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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个天才。可惜，他是一个出生在广东的天才，从小学习绕舌的粤语，让他很不容易学好普通话（官话），结果在仕途上吃了大亏，连他的老师康有为都替他打抱不平。 梁启超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谢世，只度过了短暂的56个春秋，但他从4岁就开始读书，6岁攻读四书五经，8岁为文，9岁能辍千言，12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主编《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后叱咤政坛，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都参谋、财政总长；五四之后潜心中西文化，举凡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等学科，无不涉猎，著作等身，气势宏鸿，卓然独立，况且他又能一天下笔5000余言，洋洋洒洒140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绝对让后代学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但因为普通话不流利，还是让梁启超吃了大亏。 1898年的中国，多灾多难：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强迫清政府强订不平等条约，在山东取得了一系列特权；不料，沙俄竟以此为借口，强占旅顺、大连湾；法国则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英国借机强租威海卫。与此同时，各国相继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长城以北归俄国，长江流域属英国，云南和两广归法国，福建归日本，山东归德国。他们在各自的“属地”，建工厂、开矿山，大肆盘剥，欺压百姓，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对此情此景，上至光绪皇帝，下至王公大臣，全都束手无策。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希望皇帝以外国为榜样，维新变法。是年，梁启超26岁。梁启超刚入京城，便为保国会事宜，四处活动奔走，积极上书言政，推动变法运动，俨然成为新派领袖。 保国会的活动，目的在于发动群众，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国，推动维新运动。守旧派攻击康、梁“目无君上”，以做“民主教皇”。所以，保国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步步为艰。 在守旧势力压迫下，保国会的活动终于不得不停止，但康、梁仍然不言放弃，努力寻找一切机会，去鼓动知识分子，救亡图存。1898年正月初一，有几名德国兵闯入山东即墨县文庙，将孔孟像四体伤坏，挖去双目，任意作践，对中国人进行极大的侮辱。3个月后，赴京参加会考的孔孟后裔孔广謇、孟昭武等17人和山东举人黄象毂等103人，同时上书都察院，引起朝野重视。闻讯后，正在北京准备会试的举子近万人，无不愤慨。 4月27日，都察院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全台列名，将这件事上报给光绪皇帝。康有为和梁启超闻讯后，立即抓住时机，鼓动士人参加爱国运动。4月29日，梁启超与麦孟华等12人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为此，他又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动各省举人签名上书。书中说：“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人毁去……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咸在此举，顷者公车咸集，宜伸公愤，具呈都察院代表，请与德国理论，查办毁像之人以伸士气而尊圣教”。康有为的弟子林旭首先鼓动福建举人369人响应，接着湖北、湖南、安徽、广西、江苏等省举人及在京各衙门官吏先后上书。 5月6日，由于火候已到，梁启超、麦孟华等人领衔，带领各省举子830人，再次联合签名上书，他们在公呈中说：孔子为我国至圣先师，为我列朝所尊崇。自胶澳旅顺租占后，我国势极弱，列强尚不敢完全瓜分者，“犹畏我人心也”，今若“士气不扬，人心已死”，列强不仅毁我文庙及四书五经，毁我传统，而且要索地杀人，后果不堪设想。公呈严厉要求德国政府查办毁坏圣像之人，勒令赔偿，“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 此次上书，对增强民族危亡的紧迫感和促进变法高涨的迅速到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自4月29日发出倡议书后，共有八省举人先后八次上书，总人数多达1500余人，此外，尚有120余名京官先后五次上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有清一代所罕见，这对于推动维新运动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如果说梁启超他们只是下层的播火者，光绪皇帝则在上层高举了维新的火把。光绪皇帝继位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主持朝纲；19岁大婚后始得料理朝政。面对国事江河日下、一溃千里的败局，年轻的皇帝不甘作亡国之君，要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以图重现康乾盛世的辉煌。要救国，就得变法，变法是为了振兴清廷，有所作为。一些人臣如翁同龢等，也十分赞同并支持这一主张，逐渐形成以光绪皇帝为核心的“帝党”。相应地，慈禧太后为保住自己的权位，日益站到变法对立面，与守旧派联合而形成了“后党”。诚然，光绪皇帝的变法与康梁的变法差异很大，但在“变”这一点上却有共同语言。康梁以光绪皇帝为靠山，光绪皇帝则以康梁为倚重，双方互相联合起来。 5月10日前后，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指出科举以诗文八股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请自下届始，改试经济六科，使举人熟习兵农工商内政外交之学，以适应国际竞争及国内维新人才任用之急需。梁启超呈请废除八股制度，冲破千百年来束缚知识分子的禁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却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上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万多人，“皆于八股性命相依”，对请废八股之举，大多数人不甚理解，也不谅解，所以对梁启超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传谣言，几被殴击”。而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后，第一道改革诏书就是宣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消息传出，“风闻中外，耳目一新”，但仍遭到守旧派和以八股为业的士子们的反对，他们甚至有人想刺杀梁启超。当时，有人建议梁启超雇请几个保镖，闭门不出，或者化装外出躲避一时，但梁启超“笑而不应”。 在百日维新的准备及实施初期，梁启超见光绪皇帝不顾守旧大臣之阻挠，大力推行新政，用人不惑，感到皇上之“圣明”，“实出意外”，觉得中国维新事业有了希望，信心倍增，于是日夜忙碌，终成推动变法的重要角色。6月上旬，他代杨深秀、徐致靖各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因此遂有光绪皇帝宣布改革上谕。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难，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变无用为有用，以成经济之才。” 梁启超读此谕后欣喜若狂，认为一切维新，基于此诏，一切新政，开于此日了。光绪皇帝几乎全盘采纳维新派的主张，其“诏定国是”便是他苦心弧诣自上而下推动变法的第一步。 6月16日，康有为受光绪皇帝召见后，立即请梁启超起草请废八股折。7月3日，上谕成立京师大学堂后，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又争先派人请梁启超代拟学堂章程。梁启超推动变法的目的在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至于大改大变，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当时“徘者、忌努、挤行、磅者，盈衢塞巷”，而皇帝又无权，安能有成?梁启超认为，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我辈心愿已了矣。 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书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五人，谓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泰西诸国，并皆推服……”经总理衙门再荐，以及翁同龢等人的大力保举，光绪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 梁启超才华出众，受到光绪皇帝的极大重视。按照清朝成例，四品以上京官才能召见，召见区区小臣，是自咸丰后40余年所未有之事，而梁启超以布衣接受召见，尤为清朝数百年所未有。因此，此次召见，使梁启超极为兴奋紧张，他早早打好腹稿，准备将满腔抱负扼要向皇帝呈述。 令梁启超遗憾的是，因他不会讲北京话，当皇帝召见之时，梁启超操满口广东官话，口音中带有许多难懂的粤语，使光绪皇帝听不懂。梁启超顿时心情更加紧张，满腹经纶，如鲠在喉，吐不出来。因为彼此不能达意，梁启超失去了大胆建言的机会。遗憾之余，他急中生智，将所著《变法通议》进呈皇上，得到光绪皇帝的奖励。 光绪皇帝对《变法通议》表示满意，当日即赏给梁氏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事务。不过，按照清朝惯例，举人召见后，即赐翰林，可见光绪皇帝并未十分重用他。其师康有为也一直为此耿耿于怀，曾对一班门人感慨万端地说，“卓如至今无地位，我心难安”。 早在清政府下诏废八股后，梁启超感到改革之心愿已了，如今召见后未得到重用，自觉无用武之地，于是不想留在北京。但翁同龢告诉康有为，皇上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万不可拂衣而去，因此，康有为只得留在北京。这样一来，梁启超等人也只好跟随康有为，继续奔波。 这才有了日后的戊戌六君子事件和梁启超的流亡海外。 假如梁启超的普通话足够好，那又会发生怎样的一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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