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书香 | 我与中华书局的友谊和学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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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华书局的友谊和学谊，是从与赵守俨先生的关系开始的。1956年秋，我从南开大学调回北京，在中科院考古所工作。当时守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经手出版两种书，一是邓之诚(文如)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二是陈梦家先生的《尚书通论》。有时我在海淀成府邓先生家和考古所陈先生办公室遇到守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一次守俨去陈先生办公室，我也在场，谈完正事后，守俨已离开办公室，忽然又很紧张地回来，小声问陈先生还有什么事?陈先生愕然说没有事。这个情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梦家先生是位玩世不恭的学者，大祸临头尚茫然不知；守俨一贯奉公守法，谨小慎微，所以，才形成了陈先生愕然，守俨紧张的情景。

徐萍芳

陈梦家先生被划为“右派”，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我知道这位玩世不恭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学者。我与守俨并未在对陈先生看法上交换过任何意见，但都在“反右”时期尽量地给陈先生安慰。这使我与守俨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加深。

后来因出版事业的规划制定和分工，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哲和古籍整理出版皆由中华书局承担，商务印书馆则侧重辞书、翻译和语言学诸方面，守俨也从商务调至中华，这才建立了我与中华书局的友谊和学谊。

守俨到中华书局后，主要抓“廿四史”标点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廿四史”标点本出版。出版界的分工稍有松动。中华书局被允许出版与文物考古有关的部分图书。80年代我先后经手出版了考古类专刊《居延汉简甲乙编》、《汉简缀述》、《善本碑帖录》和《语石异同评》等。

应守俨之邀，协助中华书局编辑了一套《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已出《东京梦华录注》、《历代宅京记》、《唐两京城坊考》、《河南志》、《类编长安志》和《汴京遗迹志》六种，尚有《长安志》和《雍录》未出版。

古籍整理小组学术委员会成立后，在傅璇琮先生的主持下，办公室就设在中华书局，我从考古所到中华书局近在咫尺，经常往来。在这个阶段中华书局的许多先生确实为古籍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编辑了三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三十种，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策划编辑中国古籍书目和提要，这项工作后来因计划改变而停顿，但它在全国古籍整理界却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虽然这个作用目前是潜在的，却并不妨碍它在将来会成为古籍整理界的共识方向。毫无疑问，中华书局的诸位先生是为这个不为人知的冷僻事业作出了贡献的。

我作为考古所的原所长，在我主持所务的期间完成了夏鼐先生所策划的《殷周金文集成》的编辑工作，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赵诚先生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他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使这部书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陆续分十八分册出版。这部书的出版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古代历史学、中国古文字学和古代铭刻学上是十分重要的。夏鼐先生在这部书的“前言”中阐述了它的学术意义，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学的大型基础学术资料集，连续数年，荣获国家多种优秀科研奖。中华书局为此作出的杰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可惜的是，作为《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的普及版未被中华书局所接受，失之交臂，而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诚为憾事!

我与中华书局的诸位先生的友谊，除前面所举的赵守俨、傅璇琮、赵诚之外，还有程毅中、许逸民、张忱石、沈锡麟、谢方和张世林诸先生，特别是程毅中先生，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校友，他在中文系，我在历史系，我们曾经住过同一个宿舍楼，现在我们正共同编辑新复刊的《燕京学报》。

中华书局九十华诞，我衷心地祝愿它在中国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哲书籍出版上，保持固有的地位，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十分严酷的，在市场经济浪潮之下，中华书局的命运是十分困难的。我建议中华书局一方面要全力争取国家对传统文化研究和出版的资助，另一方面也要自谋出路。当年，张元济先生经营商务印书馆时，他能够既出版各类有经济效益的书籍，也能出版没有经济效益而有学术价值的书籍。我们应当学习老一辈出版家的经验，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努力!

(《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

（统筹：启正 编辑：豌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