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核雕

果核为原材进行雕刻是传统工艺中最具特点的一个门类。根据文献与传世实物来看，核雕所用之核主要以桃核、橄榄核为主，也用梅核、樱桃核，兼及核桃壳等，制品以核舟为代表，单件可做佩饰、扇坠（清宫档案里称为「扇器」）、陈设玩赏品，连缀起来则可为念珠、手串、朝珠等，在意匠上属于立体微雕范畴。

清 橄榄核雕人物图十八子手串 故宫博物院藏 十八粒，分别凸雕张良、司马迁、李太白等人物故事。

「蟠桃核酒杯」和「巨桃半核」

核雕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早于此，历史记载中的果核制品不是来历不凡，就是异形异状，精雕细刻的工艺似还没有施诸其上。

以最著名的两枚果核为例。其一为《后蜀纪事》所载，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书舍人刘光祚进蟠桃核酒杯，云得于华山隐士陈抟。陈抟有仙名，此桃核杯自非俗物。其形虽不可知，但宋人周必大在《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二中说起时，特意提到：「先世尝藏桃核可受酒二升，与此正同。」可见其巨大远非寻常可比。

清 橄榄核雕钟馗、寿星 钟馗高三?五厘米 寿星高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件的记载则更为详细。据宋濂在《奉制撰蟠桃核赋》的序里所言，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朱元璋御端门，召翰林词臣，出示元内库所藏巨桃半核，命其作赋。该核长五寸，广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赐汉武桃」、「宣和殿」十字，涂以金，中绘龟鹤云气之象，后镌「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记」十字，亦以金饰之。从题铭分析，此核显系附会西王母赠汉武帝仙桃的传说而来。当时宋濂已有所怀疑：「颇意此核非汉武时物，字亦非宋祐陵（指宋徽宗）所书，」并进而认为：「杂书所载海外之国多大桃，虽不可尽信，或者得其遗核，特依仿而托之者欤？」有意思的是，此核虽然来历可疑，但不仅后世盛传一时，而且还多有仿制为器者。如传宋龙大渊编《古玉图谱》中有「古玉蟠桃核杯」一款，因配有图形，可一窥真容，所刻铭文内容、位置与宋濂所述全同。考订文字则言明玉色甘黄无瑕，其刻核文，深浅皱漏如真，杯底刻以云霞舒卷之文。编者还定其时代为「皇朝徽祖时物也」。

清 橄榄核镂雕人物图坠 长二?八厘米 最大径一?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中空，外壁浮雕庭园小景，洞石芭蕉之间，一人捧盘穿行而过，桐荫下，镂空圆月门内二人坐于屋宇中，似相谈正欢。人物、景物细节交代清晰，如微缩画卷，设计、雕刻皆精。空白处阴刻行书「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为李白《宫中行乐词》中句，似与画面情境不谐。末署「吴珩」款，其人待考。二小印不可识。坠一端配木盖托，内雕松鼠葡萄为饰，丝绳贯穿，连缀为一体

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先后辑刻而成的方于鲁《墨谱》卷一及程君房《墨苑》卷四都有「蟠桃核墨」一式，比较附图，几乎相同，也与「古玉古玉蟠桃核杯」极为接近。更为重要的是，传世罗小华制蟠桃核墨实物与图谱若合符节，增加了我们的感性认识，也表明这枚「蟠桃核」的影响。直到乾隆年间汇辑内府藏砚编成《西清砚谱》，在卷十一还著录一件「宋端溪子石蟠桃核砚」，从书中附图看，形态与前几件仿品有区别，但主要题铭却分毫不差，亦应归入以「蟠桃核」为样本的工艺制品系列。而乾隆在御题诗中，主要表达的也是对「蟠桃核」来历的不以为然，「识者付于一哂之」。

明嘉靖 罗小华制半桃核式墨 高一一?五厘米 长四?七厘米 宽三?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又据明嘉万时学者焦竑在《焦氏笔乘·续集》卷五中所载：「宋王黼盛时，广求四方瑰奇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献者，中容米三四斗，其间题咏之字满矣。」他还强调说：「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题字。」与对于「蟠桃核」的图文描述相印证，早期所重视的果核器物虽多刻字，也加以图绘装饰，或许还经整修，但却保持天然形态，与明清以来为人熟知的核雕工艺推崇巧夺天工的雕镂着重点完全不同，而且前者以大为尊，后者以小为务，其思路也颇有差异。

核雕工匠

「夏白眼」 核雕工匠依目前已有资料，最早以核雕工艺名世的工匠为宣德年间的「夏白眼」，他能在乌榄核上雕刻十六个娃娃，只有半粒米大小，却眉目喜怒悉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鸾等，其蟠屈飞走，绰约之态，成于方寸小核，被誉为一代奇绝，人皆宝藏。值得留意的是，记录其人的张应文《清秘藏》、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均为嘉靖、万历以后文献，这或许与明代中晚期社会思潮的变迁不无关系。当此时，商品经济萌芽，思想禁梏松动，市民文化兴起，某些知识分子价值观趋向多元，他们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到工艺美术领域，推崇高超的技巧，核雕因而受到重视，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夏白眼」之后载名史籍的核雕工匠，也是从这一阶段开始逐渐增多。

清 揉手核桃（一对） 故宫博物院藏

王毅 首先要提及的当然是因魏学洢所作《核舟记》而广为人知的王毅。毅字叔远，自号初平山人（此号可能来自与其家乡常熟有关的一个历史典故，虞山西南麓一处多乱石，相传汉代「叱石成羊」的仙人黄初平曾到此，故有「初平石」之名），虞山（今常熟）人，天启初年寓居嘉兴秀水杨家村，约活跃于万历、天启年间。在他之前还未见有人制作核舟，在他之后核舟已成固定模式，制作者代不乏人，故有一种论调将核舟的发明归之于他，可惜尚缺少更多有力的证明。核舟以东坡游赤壁为题，依魏氏描述：「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款识「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天启壬戌为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此舟为王毅持赠魏氏。他还曾送李日华一枚核舟，李氏详记于《六砚斋笔记》卷一。所刻似较前作简朴：「中作篷栊，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合。开则内有栏楯。船首一老，皤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一书卷，右几一炉，手中仍挾一册。船尾一人侧坐，一櫓置篷上。其一旁有茶炉，下仍一孔，炉上安茶壶一，仍有咮有柄。所作人眉目衣褶皆具。四窗上每扇二字，曰：『山髙』、『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款：『王叔远』三字，仍具小印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近年在宁波镇海发现一件桃核舟，首尾长二点九厘米，高两厘米，舟中雕刻五个人物及可以开合的小窗八扇，有的学者认为可能与王叔远有关。

王叔远广交当时名士，固因其技艺绝伦，但其文化素养似亦不低，有诗集名《雪崖集》。沈季友编《檇李詩系》卷十九中尚存一首，题《雪崖秋晚作》：「草白秋风后，花香晓露初。扶藤萦藓石，引水灌芙蕖。久病多仇药，长贫独爱书。萧然深闭户，自觉送迎疏。」沈氏赞其「天怀旷迈，作诗懒于近名」，此诗正可见其多才多艺。

清 桃核雕十八子手串及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邱山 与王叔远同时的著名核雕匠人还有江苏无锡人邱山（又作丘山，一说安徽贵池人）。陈贞慧在《秋园杂佩》中谓其所制胡桃坠，「有渔家乐、东坡游赤壁、百花篮，诗意有夜半烧灯照海棠、春色先归十二楼数事」，「人物山水树木毫发毕具」，雕刻精工。

沈君玉 吴县人，褚人獲在《坚瓠集》中记其「以橄榄核雕跎子一枚，棕帽、胡须，肩有补缀，手持一扇，扇有诗四句。又刻杨梅核为猕猴，眉目毕具，其技特精，或云能画」。

清代核雕延续明代的传统，继续朝着精微细腻的方向发展。关于核雕可以不断向微雕化踏进的原因，有人曾提出或与西方放大镜与显微镜的传入颇有关联。此一话题，尚待更多证据的发现。

清 核桃刻诗雕人物图烟壶 通高四?九厘米 径三?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保留核桃原形，外壁凹凸自然，光洁细润。一面浅浮雕山水、流云、树石，二老者一持杖披发，背生光华，另一长髯着帽，紧随其后。二人容貌装束，都有西洋风味。背面阴刻隶书铭文：「有香自鼻，无火名烟，入华池中，通绛宫前，洩宣是赖，导引所先，善藏其用，于兹取焉。」引首钤「惜阴」，文末有「珍」、「赏」篆书小印。器物中空，上有小口，配有黄杨木蒂式盖。

「金老」 据钮琇《觚剩·续编》卷四所载，清初有一位名字已失传的苏州工匠「金老」，能「用桃核一枚，雕为东坡游舫。细测其体，大不过两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春，宋荦家藏一桃核舟，左侧窗坏，无人能修治，于是「赠银十饼」请来金老，金老看过后谓此舟原本就出自他手。

封锡禄 嘉定竹刻名家封锡禄以擅刻竹根圆雕著称，曾于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年）入京供职于养心殿造办处。据金元钰《竹人录》记载，他又善镌桃核舟，大小不过两指甲，中坐三人为东坡、佛印和相从之客，船首两人，船尾一人执扇烹茶。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合。舟底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两行细字。又能于橄榄核上镌「草桥惊梦」，屋宇人物，位置天然，间以疏柳藏鸦，柴门卧犬，夜凉景色，摹绘逼真，奇幻出人意表。

此后，核雕很可能成为封氏技艺传承的一个重要品目，后来侨寓吴门（今苏州）的嘉定人赵学海之妻吴氏，也能制桃核舟，《竹人录》谓其可「与封氏并传」。

陈子云 清代早期还有一位不见于著录的工匠陈子云，传世作品相对较多，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核舟上即可见出其技艺的高超。

清 陈子云款橄榄核雕小舟 高一?四厘米 长三?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初文人笔下所记核雕作品还有不少。如吴伟业《梅村集》卷十四、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巻四十一均有诗名《桃核船》，且用韵相同，或本为唱和之作。宋起凤《核工记》载其所见：「桃坠一枚，五分许，横广四分。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计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疑思诸态，俱一一肖之。语云：纳须弥于芥子，殆谓是欤？」而高士奇在《记核桃念珠》中述所得念珠一百零八枚，以山核桃为之，圆如小樱桃，一枚之中，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合计为数五百，所刻仅如一粟，却梵相奇古，可谓「艺之至矣」！

杜士元 到了乾隆初年，吴郡（今苏州）有一位杜士元善于雕橄榄核或桃核舟，窗帘、桅杆、帆、篷、橹、舵等都能触动，人物细节须发俱完，连茶杯、托盘都毫厘不爽。钱泳在《履园丛话》卷十二中誉为「鬼工」，且记其每件作品值银五十两。乾隆曾召其入宫，赏赐甚厚。今常熟博物馆尚收藏有杜士元款核舟。

「苏州样，广州匠」

从以上所列举不难发现，核雕匠人主要出自以吴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高士奇在《苑西集》卷四《榄核船》诗题下小序所言：「吴人以橄榄核为船，诸物俱备，且极工巧。」虽仅道及核舟，却也差可推及其他。

清乾隆 黄振效款象牙雕小舟 高一?五厘米 长四?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镂雕窗户可活动开合，船下有舵，活动自如。人物细小，极为精工。船底阴刻填漆楷书款「乾隆戊午花月小臣黄振效恭制」十三字。戊午为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

黄振效于乾隆二年年底与杨维占等三人一起，由时任粤海关监督的郑伍赛作为牙雕好手举荐入京，隶属内廷「如意馆」。

这一点甚至在宫廷工艺中亦有所反映。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核舟，雕成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有陈祖章款。陈氏来自广东，以牙匠身份供职于造办处。这件作品正好说明了雍正至乾隆初年宫廷工艺中江南风格与类型的主导地位。而广东匠人的加入，使一种所谓「苏州样，广州匠」的风格逐渐显现。直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以后，进入紫禁城服务的牙匠人数减少，且几乎全为广东籍，以上情况才得以改变。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同署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款的广东匠人黄振效与杨维占所雕象牙小舟，可能为二人初入宫时考校水平的「试手」之作，其形式亦取材于核舟，同样折射了雍乾之际宫廷牙雕工艺中广东、江南风格的较量与消长。

「巧物不复得」

核雕工艺虽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产品价值不低，但其工艺难度既高，制作周期又长，故从业人员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高士奇在前引《榄核船》诗中曾感叹：「雕锼心太苦，曾否足赀粮？」又曾转述长洲周汝瑚所言，详述其窘况：「吴中业此者，研思殚精，积八九年，及其成，仅能易半岁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饱，故习兹艺者亦渐少矣。」除了投入与所得不成正比外，传承此技的门槛也挡住了不少初习者。那位「金老」自承：「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传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他还感叹：「世间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气不静，气静而神不完，与无巧同。」可见核雕之难。

清乾隆 杨维占款象牙雕小舟 高一?五厘米 长三?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细致写实，与宫廷画家徐扬所绘《乾隆南巡图》及《姑苏繁华图》中内河座船形制相仿。栏杆细如篾丝，栏板雕花镂空，纤毫毕现。舵可自由升降转动，极尽工巧之能事。而在四面通透的舱室、篷顶、船头，更雕刻十七个人物：主舱八仙桌旁围坐三人，一仆捧壶侍立；后舱四人，或倚栏，或休憩；舟头三人操作、烹茶，另一人正欲从船舷走向船后，双手扶柱，如恐倾堕；篷顶五人，戴箬笠者正奋力拉绳，一小儿爬上高处，母亲作势相拽。人物小如米粒，全无眉眼，但动态清晰，身份明确，篷、檐等部分的不同质地均有交待，其工艺之周到令人称叹。舟身一侧阴刻填漆「乾隆戊午孟夏小臣杨维占恭制」款识。

因此，核雕并没有发展成规模较大、波及地域很广的工艺门类，根据目前所知，除江南外其他地方比较少见。直到清晚期，广东因出口需要，也曾制作核舟，其地榄核体型较大，故能达到雕刻双层画舫，有十六个可以开阖的门窗、五十八个不同人物的程度。

细读有关核雕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到一种反复出现的矛盾论调，一面详细描摹并赞叹为「刻棘镂尘」、「精巧绝伦」、「鬼工」，另一面却又贬斥为「灵怪」之技、「狡狯」、「器之淫」、「其巧为甚拙」等等。这里面自然不乏迂阔的儒家精英的泛道德训诫，但恐怕也有不少是因应卫道之论的修辞技巧。不管怎样，作者的心态都是颇堪玩味的。倒是编辑《虞初新志》的张潮说了一句老实话：「特恐此论一出，巧物不复可得见矣，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