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格局，是指文学的基本格调和总体布局，以及由这些格调和布局所呈现出来的发展态势。在这其中，文学格调是指文学呈现出来艺术风貌、人文情趣、审美意识及文化品格；总体布局是指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文学手法与文学理论的分布情形，以及由此演生出来的内在关系。周秦汉是中国文学的形成期，用文学格局作为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清理文学形态发展的总体态势，更为深入地分析文学形式形成的关键走势，更为清晰地阐明中国文学的结构组成。 文学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历史研究。中国文学的形成，就文学本位而言，有其内在的自生性，我们很容易描述出文学的断代特点、文体的继承与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从而建构出清晰而明白的文学史叙述。这种叙述的优点是可以勾勒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的脉络，合辙入轨般地丝丝相扣，使研究文学者能够循此辙轨越走越深，久而久之形成文学研究的大江大河。但在江河中行舟日久，便容易习惯性地忘记江河之外的崇山峻岭，原本是造就江河、成全江河的外部条件。这种研究常常会有内视性的自我遮蔽，使我们忽略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更是社会发展所造就。因而文学史的研究，更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而不仅仅是固守文学的一隅来就事论事。这就需要我们以文学本位进行深入研究时，不是局限于文学视角来观察文学之外的领域，而是欲穷千里、更上层楼，用更为开阔的视角来观察文学，这样就能更为清晰地看清文学形成的历史动因、文化需求与社会作用等，才能使得文学研究不因一叶之遮蔽，而不见泰山之巍峨。 历史的总体发展尽管有其必然性，但历史的进程却是以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存在的，无数的偶然性合成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秦汉是中国文学的形成期，其既有商周以来的文学传统，如神话的叙述、风雅颂的吟唱、诸子的阐释、历史的叙事及楚辞的骚怨等；又有秦汉不断强化的文学实践，如基于行政措施讨论形成的政论、基于诗骚传承形成的歌诗、基于文献整理形成的著述、基于历史经验总结形成的史传、基于民间传播形成的歌谣与小说等。这些文学形态，我们已经进行分门别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对作家的研究、作品的系年及文献的考信等，还原了诸多秦汉文学的细节，使我们基本掌握了秦汉文学的基本面目。但相对于隋唐五代文学、宋元文学、明清文学，秦汉文学发展的外部动因，还需要进一步勾勒。这是因为，相对于此后的文学进入更为自觉状态的发展，秦汉文学还处在整合的历史阶段，即文学不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在自足性地发展，而是与经学、史学、子学、艺术等杂糅并生，文学的特征性尚未被全面认知，作者对文学功用的理解也多从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视角审视。我们必须从文学的外部入手，讨论文学如何从制度建构、行政行为、思想观念、知识视阈中演生出来，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这样从整体、从外部观察清楚了文学之渊源的河床，以及决定文学之流向的沟沟壑壑，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之江河，是如何在发源地得以融会细流，并形成了如此规模的水系。 以这样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学的格局，我们就会意识到先秦以至秦汉文学研究，还有诸多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比如“文学”这一概念是如何生成并演化的？秦汉时期对“文学”的概念如何理解？如何看待“文学”的功能？“文学”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路径形成文学群体？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学风与文风之间如何互动？士人的文化处境如何、如何表述其政治见解和文化认识？两汉政论散文为什么呈现出“直言”的风格？两汉的知识视域又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基本形态？这些问题需要站在国家建构、行政运作、文化思潮和社会变动的角度来观察，才能一览众山地看出秦汉文学之所以如此，正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学的生成，目的是要勾勒出秦汉的帝制形态，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认知。这就要回答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秦汉选择帝制的动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政治、军事、法制等角度进行解释，也有很多学者做了类似的工作。但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绕过周秦间人对“帝”的推崇。由此我们展开对“帝道”的讨论，将之作为帝制形成的思想动因，来辨析帝道学说的内在学理。可以发现，秦国正是在对帝道的崇信中确立了帝制，并按照帝道的刑德论来确立“重刑轻德”的国策。汉初也是在推崇黄帝、老子之道中延续帝道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对“五帝三王之道”的推崇，逐渐实现帝道、王道、霸道的学理融通，确立了后世帝制运行的基本模式。 从思想动因的角度，分析帝道学说对两汉帝制确立的促进作用，便可以较为明确地解释秦为什么不用德政？汉初为什么主动实行黄老之政？为什么汉代那么强调对天地的祭拜？为何西汉不断推崇五帝三王，以致其成为纬书的重要内容？思想观念作为人类的基本认知，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决定朝廷的制度选择、帝王的行事方式，并由此决定两汉国家运行的基本秩序。 相对王道和霸道的学说已得到实践，并形成系统的学理阐释，帝道学说并没有留下全面的概括。《黄帝四经》的出土，使现在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黄帝学说的本旨，并由此观察秦汉间帝道学说的基本主张。但显然，汉代的很多儒生及后世的研究者没有能够阅读到，这便使得帝道学说的学理被遮蔽，而多简简单单用“黄老”这一相对笼统的概念，来理解秦汉之际的思想史或观念史。西汉儒生便是站在儒家学说的立场上，不仅过秦，而且过汉。在对秦制批判之后，接着对汉政进行批评。他们普遍认为，“汉承秦制”继承的是秦的苛政，而不是“六经”中推崇的王制，汉朝如果想要建立完善完美的制度，就必须回归到“六经”及儒生所阐释的制度形态之中。由此，两汉儒生不仅积极地参与政治，期望能够帮助汉朝建构起合乎“王道”要求的“王制”，还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试图为汉朝设计出的一个足以指导政治实践的学说系统：一是从历史经验上，对五帝、三王之道进行还原、增益和补充，形成带有神化意味的古史系统；二是从文献记载里，寻找三代治国经验和两周的行政措施，形成带有集成意味的文本系统；三是按照儒家学说，建构起一个政治的乌托邦，作为学理的来源和改制的参照，形成带有建构意识的思想阐释系统。这些系统在儒生、文吏的推崇中，成为日渐强烈的改制思潮，成为西汉改制的思想动因。 一个学说、一种思想要想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潮，必须能够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更新，必须能够因地制宜地适应时代需求。儒家学说得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在于其学说不断增益得以调适，如《春秋繁露》结合帝道学说中对天、地、人秩序的推崇，以天人感应的观念，重新解释公羊学的一统观念；《白虎通》吸收了战国时期形成的义政学理，强化了天下秩序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在于儒生不断与王室、皇权之间的协调，实现学说与帝制之间的相互调适，从而使得儒生、皇帝都寻找到一个相对舒适的区间，实现了儒生与帝制的相互作用。 帝道作为一个兼容性较强的理论体系，其对帝制的影响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天、地、人作为国家秩序运行的基本架构，帝道对天帝鬼神保持着敬畏、对天地万物保持了尊重，汉代由此建立起的享天、祭地、享祖及礼神的国家礼制，成为古代政权运行的大典，决定了帝制运行的基本形态。二是将五帝视为中华文明的发端，并在仿效五帝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中国的政治伦理，即按照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观念来治国，并与霸道、王道学说融合，形成具有兼容性质的“帝王之道”，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学理和基础学说。三是极其关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确定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模式，如依照月令行政、借鉴灾异调整政策、因祥瑞而改元等。由此形成的中国学术的基本思维路径，认为人类的生产生活，皆取决于自然的运行，从星象的观察、律历的制定、阴阳、五行、四时、五方的参配、月令系统的生成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音乐、历法、地理、医学、术数系统，注重将整体与局部、主观与客观等要素齐观，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多元认知系统。 儒生与皇权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便是秦汉时期形成的道义观。先秦诸子在讨论人之为人时，提出了“仁”“兼爱”的概念；在讨论人之能群时，提出了“义”的概念。由此形成的义政说，从学理的层面强化了社会群体建构的基本价值观，在于必须以公共利益、社会责任作为国家建构、政权运行、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外在尺度。我们在对诸子学说进行梳理时发现，“义政”“义兵”“道义”观念在秦汉之际不仅得到了强化，而且最大程度地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作为公共社会建构的学理，在《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等著述中被深入阐释，确立起中国的政治道义观、历史道义观、行政道义观，成为评骘公共行为的标准。 义政学说的形成，在于为天下秩序确立了一以贯之的法则，即无论皇权还是平民，必须要服从人之能群的基本法则，按照群体共处的基本法则，确定政治行为、确立行政措施、约束个人行为。为了明确“道”与“义”的至上性，诸子们提出“圣人配天”与“君子制义”的主张，从而将“道”的理解、“义”的阐释，掌握在士大夫群体的手中，作为对君权、皇权进行干预的手段。 谶纬学说的流行，便是在“圣人配天”的认知中，强化了圣王、圣人的神异性，并将圣王所制的经典、圣人所传的学理为经验和教条，用于行政的参考。饱读经典、精通学理的儒生，便可以假经立论，促成了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诗经》为谏书的行政习惯。东汉士人对政治的强烈参与，正是以“君子制义”为基本认知，认为对天下秩序的评骘、对政治行为的臧否，必须按照道义的要求，以士大夫的独立视角来完成。因而当皇权与士大夫舆论产生冲突时，士大夫果断选择了抗议，由此形成了党锢之祸。 无论是义政论还是道义观，其被作为天下共识，是在于为人类社会的整体运行确立起一个基本的、相安无事的空间，无论是皇权、还是朝廷、或是士人，按照一个社会共识各行其是。在秦汉帝制的建构中，作为在野力量的代表者是尚未进入朝廷体制的士人。刘邦在立国之初所宣布的“与贤士大夫共定天下”的约定，在西汉被作为凝聚朝野共识的基础，不仅规定了汉代政治运作的架构，而且也确定了古代中国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模式。两汉的察举、策试、科考，便是在不断完善地建立一个士大夫议政、参政的合理途径，使朝野能够在一个彼此制约、相互协调的状态下，维持动态的平衡。 西汉的政权运行，在学理上是按照士大夫的主导舆论进行的。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盐铁辩论中贤良文学的主张、夏侯胜的天人之论、刘歆、扬雄等人的托古主张等，皆被作为两汉制度调整的理据得以接受。东汉则试图以政权的的力量主导学术走向，无论是博士及其弟子的培养、还是经学内部的分歧，其常常用行政的力量进行干预，并加以主导。当政权将学术讨论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并试图通过官方解释弥合学术争论时，虽然可以迅速促进经学的一统，但却容易形成有朝无野的局面。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看似非常稳定，但从长时段看，不是出于学术自觉融通而形成的学说弥合，自然不能让士大夫心服，久而久之士大夫也不再口服，王充、王符、仲长统、崔寔等人的政论，不再如西汉政论家以参与者的立场、建设性的意见苦口婆心地劝谏，而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客观评骘，甚至不惜冷眼来看朝廷的覆亡，其原因便是东汉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天下共治”的基本立场，而强化了皇权的主导性。 从天下秩序来看，朝野关系是政权稳定、社会有序的基石。如果社会精英能够按照合理有序的通道进入朝廷体制，且朝野能够形成有效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天下秩序便能长时期地保持稳定。两周时期行之有效的讽谏机制、辨风观政等模式，维持了周朝长时间的稳定，而且这种机制，在东周诸侯的行政中仍能够得以应用。秦国的“以吏为师”，强化了政权对所有社会事务的管理权，不仅基层的士大夫无法与行政系统沟通，而且连秦始皇的博士们都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秦之败亡，其因多矣，关键在于君主专制不容非议，最终只能一条路走到尽头。西汉所确立的“共定天下”之论，明确了君主、皇室与士大夫的合作关系，从而吸引了士大夫对朝廷的认同，维持了两汉四百年的政权稳定。 东汉党锢之祸的根本影响，不在于士大夫一人一时之得失，而在于彻底摧毁了皇权与士大夫的合作关系。因巩固君权而形成的外戚、宦官势力，其必然要与士大夫为代表的民间舆论相对抗。外戚、宦官源自君权，桓灵时期的党锢，实际是君王及其所代表的皇权不再保持中立，而在支持势力的影响下，对士大夫一味持续地打压。这一打压的结果，便是体制内与体制外士大夫的分流，体制外的士大夫形成的清议，标志着官方舆论的解体，也意味着朝野的彻底对立。士大夫作为社会精英，其既然不能为朝廷所用，必然依附于郡守、刺史。朝野对立已成定局，没有士大夫的支持，一旦君权削弱，地方势力便会坐大，割据局面便不可避免地形成。汉末三国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士大夫群体对皇权的集体背离，袁绍、袁术、刘表、曹操、孙权、刘璋、刘备等能够自立，正是利用了士大夫对汉王室的疏远，广纳贤才，使得汉朝皇帝不再能得到天下士人的支持。 由此观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正在于缺少一个朝野平衡机制，使得皇权与士大夫能够合作而治，六朝的九品中正及门阀观念，人为区隔了贵族与寒族的互动，出身社会低层的士大夫，只能委身于皇权、贵戚门下而缺少上升的通道，使得南朝时寒族与贵族的颠覆与被颠覆，成为政权转移的基本方式。而北朝则试图以宗教的方式，缓解皇权与民众、朝廷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弥合民族之间的冲突。直到隋唐开始科举考试，才从制度上寻找到了士大夫公平进入朝廷的方式，回到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道路上来。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文学”在周秦时是被作为一项技能，在秦汉成为一个职务，逐渐被纳入到官吏体制中进行管理。而对“文学”的培养，体现了行政系统对文书撰制中经学内涵、义理表达、文辞技巧的重视；对“文学”的选拔，则表明了国家寻求到了士人通过学习得以进入体制的通道，这不仅吸引了士人对文学的学习，而且成为士大夫入仕的常规途径。其端在治，其用在学。从汉武帝开始到东汉末，“文学”作为官吏选拔的常科，既为汉代经学传承、也为汉代文学创作培养了大批人才。至汉魏之际，各郡县普遍设立文学职务，群相切磋，宴饮唱和，为魏晋文学的繁荣做了人才上的储备。 西汉乃至东汉前期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指经学，但随着文学认识的加深和文学实践的增广，文学越来越倾向于文章创作、著述撰写，文学的社会意义、文化价值、文体特征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总结。文学遂从经学中解脱出来，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在这其中，文学认知成为推动文学自觉的主导力量。 文学认知，一在于文学之本义，二在于文学之特征，三在于文学之功能。周秦诸子对文学前两者的认知日趋明显，而对后者的讨论则日见分歧。秦无文，故汉代的文学认知，既要从秦之流弊中走出来，渐次恢复文章著述的传统，又需要继承两周尚文的风尚，赓续六经及诸子中潜藏的文学之论，在峰回路转中寻找到文学发展的新途径。文化的恢复，无论对于群体还是对于个体，必赖数十年之积淀，方才能心领神会其奥义，从骨髓中得其精神，从繁芜中见其本质。西汉的文学认知，不仅发展缓慢，而且步伐凝重。其发展缓慢，在于此前的“文学”，多侧重于言礼乐文化之事，非专论文章。其步伐凝重，在于西汉经学之为用，更注重现实功用，故其讨论文学，多注重教化之论，强调文学服务于现实需求。赋家之撰辞赋，立意多在讽谏，期望读者能从中明白作者的劝善之心、抒情之义，这就使得文学认知，仍不能脱离经学的基本立场。 东汉文学的实践，在于文章著述意识的兴起。就政论散文而言，作者不再如西汉那样站在体制内作奏疏，而是站在体制外著书立说，从政治批评到行政批评，从社会关切到文化关切，纵论天下事务，了无估计。文心既放，文采纷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故东汉政论散文多纵横开阖，不再如西汉般拘谨，文章的笔法、辞藻、立意、结构、引证等注重文风的自如、文意的自足，不再苛求合乎谏书的要求。文胆一开，文章技巧便得以充分展现。东汉辞赋的变动，亦与之同步，一在于东汉赋家虽有模拟之作、献纳之风，然东汉官吏选用之制度已定，士人入仕过程较为规范，司马相如、扬雄试图以献赋来获得超迁的机会较少，除班固以《两都赋》论都、张衡以《二京赋》讽谏之外，大赋创作的动力逐渐消解，赋之规制变小；而士人更多关心个人行藏，赋之抒情渐多。既然散文与辞赋的现实功用在削弱，作家便更多着眼于思想的深刻、情感的丰富及表达的独特，人之才行不同，文学的个性化便不断增强，文学因个人差异而呈现出来的创作风格，也日趋明显。 在这其中，散文、诗歌、辞赋、小说所兼容的文学因子如句式、辞藻、文法，以及由传播而形成的诵读、歌唱等技巧开始融通，原本可歌的诗开始使用诵读传播，而原本作为诗法的用韵句式，在辞赋、散文中得以借用，原本作为小说叙事的对话，在辞赋中作为结构手法，原本出于乐府诗的体裁、故事被文人进行重新叙述成为文人诗，而文人诗又借鉴了赋法进行铺陈排比。两汉文学文体之间的渗透交融，不仅促成了文学文体的丰富、文学技巧的提高，而且使得作家能够出于诗、赋、散文、小说之间，迅速提升了文学素养，为魏晋文学的全面繁荣提供了经验的积累。 秦汉文学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士人知识视阈的拓展，于文学影响最大的，便是想象世界的形成。作为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学想象是建构文学空间的内在张力，两汉在对神话系统的继承中，形成了历时性的时间维度；在对世界的表述中，形成了多维度的空间维度。在被拓展了的时间和空间中，因为有了陌生化和熟悉化的建构，使得文学的时空既有虚构性，又有真实性，呈现出相对自由而自足的想象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谶纬学说作为思想方式，参与了文学空间的整体建构，并以信仰形态、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充实着文学的时空，促成了中国文学想象形态的基本框架。 当我们用审美观念来审视中国文学的格调时，就会发现，弥漫在中国文学想象空间之中的，是浑雅、清怨、天工的理性追求。浑雅是要求文学的想象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同时关注到身与心、物与我之间的对应关系，将个人的一己之情与天地运行之道融通起来，呈现出怨而不伤的优雅。清怨是要求作者在表达个人的际遇、生命的体验、情绪的流程时，有一个内在的约束，含而不露，呈现出一种清幽的自适。天工是肯定文学的表达，要寻求到情感、辞采之间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既不使情感失去约束而显得粗鄙，也不使辞采因为彰显而显得庸俗，以巧夺天工之美，来获得文学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从《古诗十九首》、曹丕、曹植的创作来看，他们在中国文学自觉之初，便从审美情趣上完成了两汉文学情调的总结，实现了魏晋文学风尚的开启。 我们的研究，是要着力解释“秦汉文学何以如此”，从制度、思想和知识的角度对秦汉文学形成的历史动因进行阐释，而不是描写“秦汉文学本身如何”。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是从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文学，更着力思考文学形成的历史动因。 从历史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既非康庄大道，又非一以贯之，是由诸多外在客观条件合力而成，其之所以如此，不是原本就已经设计好，而是不得不如此。两汉是中国文人格调、文化情趣、审美意识、文学认知、文体形态的形成期，文学正是在外力的综合作用下，被雕塑、被熔铸成如此。在这其中，国家的建构理念、政治的作用方式及制度的运行模式，成为熔铸文学形式的模范、雕塑文学形态的刻刀。 当我们试图从模范、刻刀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时，不可避免地就要思考模范如何形成？分析刻刀如何使用？我们集中了更多的精力从历史、行政、社会等角度，对形成文学的外部要素进行较多的关注。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对汉代历史、行政、社会的研究是史学、哲学及社会学的任务。其实，这样的研究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似乎在为其他学科打工。 在研究中，我们也时刻意识到：一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思想的、社会的相关情况，出发点是从更广的维度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讨论历史问题。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的形成期，要讨论文学何以形成，只有将历史、思想、社会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方式勾勒清楚，便能清晰地看到，文学是如何在历史环境中萌生、在思想潮流中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成长。二是从历史、思想、社会的维度观察文学，立足点在于思考文学何以如此，努力理清外部条件对文学的作用方式，明确文学的历史进程、文人的思想认识、文体的生成方式，更为立体地思考文学发展的外在机遇，是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动力，拓展秦汉文学研究的广度。三是文学本位之外的研究是没有边界的，就像我们观察一个雕塑、一个青铜器，我们很容易说清其如何，但要说清刻刀、模范如何，则需要另外一套知识体系。因而，我们必须选取直接影响文学的关键要素进行讨论，而不能一一穷尽形成文学的全部外在要素。 这便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更多从国家建构、制度设计、思想认知、文化思潮等角度，对秦汉文学的总体形态进行讨论，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尽量围绕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努力回避已经陈熟的格套，尽量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对秦汉帝道、义政、改制等问题深入讨论，从士人的国家想象、行政参与、知识视域、文学认知等方面，分析文学形成发展的一些机制。在这些尝试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制度运作对文体的细化、学风与文风之间的深层关联、经学与文学的互动方式等，在更为深广的层面决定了文学的某些形态，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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