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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宁
赵文祥临别时写的字条仍夹在我的采访本封皮里。3个月前，我站在一片堆满窑洞废墟的山头，听他说着矿区的故事。子承父业在老矿区实为平常，矿工的故事也并无新意。临走时，他拿出手机拍下了墙岩上攀缘的仙人掌花。他告诉我，主人家几年前种下的仙人掌还只是墙头一株。这几年，矿区萧落，人逐渐搬离这里。仙人掌早无人照料，没想到如今却长得如此繁盛。 回沪一周后，我再次出发，前往东北的煤城。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埋在积雪下的村庄显得鲜有生气。但与灰褐色雾霾笼罩的渭南不同，鸡西的天湛蓝通透。如果不是低头看到被煤灰蚀透的路面，很难联想到这是一座煤城。现在，围绕着城中心扩散分布的百余座矿井，多数已因资源枯竭而被废弃。 深入采访煤矿工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人却始终应是最需要被关注的。煤城因矿而设，通常地处偏僻。久而久之，形成了以煤矿为轴心的小型社会。而在这个边界清晰的固定环境中，仿佛暗藏着一条隐秘的规则，当地人对此欲言又止。跟矿区小餐馆的老板娘闲谈，我的多问引起了她的警觉，随后她要求查验我的记者证，并告诫我万事小心。 辗转在几座煤城，似乎这里人人都曾有着一段与煤矿相关的过去，只是这些故事随着矿区衰落而被时间掩埋。陌生人的靠近，会不经意间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当地许多矿工害怕说话会招致麻烦。即使拖欠几个月的工资和即将到来的分流，已经让他们焦躁不安。 在交谈中，矿工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矛盾的情绪当中——深知大势已去，但却又不舍转身，又或是转身后不知该往何方。因为在这些城市里，除了煤炭和与之相关的行当，似乎很难找到更稳定的工作。就像年轻人说的，没有稳定的饭碗，就娶不到媳妇，没法继承香火，也就没了希望。 不安不仅源于情绪，下井称不上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东北煤质虽好，但一些煤层条件极差，工伤、尘肺病很普遍。人一旦染上尘肺，劳动能力就等于被摧毁了，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自理也将变得无法保障。 挖煤人身上的英雄主义光环也早已褪色。采访结束时，我总会忍不住问他们：“如果当初有得选，还会下井当工人吗？”有的人说，打死也不会了；有的人说，还不如去种地当农民；有的人只是回复我，这苦决不能让孩子再受。只是有时候，生活也许让人别无选择。 未来几年，煤炭行业预计将有130万从业者不得不离开，在1998年下岗浪潮翻涌而至时，这个数字约为104万。比起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阵痛也许会持续更长时间。老龄矿工离开煤矿，出卖劳力的岗位已不再容易寻到。在这个技术革新的时代，煤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产能过剩的大山，还将有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博弈。 煤的时代，黑色矿石所带来的光和热，如今已成稀疏平常。而它所衍生的燃煤污染，却一再触及公众底线。许多矿工也能预想到，煤炭已走到了末路。就如他们所见到的那样，矿区附近的山头和村庄中，太阳能电池板和巨型风车已经越来越多。只是，在一个时代戛然而止的时刻，转身总会经历疼痛。 农历春节，我回到了位于湖南省中部的老家，那是一座被誉为“百里煤海”的小城。走门串户时，我与一位曾供职于当地煤炭局的长辈聊起，才得知就在2015年省政府对煤炭行业进行大力整改的同时，撤销了当地的煤炭局，其公职人员已被全部并入安监局。在我的家乡，煤炭经济已经谢幕。 完稿前，赵文祥告诉我，他所在的煤矿已经关闭。在写给我的字条里，他说希望有一天科学家能够发明一种化工品，从地面注入煤层，将煤转化成液体，如同石油一般抽出地面，人不用再下井挖煤。不久后，他将永远告别那条曾无数次走过的黑暗巷道。我没有再问他，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新生活也许会如同爬满墙头的仙人掌花一般，在某天意想不到地降临。我想，人总比花坚强。■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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