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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急剧发展，知识范围的迅速扩大，主宰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外，也带来了生态危机、战争威胁、社会持续急剧转变等前所未见的问题。“在日益恶化的问题不可收拾之前，摆在人类面前的挑战，便是如何令知识的增长能真正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福祉服务，如何令追求和发展知识的活动，可以同时发展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问题更加重大和紧迫。科学技术使全球变小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密切了，但其负面影响和毁灭力也更加突显了。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创造还是毁坏，改善还是崩溃，进化还是退化，这些全球性问题已经非常急迫地摆在人类的面前。 1968年4月，在意大利罗马林赛科学院，一个自称“罗马俱乐部”的国际性的未来研究团体成立了，它通过对“人类困境”的研究，以大量丰富的实际材料，在客观上证实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极后果，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所造成的威胁。罗马俱乐部以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而著称，对世界产生了经久性的影响。所谓全球问题，就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复杂性，涉及全人类利益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密切关注通过协同一致的国际行动加以解决的问题。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主要表现在人口爆炸、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世界经济危机、军备竞赛等方面。罗马俱乐部认为，在“全球王国时代”，有一个新的因素有力地进入了人的命运这就是自己的巨大的而又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然而，它却代表了一种最成问题的发展，因为它既能被明智地、有节制地用来为人自己的利益服务，又能被不顾后果地用来加速走向人的最终覆灭。如果让现在的趋向继续下去，到头来就会出现黑暗的衰落时期，只有转到相反的潮流上去，人类才能再从内部安全地驾驭人类的历程（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 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从历史肇始时起，人类就开始抛弃其自然的适应和生存能力，而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的脑、技术能力，并用它去改变环境。但是，人类却滥用了这种能力，使之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明智程度，以至由于开发过速而造成自然界的毁坏。罗马俱乐部对于人类这种“征服自然”的后果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这到底是在开创新的里程碑呢，还是在挖掘自己的墓穴呢？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更加剧了人类与环境的不平衡性，而原子能发电和计算机时代的的现代野蛮人，却强烈地一味沉醉于自己的桅干和电钮，推土机，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飞机，使人类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使人类遭殃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甚至有使人类从地球上消失的可能性。沙赫纳扎罗夫指出：“没有知识便不会有毁灭的危险，这种认识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核战争危险来自知识，也必然葬身于知识”。（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罗马俱乐部还把“人类困境”的性质分析成社会组织、政治组织赶不上物质革命的危机，分析成政治发展同技术进步结构发生矛盾，或者说社会结构与技术革命不相适应的危机。认为一方面极为复杂的系统支配了全世界的舞台，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却仍然划分为各种只顾自己利益的单位，每个单位在寻找自己的道路，为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优势而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有全球性的“超系统”而没有有机的世界性团体，在社会政治发展和技术进步结构之间存在的这种不相适应和矛盾状态，是现在人类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罗马俱乐部还认为，“人类困境”不是先天的生物学危机，而是后天的文明危机、文化危机，“几乎一切人类麻烦和世界崩溃的答案实际上都非常简单地存在于我们之内。 罗马俱乐部对制约人类发展的极限也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承认人类增长的真正极限，与其说是物理的，勿宁说是生态学的，生物学的，或甚至是文化的。关于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极限，贝切伊说，我们简直不知道人类对生态学的破坏，自然发生层的变形、退化等等对于人类生态学影响的后果，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着我们能在其中继续我们现在的实践的安全的限度，也不知道侵犯了这些限度，我们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人类虽然表述了一种一般的物质论，却缺乏一种生命论。关于文化极限，贝切伊强调说，一般地说，人类增长和人类发展的极限问题，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极限。“人类并不知道自己能在其中安全地启动的星球的负荷能力和人类个人的生物心理能力的极限是什么，然而，不预先承认和估价这些外部极限和内部极限，却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巨大过失”。（贝切伊《人的素质》）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对于增长的最严重的极限，具有着政治的和社会的性质，或取决于我们对管理我们时代的复杂系统缺乏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总的失调状态和一切相对后果，都来源于人类的文化发展在根本上落后于其技术进步。“要是人类体系是这样一来地无政府状态并被许多内部壁垒和牵制打得浑身是窟窿，又被巨大的功能失调所毁损，那就容易理解，人类将永远也达不到对于地球的外部极限的合理、有效的利用，甚至人的理论上的内部极限所能保证的物质增长的最高限度也达不到”。（贝切伊《人的素质》） 人类为了谋取幸福而从事的事业，却屡屡与人的愿望相违。现在看来，在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最终要对我们的许多困难承担责任。为此，罗马俱乐部也提出了解决“人类困境”的对策，关键问题是要把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把人们的思想认识调节得适应于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形势，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趋利避害。在人的使命中，首要的是加深我们关于人及其宇宙的知识，关于人类体系必须在未来依据的基础性知识，寻找和遵守同地球上的有限生物物理资源有关部门的“外部极限”和决定于人在生物和心理上适应外部生命世界的“内部极限”。其次是维护和发展人类的文化遗产，促进建立在国际新秩序基础上的“世界共同体”的意识，通过制定世界生态计划的办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研究是发人深省的，对我们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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