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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是一种真诚的精神会话

 汉青的马甲 2016-03-11




  今天,上海评论家协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上海文艺评论阵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进入全媒体时代的今天,媒介本身的存在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感受世界和以行为影响世界的方式,从而使得文艺的观念、种类、形式和传播方式变得空前多元,随之而来的,是对文艺评论的高度期待和关注。读者期盼健康有力的评论涌现,能对当下的文艺创作给出及时的、见解独具的判断和批评,评论界本身也在不断自省和审思,探讨文艺评论的出路和前进方向。 


  我们约请四位在各自评论领域都以有所建树的中青年评论家,就“当下文艺评论的功能”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正如评论家张定浩所给出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比附”——“围绕这个孤独孱弱者的是一片黑暗,然后他慢慢地向周边探索,走到哪里,周围就亮起来一点,他发现矿藏,锻造武器,建立家园,周围的黑暗随着他的征程一点点消失,河流、山川、天空和海洋,逐次显现,他慢慢感知世界的全貌。”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能感知的,这个时代文艺评论最动人的力量所在。




“批评最终还是贵在真诚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批评是由批评家主动发起的一种精神会话,它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又不免要涉及一个时代文学整体以及相关社会文化问题。批评不能只是批评家自说自话,也不能撇开作家作品和批评家自身而仅仅冲着读者说话,更不能单就作家作品说三道四而浑然不计批评家本人、批评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存在。批评要同时唤醒谈话的三方(作家作品、读者与批评家),这样才算是完整的精神会话。 
 
当然批评的主要对象还是作家创作,对此批评有许多工作可做,但批评工作的核心非常稳定且不容回避,这就是鲁迅所谓“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有人说批评只是对作品展开精细的专业分析,无关价值判断。这或许是厌弃了简单粗暴的论断,转过来特别强调客观具体分析的必要,但如果因此一味回避价值判断,所谓客观精细的专业分析也会陷于盲目和无聊。任你说下大天来,也不能取消对眼前作品成败得失、高下诚伪、美丑妍媸的判断,否则古往今来一切作品就处在同一水平,还要批评干什么,还要批评家精细的专业分析干什么? 
 
很不幸,这种自以为可以在价值判断面前做鸵鸟的批评家的意见还颇有市场,因此琐碎玄虚麻木无力的批评充斥着各种批评的版面。批评没有生气,面目模糊,缺乏真诚坦荡的气魄,引不起作家和读者的兴趣,与这种貌似超然公正的批评观不无关系。 
 
其实鸵鸟批评家也并非完全回避判断,他们回避的只是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家好友不利的意见,他们自己的意见其实早就设定好了,或者以为天机不可泄露而三缄其口,或者流露在分析过程中,甚至在他们选择什么作品展开分析时就已经暗示出来,因为谈什么不谈什么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他们的价值判断很简单,就是认为有幸被他们分析的作品写得很好,他们围着转的几个“一线作家”很高明,不容任何怀疑和批评。也许正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过于简单,这才拼命掩盖,硬要为之穿上重重盔甲(精细的专业分析)不可。 
 
批评当然首先要有专业准备,要针对具体作品,从文学史、文学和文化理论等各种角度出来,展开客观精细的专业分析,但这和价值判断本来并不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位置。恰恰相反,分析和判断紧密相联,成功的分析必然引出正确的判断,草率胡乱的分析必然会得出与之相应的错误判断。发人猛省促人深思的精彩判断必然要以同样精彩的引入入胜的分析为前提,而离谱的判断依据的分析过程也会令人不敢恭维,除非批评家作怪,明明分析得很好,却故意得出相反的结论,就像足球赛中故意踢假球。看似认真细致的专业分析也会成为自我分裂的虚伪批评的一件外衣。 
 
正确的价值判断从何而来?从对作品客观冷静认真细致的专业分析而来。但这样重要的分析过程又以什么为出发点?要害就在这里。你可以从某一种批评理论出发,或者从某一种相关文学史现象出发,更可以从当下切迫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态出发,角度越多,越能“博观圆照”,但你不能因此而无视你自己的阅读经验,不能因为要借助上述种种分析的角度和方法来达到或故意掩盖某个价值判断,而故意回避真实的阅读体验。这就不是负责的批评,因为你在负责任地建立种种分析的角度和方法时,偏偏对自己的阅读经验不负责任,殊不知你自己的阅读经验恰恰是你和作家、读者进行精神会话时最重要的凭借。 
 
所以批评不仅要对作家和读者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所谓“负责”,并非要誓死保卫自己喜爱的作家,或负有特殊使命,一定要去负责统一读者的意见,而是说批评家要像真诚地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作家和读者。你可以戴着面具与作家和读者周旋,但不能面对自己也时时刻刻戴着面具,那没有必要,也很难奏效,因为你自己最知道自己。 
 
批评最终还是贵在真诚。希望今后无论在纸面媒体,专业文学书刊,还是网络空间,看到更多真诚的批评。文学要求于批评的,除了对作家作品、读者和批评家自己负责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  






“在媒体融合中深植价值定力
聂伟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历史地看,上海不仅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重镇,也拥有电影评论研究的深厚传统。1932年创刊的《电影艺术》秉承“剪除恶草,灌溉佳花”宗旨,成为左翼电影艺术家探索创新的圭皋。改革开放伊始,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引领上海群众影评热潮,《文汇电影时报》传递国际影坛最新资讯,得风气之先。 
 
如果说,1980年代的专业影评与大众影评这两种声音基于相对纯粹而接近的文化价值立场,一度由前者主导搭建起电影评论和研究的“话语广场”;那么时至今日新媒体正在深刻地塑造新型文化交流生态,形成了多元杂陈的“意见共同体”。面对商业推手、网络“水军”膨化而出的话语泡沫,面对当下大众影视自吹自擂的市场公关环境,面对娱乐精神泛化、批判意识弱化的文艺评论生态,学院派电影评论积极谋求从精英式艺术启蒙的“内循环”转向跨媒体交流的“外循环”,实属大势所趋。按照亨利·詹金斯的说法,从单称的“你”到复数的“我们”,评论者虽然以单数人称的“我”执笔,但由于背负公共知识者的价值潜意识,因此自觉地以“我们”之名行文立论,其目标指向显然不是为了抒发个体一己之情怀,而是为了抵达艺术价值链的发起端,进而对未来的创作产生前瞻性影响。其理想化的状态正如钟惦棐先生对1980年代中国电影类型片创作的重大影响,或者像至今仍为美国影评界所津津乐道的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式的传奇,这位《纽约客》专职影评人曾让半个好莱坞的导演都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她打字机的阴影之下。 
 
电影评论置身“互联网+”主导的融媒体话语场,不仅是观察、写作和言说的志业选择,也是个体经由阅世、思考与表述,明确角色定位、标注情感坐标、深植价值定力的跨媒体实践。此间无需回避艺术视野的局限、心智的局限、语言表述的局限甚至所有人置身其中无法回避的时代与社会的局限,而恰恰是上述局限构成了我们集体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在共同构建的情感共同体中,求得多元识见与主流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首先,传统影评人有必要尝试塑造“学者粉丝”(Aca-Fan)形象,积极实现语体转换,以适应新媒体环境对于公众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定位。从技术的层面看,当专业影评与大众影评共享一个多媒体文化空间,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与影视文化的大众传播属性将有助于增加专业影评的可交流度。从认同层面看,专业影评的写作者不仅在主观上采用虚拟的“我们”复数人称,而且需要在影评信息传播过程中真正达成关于“我们的”群体认同感。如詹金斯所言,当前是网络技术营造的“可参与的文化”,参与或者分享的阻力相对较低,更易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创造性思想。有经验的参与者在非正式的教导系统内帮助初学者打开眼界,进而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意见与文化创造。专业影评需要在保持价值独立的前提下廓清语义,在虚拟空间的滔滔意见洪流中尽可能清晰简洁地呈现自己的真实态度,为他人的阅读、接受和认同提供交流便利。究其实,优秀的影评就是用尽量简单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呈现出电影文本的丰富性,帮助观众从中体味到更多的东西——只要普通观众将一部电影传达的信息与这部影片的质量混为一谈的情况依然存在,专业影评的岗位与空间就不会消亡。 

其次,积极建立影评与电影作品以及观众文化经验的直接相关性。早在专业影评垄断印刷媒体的时代,就有导演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必须坦承,即便在专业影评赞誉我的作品时,我也常感觉不满意,甚至会被他们的观念和评论所激怒。”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明确宣布,在专业影评揄扬的言辞和普通观众直接的情绪表白这两种意见之间,他宁可倾向于后者,更在意“那些来自看过我电影的观众写来的信”,哪怕有些来信会让他“陷入绝望”,甚至有观众直接抱怨《镜子》的格调“不健康”,只会让人“剧烈的头疼”,甚至斥之为“粗俗、垃圾、令人作呕的空心弹,根本没有触及观众”。 
 
“根本没有触及观众”,这是让塔可夫斯基感到最为沮丧的批评。但他并没有寻求来自专业影评人的赞誉加以辩解,而是大量引用其他观众的来信,证明自己的电影也曾感动过另外一批人。归根结底,让塔可夫斯基不满的原因是专业影评过于拘泥于理论陈规,与实际问题隔膜。他们“对电影作品本身并不关心,或者根本不具备批评能力”,因此无法抵达“电影与观众直接、切身的关联”。导演的观点当然值得商榷,但不得不承认,这也从另外一个方向提醒学院派影评,要认真关注影片本身,尽可能多地、尽可能真实地关注与分析观众对影片的直接反应,只有这样,电影评论才可能在新媒体语境下超越过分陷于感性主义或印象派的口水大话,实现从孤芳自赏的专业研究向积极参与公共讨论的文化角色之转变。  






“研究网络文学就是研究当代文学
邵燕君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为一个身在“精英阵营”的“学院派”研究者,我为什么要研究网络文学?这是我进入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以来不断被问、也不断自问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是搞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当下的文学和文学现象本来就是我的专业本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网络文学算是当代文学吗?即使算,那么是当代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吗?五年前,笔者刚刚进入网络文学研究领域时,曾经大胆地预言:“如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如今,我不但更加肯定这一判断,并且认为,时限恐怕会缩短。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不仅因为网络文学目前已经拥有了最大众的读者群——至201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达2.97亿,这个数字是目前仍被称为“主流文学”的传统文学期刊读者的数百倍乃至上千倍;更是因为,网络文学是新媒介文学——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而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纸质文学”的概念会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因为作为“主导媒介”,网络将是所有文学、文艺形式的平台,“纸质文学”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以外,都要实现“网络移民”。 
 
对于网络文学价值的判断,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网络文学也可以像传统文学一样有文学价值吗”?而是在网络时代还能产生有价值的文学吗?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回答也同样是肯定乐观的。不过,对网络文学“文学性”的考察不能参照“纸质文学”的标准(不管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而是要以媒介变革的思维方式,参照“文学性”这一古老的文学精灵曾经在“口头文学”、“简帛文学”、“纸质文学”等不同媒介文学中“穿越”的方式,而考察其如何在“网络文学”中“重生”。
  
面对媒介的千年之变,作为由印刷文明哺育长大的学院派研究者,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文化占位和研究方法?如何从媒介革命的角度为网络文学定位?如何从一个更广大的文学史脉络中重估网络文学的价值?这些都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严峻命题。 
 
五年来,我们对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各种类型文的发展脉络和快感机制、重要作家作品等,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面对文学发生的重大变局,我们意识到,作为当代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对于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有生产力和革命性的网络文学,光站在外围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介入到其生产、发展进程中去,就像以往的传统文学批评者介入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政治、资本、网文自主力量相互博弈的“文学场”,精英文学批评必须有自己的占位并发声,否则,缺席就等于弃权。 
 
既然是专业研究者,我们最不可替代的价值,仍然是专业性——只是它不再是天然的身份特权,而是一种需要重新建立影响力的专业能力。毕竟,我们对文学史有着较为系统的了解,对文学理论,有着比较深入的把握。而一切似乎很学究气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论,其实,也像类型文的成规惯例一样,是成功研究经验的总结。这些都是凝结着前人智慧的宝贵资源,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源盘活。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调整研究者的身份和方法。这几年,我们一直尝试着以一种“学者粉丝”的方式进行“入场式”研究——从“客观”“超然”的学者训练中解放出来,让自己“深深卷入”,面对自己的迷恋和喜好,放弃“研究者”的矜持和体制特权,和粉丝群体们“在一起”。与此同时,保持学术自省的意识和专业研究的视野方法,保持着理论的复杂度。如此,我们便可以站在网络文学的活水源头,将这个从地下涌出的庞大水系与历史河流连通——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连通,将粉丝们的爱与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爱连通,在文学史整体的坐标系内,确立网络文学的位置的价值。 
 
从文学史的视野研究网络文学,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是,对网络文学发展近二十年来的重要成果进行总结,特别是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经典性的作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批评话语。另一方面是,在这一批评体系主导下,对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进行解读、评论和筛选,介入性地影响当下网文的写作潮流。
  
在前一方面,我们主要的工作成果是,完成了《网络文学经典解读》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挑选出12部小说作为12个最重要网文类型的代表作为解读对象。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网络类型小说的“文学性”和“经典性”标准。在后一方面,主要工作是,以这一初步建立起的标准为参照,从2015年起推出年度推荐榜——推荐的20部作品的点评文字分两期在《文学报·新批评》发表,根据榜单编选的本年度选本也加入漓江出版社历史悠久的年选本系列,近日推出。 
 
正如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的,在媒介革命来临之际,有可能发生文明的断裂。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深通旧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解新媒介的“语法”,从而获得引渡文明的能力——这正是时代对文化精英们提出的挑战,对我们这些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的要求。






“批评最终是一种勘破黑暗的斗争
张定浩
《上海文化》副主编





在深具同情地谈论埃德加·爱伦·坡的文学批评成就之际,奥登曾讲出他自己对批评家的认识:“一个批评家,无论他的语气多么狂傲,都不会真的企图规定关于艺术的永恒真理;他总是能言善辩,与同时代人所持的典型误解、愚见和软弱作斗争。” 
 
应当从斗争而非真理的角度去理解批评的作用。如果说那些从一代代作者中诞生并得以存活下去的虚构文学总是源自与亡灵对话的欲望,那么,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面对活人说话的冲动,它所谈论的文学文本可以是一切时代和国度的,但它企图做出的斗争,是针对同时代人的。 
 
就个人而言,引发我最初写下批评文章的动因,仅仅是某种作为普通读者对于文学批评界的不满。一个作者写出一部糟糕的作品,是应当怜悯而非批评的;要批评的,仅仅是它竟然一再引发的虚妄赞美。我曾引用过尼采的一段话,“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的对一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要危险。因为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有治愈办法,而前者则会让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一天天变坏,也就一天天不公正”。事实上,在这个时代,这种假想不局限于文学,它弥漫在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甚至抵达最微不足道的春晚。但对我而言,自觉可以发言并且能够起到适当作用的领域,是文学。 
 
当然,这种批评者自以为是的斗争,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势必引发同等程度的反驳和抗议,这会令一个批评者清醒,让他在做出所有的斗争企图之前,首先要做到的,是自我斗争。“每逢你要使用某个贬义词,不妨设法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以便充分体味那个词的分量。如果不这样,则你的批评充其量只是为了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清除出你的系统,如同几乎所有自我疗法一样,它治愈不了什么……”布罗茨基的这段话应当贴在每个批评者的书桌前。 
 
倘若批评者只是面对糟糕的文本,只是从事针对不实赞辞的斗争,那么这种斗争还不完整,这种斗争对批评者自己还仅是一种消耗,和限制,甚至增添不必要的自负。批评者更重要的一种斗争,也是自己可以从中获益的斗争,是对于整全的辨识、探寻乃至欲求。批评的作用不是为文学作品简单定性,但或许可以帮助确定这部作品恰当的位置,彰显它与其他作品之间的隐秘关系,进而,使得同时代人因为这部作品的存在而对诸多被湮没的文学谱系有所感知,就像我们通过那些明亮的星来辨识星座,乃至理解更为广大浩瀚的星系。 
 
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最终的斗争,可以说是一种勘破黑暗的斗争。我还记得年轻时候所沉迷的那些单机版即时战略游戏,在那些游戏界面上,最初往往只有一个农夫,抑或一个小兵,围绕这个孤独孱弱者的是一片黑暗,然后他慢慢地向周边探索,走到哪里,周围就亮起来一点,他发现矿藏,锻造武器,建立家园,周围的黑暗随着他的征程一点点消失,河流、山川、天空和海洋,逐次显现,他慢慢感知世界的全貌。倘若论及批评在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比附。











——往期经典,点击下文直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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