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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制度创新 保国家统一

 3gzylon 2016-03-07

2016-03-06 14:11:09

归档在 历史风云 | 浏览 10248 次 | 评论 1 条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前八个字容易理解,历来没有分歧,意思就是“苍天之下的土地,没有一处不是天子的土地”。但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八个字的意思却一直存在着争议。

主流的解释是: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民。

其中,“率”字被解释为“沿着、顺着”;“滨”,做“边,边缘”解。古文老师说,古人认为中国四围都是海,而海滨以内的土地就是中国。

程老汉对这个解释一直理解不来。

首先,从《诗经》形成的时空上讲,这个解释就很可疑。时间上,它形成于西周至东周春秋中叶,而西周的都城在陕西、东周的都城在河南,都是内陆地方;空间上,《诗经》所涉及的地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主要是黄河流域。

这样的时空背景,怎么可能想到“四海之内”这个概念呢?

没错,《书经.禹贡》已有“四海会同,六府孔修”之语,但《书经》的形成时代实在太有争议了,其中《禹贡》一篇大约只有王国维认为形成于周初,其它学者多认为形成于战国末期。就是说,“四海”之概念的出现,比《诗经》晚。

其次,从诗的修辞看,这个解释也很可疑。

《诗经·小雅·北山》这首诗,全诗六章,前三章每章六句,后三章每章四句。

前三章的修辞手法是“层递”,后三章的修辞手法是“对比”。

“普天之下”是前三章之二。

既然是层递,前面已有“普天之下”,后面就不会有“四海之内”。而且,由于是层递关系,第五第六句就是逐渐递进的一个结果。如果它是排比修辞,那么第五第六“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就很怪了。

第一第二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是“苍天之下的土地,没有一处不是天子的土地”,两句讲的是同一对象即土地。

那么第三第四句也应该是同样的修辞手法,不大可能前面讲地域,后面讲人物。而从第四句明显讲人物来推论,第三句也应该是讲人物。

《汉书.王莽传》就特立独行地将第三句写作:“率土之宾”。

将“滨”改作“宾”,令人豁然开朗:“统领土地的诸侯,没有一个不是天子的下臣。”

我们知道,西周是分封制国家,共有70余个封国。姬姓周室的自家兄弟、宗室族人得到其中四五十个封国,其他异姓功臣瓜分余下封国。得到封国的各个家族,迁徙数百里乃至上千里,由周朝的都城向东、向南迁移,到封地统率“王土”。

这不就是“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吗?——从中原来统率土地的“宾”,无一不是周天子的臣子。

西周末期,这种“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国本渐渐被动摇。因为这种体制实行太久,地方封国代代相传不断成长,一代代新诸侯跟周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实力却可以跟天子相抗衡。于是,原先“王臣”的后人,开始觉得自己不是臣而是王,是这个封国的王,可以跟天子叫板。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固然是周幽王的过错,但是若非地方诸侯势力强大,周天子还不是想怎么戏诸侯就怎么戏诸侯?谁敢说不?封国都是天子给你的,陪朕做做游戏是你的荣耀!

东周前半是春秋,诸侯争相称霸,持续了二百多年;后半是战国,周天子的地位日渐式微,各国混战不休,也持续了二百多年。

一直到秦统一中国,结束了分封制。

读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你会更加相信,那句诗以“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更合理些。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诸侯称霸、各国混战之后,秦始皇废掉分封制,创设全新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全国由一个统一的集权的中央政府统辖,“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地方官员全部由中央任命委派,可以随时调动,除皇帝之外,其他官职一律不得世袭。

秦的国祚仅区区14年,但它开创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被汉朝基本上全面继承。所以钱穆说:“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

汉代的中央官员分为三公九卿,地方政府分郡县两级。郡的长官叫“太守”,太守的地位与九卿平等,调到中央可以当九卿,再进一步就当三公;而中央的九卿也可以外放到地方当太守。就是说,再没有世世代代当“地方王”的好事了。真正回到了周初的“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不仅汉朝全面沿袭秦制,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维持秦制。

唐朝的地方政府更弱,行政区划比汉代多(即地方官管辖范围变小),不仅地方各级官员由中央委任,连这些官员的部属也由中央分发,不像汉代由各官自己聘用。

中央并派出观察使、节度使到地方巡视监察,使得地方官员越发无权。钱穆说,“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不过,唐朝成也集权败也集权。钱穆说:“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宋朝汲取教训,中央集权,军权财权都集中到中央,再没有外派大员,更没有外派武臣。钱穆的说法是:“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宋太祖是武官出身,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为了防止自己的武臣也来个兵变,也防止武臣中出现安禄山拥兵自重来夺权,宋朝不仅武臣不能干预地方民政,连兵权都没有。当时的军队将领跟军队是分开的,军队老在调防,但领兵的武官就待在同一个地方不动,所谓“兵不习将,将不习兵”,互相都不认识。有些勋臣武官,被削去兵权,大宅厚禄养起来,而且是集中养在中央。“比如你是江苏督军,中央还是保留你江苏督军的名衔,但请你在中央住着。江苏省的事,另外派人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这里,“江苏省”这个“省”字,古时候不是个地域概念而是衙门概念,就是说,秦以后,原本的领地封国概念被彻底抛弃,再出现不了“鲁国”、“郑国”、“晋国”这种一不小心就变成独立王国的地方政权。比如,“福建”名称之由来是,唐朝朝廷派官员管理福州、建州(今建瓯)这一带地方事务,这个官员叫“福州建州经略使”,简称“福建经略使”。“经略使”就是个官名,是中央派来“经略”(治理)这个地方的官员。

“省”本来是中央衙门之名,比如唐朝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这些都是中央官署。复制了唐朝文化的日本,至今仍将中央部委叫做“省”,如:外务省、防卫省……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对地方更加不信任,根本不设地方政府。元朝的宰相府叫“中书省”,管理地方事务只从中书省派人,遂有“行中书省”,就是一个移动的“中书省”,是宰相府的派出机关。“行省”这个概念一直用到民国,到现在已经没了“行”字,只剩下个“省”,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省”的概念约等于“小国”。

明朝不设宰相,却把地方剁得更碎,一个省分成三个司,又再分出许多分守分巡的司。明末大儒王船山统计过,山东省有16个分司,山西省13个分司,陕西省24个分司......(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朝的总督、巡抚根本就是个临时工。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

清朝,总督巡抚变成常设的地方行政首长。“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秦以后的这种“强中央弱地方”制度的“用意”是什么呢?用意就是要确保每一代的“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而不是上一代王臣的儿孙。这也就杜绝了地方诸侯坐大,与中央分庭抗礼。

西周原本是个大一统的国家,被分封制分割成许多独立王国,那些得到封国的王臣,其儿孙世袭诸侯,做着做着忘了本,忘了他的权力来源是天子而不是他老爸的老爸。

西周的天子实在是天真幼稚拿衣服。不要讲国土大事,就算小民百姓家族吧,出了五服,谁认识谁啊?(五服就是本宗九族,上至高祖父母,下至玄孙。)相互之间的亲戚关系,传不到百年,怎么可能一二百年之后,那些在外的玄玄孙还认一二百年之前天子的玄玄孙呢?

所以,秦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在制度建设上极力避免重蹈周朝覆辙,总之就是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

这也是中国与外国政治制度不同关键点。

比如美国,是个自下而上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是许多小政权的联合,理论上每个州都有权通过法律手段使自己脱离联邦(实际上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比如英国,也是个自下而上的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是先有英格兰、苏格兰,才有联合王国,所以才会发生苏格兰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这个联合王国。这些国家,地方政权由各地选民选出而非中央政府任命,故而中央政府之下,会有许多反对派把持的地方政府。

而中国,自秦以后再没了国中之国,政权是自上而下,中央委任省级政府,往下逐级类推。就算是今天实行“高度自治”的香港,特首由港人选举产生,最后也得经过中央政府批准任命,每年都得到中央述职。而在这种政体之下,地方人士完全没有“公投自决”的权利,所有图谋另立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全都按“乱臣贼子”论处,“人人得而诛之”。

明朝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之际,赶上中央政权从朱姓换成爱新觉罗氏,台湾的地位突然变得不明不白。康熙亲政之后,清廷欲行招抚。继承了其父郑成功地位的郑经提出台湾循朝鲜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康熙不允:“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戴逸:《康熙收复台湾》康熙的意思很明确:大清拿下的是整个明朝中国,郑氏是明朝大臣,理应与中国其它地方大臣一样归顺清廷,休想借机成为“外国”。后来康熙启用晋江人施琅率大军武攻台湾,一举收复。

中国经过东周数百年的诸侯争霸各国混战之后,到了秦始皇那一代人实在是受够了,所以才会在征服诸国之后,制定一个永久保持国家统一的全新制度。秦以后二千多年,中国历经朝代更迭,政治制度修修改改,国土版图伸伸缩缩,始终都还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跟始终因循秦始皇式的“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种政治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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