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更新时间：2015-04-22 来源：网络 投诉删除 关键词：创新型国家，思想意识革命，制度建设 一、创新型国家的诞生：美国、日本、韩国和芬兰 一般认为，那些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基本战略的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可以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加以定义。从定量角度，学术界把创新投入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和创新产出高的国家定义为创新型国家。按照创新投入的单项指标来看，在2世纪9年代，B&D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2%的国家共有六个，日本、美国、韩国和芬兰分别位居第一到第四位，但我们要知道，在2世纪6年代，韩国这个比例还不足.5%；芬兰也不到.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创新型国家可以简单地按照这些数量指标来加以解释，因为科技创新只有靠国家制度、组织和文化的创新才能实现。因此，从定性的角度来定义，创新型国家就是那些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制度和组织的创新不断地把国民经济推向从事高技术经济活动的国家。在本节中，我们首先对美国、日本、韩国和芬兰作为创新型国家的诞生过程加以考察，然后，在以下两节中再对这些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的创新等深层次的结构与机制加以探讨。 2世纪4年代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在此之前，美国创新的轨道主要是沿着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展开的；在此之后，美国实现了从自然的资源到“创造”的资源的转移”，从而成了创新型国家的先驱。美国在2世纪上半叶的领先地位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而同质的国内市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又拥有了一种新的存在于“高技术”产业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源于美国在更高层次上的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所做出的远高于当时其他国家的投资。第二，政府作为R&D的融资者和(在许多情况下)成为高技术产业的第一位顾客是美国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创新体系的一个新奇特征。2世纪4年代以前美国 B&D体制的结构与这个时期的其他工业化国家是类似的：R&D活动主要是通过企业自身的融资开展的，中央政府给R&D所提供的融资是有限的。但在1945年之后，美国政府对电子、信息与通讯、制药和生物技术进行了巨额的投资，美国政府的这种作用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性质，这也是美国在信息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虽然日本经济目前已出现了比2世纪8年代末以来的任何时候增长更快的状况，但目前我们对日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经验的再认识仍受到新自由主义和日本经济萧条的阻碍。作为日本的近邻，我们应该牢记伯恩斯坦的忠告，“那些不相信日本资本主义力量的人应该注意俄国中古史学家的警告：历史不会教给人们任何东西，只会惩罚那些不汲取教训的人”。明显的事实是，即使是在2世纪9年代的长期经济危机时期，日本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凭借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巨大优势稳居第二位“技术大国”的地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料，25年，日本在 R&D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保持着2世纪9年代的世界第一的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在三方(欧盟、美国和日本)专利的数量上次于美国居于第二位，但如果用人均专利来衡量，日本人的发明效率要比美国人高的多。总的来说，虽然日本在激进创新的体制上存在缺陷，但它在渐进创新的体制上却具有美国无法竞争的优势。由于大量的创新活动表现为渐进创新，并且在时间上它也比激进创新更持久，因此，这是日本作为创新型国家不可低估的力量。 与日本相比，芬兰作为创新型国家在2世纪 5年代初要落后的多，在那时，芬兰仍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约占一半的半工业化国家。2世纪7年代，当芬兰开始考虑放弃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并选择知识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它仍是一个以森林资源加工为主的国家。但是，到2世纪末，时隔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芬兰就成功地把一个资源型国家转变成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之一。这主要表现在，芬兰从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了世界上ICT最专业化的经济。特别是在进入2l世纪以来，芬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已经有四次位列榜首。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4-2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芬兰再次领先美国荣获第一名。芬兰经验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在成功地建立一种动态发展的知识经济的同时，仍保持着北欧福利国家的模式，从而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多样化模式提供了经验。 韩国可能是创新型国家中在其起步的时候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但它在短短半个世纪所进发出来的创造力使我们感到汗颜。韩国从上世纪6年代初开始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从1962年到1997年，韩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都在8%以上，人均国民收入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23年的12多美元，并以相当于我国4%的人口创造了4%于我国的经济总量。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已经造就了许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知名品牌，崛起了一批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知名企业，从而以创新型国家的面貌，成为亚洲异军突起的“四小龙”之一。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成功经验的共同要素 虽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初期，以上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很大，而且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和政治结构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战后半个世纪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经验上，它们都具有以下共同的因素和特征。 第一，创造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无论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和芬兰，还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它们都把知识作为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美国采取的行动最早：二战导致了欧洲的大批科学家和技术人才移居美国，科学技术在赢得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们对之心存敬畏，因此，美国对科学技术开辟未来经济发展新道路的能力产生了炽热的信念，从而在2世纪5年代就掀起了R&D投资的高潮，从而创造了知识经济的领先地位。日本和韩国都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对于它们来说，只有凭借智力资源通过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制成品出口才能赢得国际竞争力，因此，技术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使它们把出口赢余又大量投资于R&D，这种路径迫使它们走上了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至于战后的芬兰，它曾经以“森林经济”而闻名并以投资驱动为发展战略，但在2世纪8年代初，企业界和政府的精英们就认识到，必须创造一种国家的知识基础，芬兰才能在日益凸现的全球化中生存下来，这种考虑在2世纪8年代导致了企业部门在R&D投资上的快速增加。 第二，保护新知识并鼓励创新。专利权和贸易保护是一对孪生的制度，它们都是为了知识的增长和传播而专门创造出来的。各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时都使用了专利权或贸易保护等制度获取新知识的收益并鼓励创新，但由于欠发达与发达在性质上的不同，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使用这两种制度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正如意大利重商主义者在荷兰旅行时所发现的，贸易保护“在把技术引入一个国家的时候是有用的，而在技术已经成熟的时候却是有害的”。因此，落后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都使用了贸易保护的政策工具，而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等保护新知识的国家利益。目前，发达国家通过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实施非常严厉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却又致力于摧毁作为专利权的孪生的制度——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这种做法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没有多大差别。实际上，由于国家利益的存在，无论贸易保护还是专利权都是建设或保护创新型国家的工具。 第三，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的作用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是无处不在的，如美国，它不仅对科学技术研究进行了直接的巨额投资(或补贴)，通过政府采购诱导新技术创新并实施极其严格的知识产权，而且24年还通过“创新美国”等重大措施开始对新知识的生产和创新进行广泛的政策干预。在日本和韩国，国家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构建学习与知识创造的制度演化框架，而且在早期通过贸易保护、出口推动、对特定企业的补贴和“确保经济系统的安定性”等措施进行直接干预，东亚金融危机后主要是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和大量的R&D投资推动国家确定的研发目标。在芬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具有以下几个独特的特点：一是在议会创办未来委员会，这是为了应对知识和信息社会的挑战并达成一致意见的一种制度创新；二是首相直接担任科技政策委员会主席；三是在科技政策委员会指导下在2世纪9年代实现了以研发高投资为基础的“创新政策转向”；四是通过国家技术代理机构Tekes推动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 第四，组织创新。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组织会产生变异(创新)，而新制度、新组织和新的管理常识则是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诞生的，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盯住“建立制度的技术”，笔者的这种概括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分别得到了体现。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是在大量生产的福特制条件下产生的知识经济的先驱组织，与福特制条件下的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型企业”相比，这种“持续改进型企业”使学习和创新成了企业员工集体性的日常行为，而不再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专门工作。丰田生产方式适合于渐进性创新，而在美国的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中却又产生了一种适应于激进创新的“蜂窝状”组织创新，它以灵活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项目团队的组织形式把能够迅速对知识和技能做出反映，的专家组织起来，从而加速了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激进创新。韩国经济追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盯住了“建立制度的技术”，如电子和通讯技术，从而成了世界上重要的生产商。为了改善与技术前沿和市场的联系，韩国通过从原始设备制造 (OEM)到原始设计制造(ODM)，再到原始品牌制造 (OBM)这些“制度性工具”或组织创新，从而实现了本土的自主创新。 转贴于 看准网 http://www.kanzhun.com三、经济落后程度与特殊的思想意识、制度和政策 格什克隆在他对19世纪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进行研究时，得出了这种结论：一国经济越落后，特殊制度因素在工业化中起的作用就越大；一国经济越落后，这种因素的强制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就越显著。我们可以说，这个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只不过是我们强调了格什克隆所没有研究的对创新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借助于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特殊的思想与意识、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落后国家才有可能在激进的技术变迁时期飞速地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如19世纪末的德国和美国；或者实现迅速的技术追赶，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2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和芬兰。 第一，思想意识革命与路径创造。一国经济发展新路径的创造是社会经济压力、关键性的变化事件和内生变化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新的技术机会、总的经济趋势和重大的变化事件也只不过是机会而已，我们不能只依靠这些客观因素来解释新路径的创造，关键在于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这些机会，这就需要思想意识的革命。它通常是由富有想象力和不按常规思路行事的社会精英们所发动的，他们不顾来自于现存结构的短视压力，通过一种有意的偏离过程，创造新的未来。在日本、韩国和芬兰，这种力量对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弗里曼指出，战后初期的日本曾就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爆发过激烈的争论，日本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主张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这遭到了通商产业省并不是经济学家的官僚和顾问们的反对，后者的胜利促使战后的日本在技术上很快就到达了国际技术前沿。在芬兰，按理说自然资源的丰富有可能像拉丁美洲那样使其锁定在既有发展道路上，但是，在2世纪 9年代初，芬兰遭受了自二战结束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经济大衰退，因此，企业界和政府的精英们在8年代初就设想的创造知识经济发展新路径的战略得到了国民普遍的认可，有力地推动了芬兰从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第二，自主创新与外资。按照张夏准的研究，芬兰只有到1993年在为进入欧盟做准备时才对外资采取了自由化的政策，而在此之前则对外资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政策；日本对外资限制的态度则是众所周知的，在2世纪9年代末购并高潮之前的15年(也就是1981年—1995年)，就外国直接投资占总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的平均数为 3.5%，而在1971年到199年期间，这个比例在日本只有.1%，这说明芬兰和日本的经济奇迹是在对外资进行严厉限制的情况下发生的。作为典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一直都在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鼓励对外的直接投资。按照与外资的关系，英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尔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划分为三种类型：自主战略；有引导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国直接投资被动依赖的战略。拉尔认为，韩国和我国台湾是自主战略的典型代表，韩国的成功主要取决于韩国自主创新的战略。除了对外资的限制外，韩国自主创新的战略还表现在摆脱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控制上，例如，现代公司在初创时期虽然缺乏技术，但也没有采取我国一贯采用的合资和引进成套技术的做法，而是从多种渠道获取非成套技术，并一直保持着独立的技术发展战略，这是现代公司为什么能成长为韩国汽车制造业中最大和最成功的厂商的重要原因。 第三，能力建设。能力建设包括与创新联系起来的在学校和企业的教育和培训。在《创新与追赶》的研究中，费格伯格等探索了高等教育与经济追赶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费格伯格的数据说明，在1965年到1995年期间，按照2岁到24岁的国民中高等教育入学率计算，美国名列第一，作为追赶型经济的芬兰和韩国则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费格伯格认为，高等教育中并不是每个因素对技术创新都是基本的，所以他们又使用了2岁到24岁的国民在大学中首次获得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位的百分比进行国际比较，数据显示，依次名列前十一位的分别是英国、芬兰、韩国、新加坡、法国、日本、台湾、德国、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这种排名说明，在2世纪下半叶，发生“经济奇迹”的经济体——芬兰、韩国、新加坡、日本、台湾和爱尔兰——都对与技术能力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教育极端注重。此外，教育质量和培训也是很重要的，例如，芬兰的教育质量很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中排名第一；又如韩国的三星公司不只是在各种层次上为它自己培训了数千名员工，而且它还定期地为它的分包商提供密集的培训。对于自主创新来说，与简单的模仿相比，这种密集的培训无疑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四，产业政策。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的看法，产业政策毋宁说就是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它是为了国家长远的发展目标和福利而优先发展某些产业和部门的政策，政策范围包括贸易补贴、许可证和对信贷、资本供给、价格和投资的管理等。日本和韩国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是闻名的，在选定产业后，政府使用幼稚工业保护；出口补贴；直接信贷；对投资活动的规制和协调；对目标技术的R&D大量投资；直接组织企业的联合技术攻关，并把这些措施结合起来，致力于目标产业的快速技术升级。我们可以设想，2世纪8年代日本在汽车和家用电器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韩国和我国台湾在电子工业上的成功追赶，以及芬兰在信息和通讯产业上的国际领先地位等，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如果没有产业政策，这些骄人的成绩是很难取得的。而且，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可以说明，经济越落后，产业政策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就越重要。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还说明，除了选定所要支持的产业并制订相关政策外，关键性的因素还在于切实可行的绩效指标，奖罚分明，以确保这些政策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绩效指标上执行不力而导致了产业政策的失败。 四、我国从成功的经验中可以得到的有益借鉴 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今后我国2年努力奋斗的目标，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国家成功的经验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借鉴呢? 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少有提升技术的“干中学”的机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集中在创新的机会窗口大、存在动态不完全竞争和进入壁垒的活动中，这一点作为明确的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日本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在产业发展战略的争论中战胜了通商产业省，哪有日本今天第二大技术大国的地位?如果韩国在2世纪7年代没有果断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是如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不应该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那么，韩国哪里还有机会抓住电子工业所提供的机会?还有，如果芬兰不是早在2世纪8年代就明确地放弃了依靠资源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它哪能在9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对主流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否定。 其次，加强对外资的管理，限制外资进入某些领域，特别是要对外资并购保持高度的警惕。外资是一把双刃剑，利用的好会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起到助益作用；利用不好，在极端的情况下反而会陷入依附型的经济中，一个国家只有在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后，“自由化”的外资政策才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当然，由于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通过进入跨国公司网络进行技术学习，因此，日本、芬兰和韩国过去那种对外资进行严格限制的做法可能不适应了。而且，日本、芬兰和韩国的经验也不是惟一的，存在着爱尔兰和新加坡大量利用外资取得成功发展的情况，但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外资采取任其发展的政策，而是都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使其服务于本土技术能力形成的目标。我们尤其是要禁止外资并购我国的技术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和大型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是没有什么效率的国有企业，我们也要保留，否则，再新建这样的技术开发平台谈何容易! 再次，紧密围绕技术能力的形成和创新制定各种经济政策、进行制度改革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创新收益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等的，特别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创新机会窗口大、存在动态不完全竞争和进入壁垒的产业上处于劣势，这就需要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推动自主创新。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思想就是按照技术创新和生产进行制度建设或制度改革，这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完全忽视技术创新和生产，只是致力于建立交换的制度或零和博弈的制度根本不同。由于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我们过去的产权改革和资本运营严重地忽视了企业能力的建设和技术创新，特别是在国企改革中，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并对职工进行培训的问题几乎就不存在了。所谓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考虑的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和静态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也被忽视了。因此，我们今后在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方针上需要一种“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转向”。 最后，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合作，为争取更宽松的国际环境而斗争。经济全球化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提供了一些便利，但在许多方面它却使其追赶的环境空前的恶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从福利国家转向以竞争力为核心的国家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激烈的国际竞争；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遭遇到严峻挑战；外围福特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后发展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弱化了国内市场规模对工业化的诱导作用和国家体系的协同作用；更严格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IPRs)保护使后发展国家的技术转移比以前更加困难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减少了后发展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大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同时，也要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强加的不合理要求进行斗争，以改善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际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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