武大师生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的历史见证。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军警镇压，造成五二零惨案，消息传到武大，爱国学生满腔义愤，举行了三反示威游行，提出了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的口号。武大师生的革命活动，令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在5月28日审定了进步师生的名单，准备将进步师生一网打尽。6月1日凌晨，国民党派警察，宪兵1000多人封锁和包围了校园，在制高点驾驶机关枪、迫击炮，特务手持黑名单，引着军警把着师生宿舍。梦中惊醒的学生英勇地展开了营救斗争。他们有的与国民党军警特务说理，有的拿水泼他们，有的钻进车底破坏汽车，有的砸破玻璃。武大学生的抗争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醒屠杀。珞珈山下硝烟弥漫，学士路上弹痕累累，血流成河。历史系黄鸣岗、土木系王志德、政治系陈如丰三们同学当场遭到枪杀牺牲，重伤3人，轻伤10人，逮捕师生员工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烈士们就义的地方，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里的台阶，武大每年都会将这里的血迹重染一遍，激励学生们好好学习，努力奋斗。 这栋高大的建筑，就是武大的人文科学馆，它是由香港邵逸夫捐资1000万港币，国家教委拨款350万人民币，1990年落成的，可以说它继承了武大以往的建筑风格，大楼外观呈山字形，屋顶为绿色琉璃瓦，设计新颖，建造精良。位处学校的中心区，与老图书馆和行政大楼珠联璧合，呈三足鼎立之势，东可俯视东湖，远眺磨山，气势磅礴，典雅大方，曾获全国建筑一等奖，国内建筑家赞誉它是“全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里面最美丽的一栋建筑”，同时也是94年度武汉市十大名建筑之一。现在，逸夫楼是文学院和历史系的教师办公用房，因此，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将此命名为人文科学馆。楼门上的“人文科学馆”五个字是邵逸夫先生亲手所题。 邵逸夫（1907-2014.1）原名邵仁楞，1907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邵家八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旧上海时代人称“邵老六”，来港后尊称“六叔”。邵逸夫在1958年于香港成立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拍摄过逾千部华语电影，另外他旗下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惯称无线电视）主导着香港的电视行业。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陆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截至2012年赠款金额近47 .5亿港元，建设各类教育项目6013个。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多亿港元。1974年获英女王颁发CBE勋衔。1977年，邵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为下级勋位爵士，成为香港娱乐业获“爵士”衔头的第一人。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三藩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2002年，创立有东方诺贝尔之称的邵逸夫奖，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及天文学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进行奖励。2011年正式退休，邵逸夫也是全球最长寿、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寿107岁。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中的文学院、理学院、男学生宿舍、学生饭厅和俱乐部的建造任务，都是沈祝三的汉协盛建造的。汉协盛公司在汉口曾承建了汇丰银行大楼、汉口电报局、璇宫饭店等建筑及装饰工程。1934年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典礼上时任校长王世杰曾高度评价道：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浙江鄞县的沈祝三先生，他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小办公室的桌边接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感谢他肯以低廉的标价，担任这个巨大且困难的工程。当时武大珞珈山新校舍总价约400万银元，因公平竞价，施工中又逢1932年武汉发大水，建筑材料随市涨价，工程款超过预算好几倍，沈老先生因日夜操劳、急火攻心，眼睛突然失明，但他依然信守合同，质押自己的家产，亲自驻守工地督查，年节都不回家，终于完成了武大当时的建筑计划。接武大这个工程沈老先生亏损了40多万，直到武汉沦陷时，方才还清债务。正是由于当时的民族资本家要为自己的祖国争气，甘于奉献，让子孙后代能接受优质教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挺立起中国人的脊梁，才成就了今天中国最美校园——武大。正因为沈老先生重合同、守信用，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人民永远记得他。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武大风景最为独特与美丽的地方，这个操场原来叫做“风雨大操场”，1958年9月12号，毛主席就是在这里视察了武汉高校师生代表，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武大将风雨操场改称为“九一二广场”。 在这个广场的两端，分别是武大建校时成立的理学院和工学院（现行政大楼），它们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建筑。我们先来看看对面的理学院，主楼采用八角面墙体和拜占庭式的钢筋混凝土穹隆屋顶（直径20米），与南面的工学院方形墙体和玻璃方屋顶相呼应，体现出天圆（北）地方（南）的建筑理念。同时，圆顶也是为抗东湖边吹来的强风。而位于我们身边的是工学院，现在武大的校长就在这里办公，攒尖式四角重檐玻璃屋顶，共享空间的玻璃中庭构造，是全世界最早采用空间共享这一建筑风潮的建筑之一。与外围的四座中国传统配楼和正前方的两座罗马式碉楼相组配，是典型拜占庭风格的中西融合式建筑。四角的圆盘形水斗，既解决了大屋顶的排水问题，同时又成为美化建筑的装饰；中国传统建筑中罕见的狮面兽装饰，独具匠心。这里，理学院与工学院的建筑巧妙对称构思，不但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中国建筑理念，还体现出建筑师对西方精髓的整体把握，以及对人文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理解，这些天才杰作，是馈赠武大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大家仔细注意一下，在每一栋老建筑的墙上，都挂着一片铜牌，这是武汉市政府为保护优秀名建筑而颁发的。如此丰富，如此集中的优秀历史建筑被国务院审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说当之无愧的。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武汉大学的“梅园”，梅花是武汉的市花，被称为“岁寒三友”!它不畏不霜雪严寒，凛然开放，奋发顽强、坚贞勇敢，象征着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中国梅花研究中心设在东湖风景区，那里的艺梅品位相当高，喜欢梅花的国内外朋友每年春节前后都喜欢来武汉赏梅。武大的学生生活区域分别是樱、桂、梅、枫4种最有珞珈特色的植物来命名！大家再看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木，中间有一座雕像。大家猜猜他是谁呢？他就是李达，他是武汉大学建国后的第一任校长，同时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李校长是中共一大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宣传部长，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是毛主席十分亲密的朋友，毛主席建国后只视察过两所大学，那就是天津大学和武汉大学。其中就因为李校长的关系而到过武汉大学。我们常开玩笑说，毛主席到我们这来是“因私办公事”。 现在我们认为武大的建筑群是中西合璧式的，但在上世纪30年代刚建成时，人们心目中武汉大学根本就不是中国建筑，全部是欧式的，除了房顶的琉璃瓦这个“绿帽子”是中式的。所以武大一直在人们心目中戴着一顶“绿帽子”。我在这里要为武大“摘帽”了：武大的“绿帽子”全部都是孔雀蓝，并且孔雀蓝的琉璃瓦远远高于绿瓦，说“绿帽子”就弄错了，降低了武大建筑的档次。这是因为后来人们在维修时烧不出孔雀蓝这种颜色，于是就渗进了“绿帽子”。当时武大珞珈山所在地本身矿藏很丰富，这为孔雀蓝的琉璃瓦提供了天然矿物染料。 说珞珈，珞珈到!我们右边的这座山就是珞珈山，我们常说珞珈，大家知道珞珈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先说说它的由来。以前呢？这里叫罗家山，你说这么个俗气的名字，与这堂堂高等学府，还有这美丽的山色是不是太相悖了？多亏了我们天才的诗人、文学家、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先生，他以诗人特有的灵感化腐朽为神奇，换字不换音，用梵语中的珞珈，也就是一种缀满珠宝的法器替代了俗气的山名，并预示武大的灿烂前程。另外从字面上看珞意为坚硬的石头，珈意为美玉，闻一多先生希望武大的男生像坚石一样刚强，女生像玉一样温润。为纪念闻一多先生，我们在当年的文学院旁还塑了一座纪念铜像。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武汉大学涌现了一大批接受马列主义的进步学子，他们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1937年 2月，武汉大学 8名进步学生在武昌贡院街30号谢文耀家集会，成立武汉临时支部。同年9月，党组织派陶铸、何伟、杨学诚等 到武汉大学着手重建党组织。他们以武大“青年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骨干为主，先后发展了刘西尧、朱九思、肖松年、潘乃斌（潘琪）等一批党员，之后正式重建中共武大支部。 重建的武汉大学党支部通过党基层的外围组织“抗日问题研究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大学演讲。“抗日问题研究会”是武大进步学生潘乃斌、钱祝华和北平流亡学生党员共同发起的。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前夕，“抗日问题研究会”大部分会员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等地继续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沦陷。为躲避战乱，武大西迁四川乐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退守武汉，整个珞珈山校园便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军事指挥中枢。12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延安风尘仆仆抵达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至1938年武汉沦陷，在汉工作了10个月，其中5个月住在武汉大学。他在珞珈山的住所是一区教工宿舍27号。在这里他接待过郭沫若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也曾到珞珈山看望周恩来。在汉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十分繁重，但仍应“抗日问题研究会”之邀，先后三次为武汉大学师生演讲。 1937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在武大礼堂（今学生俱乐部）作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值演讲进入高潮，空袭警报骤响，周恩来临危不惧指挥师生疏散，最后一个离开。警报解除后，又泰然自若地继续演说，并热情地为师生签名。 1937年10月，董必武也应邀到武大礼堂作题为《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演讲。 之后，武大党支部积极组织学生参加黄安县七里坪、汤池等地举办的训练班，同时邀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聂建东等到武汉大学讲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进一步鼓舞了师生们的抗战热情，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念，引导进步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走向敌后、深入农村，勇敢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激流中。 1937年12月31日，在武大礼堂，周恩来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为题发表演讲（该文发表在1938年1月10日出版的《战时青年》创刊号上）。整个演讲涉及三个问题：今日的抗日形势；今日青年运动的性质；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明确提出青年应该“到军队里去”、“ 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他满怀信心坚定地指出：“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远大的”，并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1938年的夏末秋初，周恩来在武大大操场发表演讲，内容为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连讲两个晚上，透彻地分析了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所阐述的军事思想，并再一次号召知识分子行动起来，投身抗日斗争，夺取抗战的胜利。 在1937年-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珞珈山开办黄埔军校高级将官珞珈山军事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国共军政要员下榻于“十八栋”。它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位于珞珈山腰东南，掩映在珞珈山茂密错落的树丛之中，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曲径通幽处。十八栋为三层砖木结构，其建筑风格整体采用英式乡间别墅风格，但每一栋建筑都自有其特点。这是那个年代全国最好的教授住宅，住的都是大师鸿儒们，本意就是为了种下梧桐引凤凰。这十八家中只有四家有木结构的窗台。一户是最上一层的校长官邸。另外两家就是熊国藻和葛扬焕教授的住宅了。这两位先生都管理过武大的总务，熊国藻更是武大珞珈校园的督建者。还有一栋木窗台就是杨端六、袁昌英夫妇所居住的一号楼。据说，国学大师吴宓就因为不能入住十八栋，便在一怒之下辞别武大，去了北大。他在日记中记载道：“夫宓在武大，既不能与一区仙山楼阁（指十八栋）之贵家世臣，同处共乐，因而甚感不悦，最后还是离开了武大”。可见当时能够入住十八栋代表的不仅仅是居住条件，更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但在文革中十八栋的教授受到冲击，1969年3月16日，不堪忍受迫害的刘绶松夫妇在学校宿舍双双自缢身亡，以这种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一栋栋依山而建，青砖红瓦的英式别墅。树木环绕，青石相连。楼上编号，有二十几栋。此处最先建楼十八栋，后又加建到二十几栋，仍沿用以前十八栋老名称。25号是周鲠生别墅。第18栋26号是历任武汉大学校长别墅，分别住过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和周鲠生，是最大的一栋房子，其它的是两位教授合住一栋房子。 27号是周恩来住的房子。抗战时，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住在珞珈山北麓最好的房子 —— 半山庐，现在是研究生院。半山庐由两个阳台将三栋两层的楼房连缀而成，中间一楼伸出一个装饰性屋檐为入口，外观特别之处在于八个飞檐毫无雕饰讲究，整栋楼用色简拙，皆青砖墨瓦，外表极显质朴无华，与珞珈山的苍秀山势混为一体。半山庐虽依山而建，但庭前却异常开阔平坦，至少可供10多辆轿车并排停放。当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半山庐成为了蒋介石重要的办公场所，他常在此接见军政要员。 周恩来、郭沫若等则居南麓的“十八栋”。周恩来、黄琪祥旧居是一栋标准英式田园别墅，红瓦青砖，地基开阔，庭前屋后被参天大树环绕，通往山下的是几条铺满落叶的石阶小径。别墅由两个哥特式风格的拱形门栋分开，与其他老别墅相映成趣，古香古色。楼房有四层，负一楼是厨房和用人室，一楼是饭厅、客厅和书房，二楼是卧室和洗手间，三楼是储藏间。楼栋为哥特式风格的拱型门。前后门、楼梯、功能房等各有两套，每层走道都是连通的。门窗（带纱窗）、地板、楼梯及部分内墙壁是木制的。室内配有电话、冰柜。室外生活设施齐全。当年周恩来与同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黄琪祥同住一栋楼。 1937年12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叶剑英，董必武等，从延安风尘仆仆抵达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国共“武汉抗战”的合作序幕由此拉开。周恩来夫妇得以居住在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武汉大学），并与蒋介石成为邻，不是机缘巧合，也绝非出于单纯的安全保卫考虑，这是国难当头、武汉黑云压城之下，国共决心联手抗日的一次精心安排，对外昭示了国共通力合作的抗日.在当年的珞珈山，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除了负责统战、军事以及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工作之外，还为武大学子作演讲，号召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他为军官训练团授课，组织位于武昌昙华林的政治部第三厅开展“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七七献金”等抗日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他还在这里会见了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艾黎等国际友人，并与各界民主人士、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商谈抗日大计。当时政治部第三厅由国民党拨两个军的军费作为日常开支。 从东向西沿珞珈山山脊一路走来，大家请看这里一连数个相挨的坑基，每个均有十几平米见方，深约一米左右，据说这是抗日时中国军队挖的掩体（也有说是高炮阵地）。最令人惊叹的是珞珈山顶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半掩式地堡，与山体融为一体，从外表上看，此处像一个小山包，顶上可走行人，极具隐蔽性。地堡朝西北方开有一道高约2.5米、宽2米的入口。入内可看到，地堡为红砖水泥结构，墙体厚约1米，建筑基本保持完好。地堡内墙体朝南开有两个外窄内宽的瞭望窗口，宽约1米，高约40厘米。各位游客你们通过此窗口可观察珞珈山南坡上空情形；地堡内北墙也开有一个略小的瞭望窗口。整个地堡内面积约七八十平方米，净高4米，占地呈长方形，南北东西内径分别约为15米、5米。地堡被一人高的墙体隔成一大一小两个空间。地堡的内部仍然非常坚固，透过暗孔可以观察到不同方向。属于防空瞭望、指挥之类的军事设施，也可放弹药和武器。地堡顶部厚实的掩体，能经受空中轰炸，也不易被敌方飞机发现。 另外，1938年一旦日寇飞机向老蒋住的半山庐作俯冲轰炸,高射炮的火力就可以为老蒋赢得以秒或者分为单位的宝贵逃生时间。珞珈山防空洞既大且深，共有4个防空洞，以在武汉大学六区的防空洞最为坚固，隐蔽，防空搭配最好。抗战时期日寇特务总能找到蒋介石行踪，并在地面引导飞机轰炸。他在半山庐办公，遭日军飞机炸塌屋顶一角，蒋介石没有受伤，宋美龄震晕，他的警卫牺牲三人。其实这里的防空洞实为豪门家族墓窟，因为武大建校以前这里是富豪人家的墓场，属于罗姓大地主所有，后来在王世杰的劝募下捐给了国立武汉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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