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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大呼女权女权,她们却连肉身都在沦陷

 昵称535749 2016-03-12
2016-03-11 15:03 | 豆瓣:frozenmoon

当我们大呼女权女权,她们却连肉身都在沦陷

(文/杨时旸)

因为三月八日的女性节日,这几天关于女权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虽然大多说不到点上,大多都自以为在呼唤权利但实际上仍然在不经意间流露歧视,但权利意识的觉醒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对自身权利的争取,本身也是对他人的一种解放。其实,当我们可以大声探讨和呼唤一种权利,就说明它离我们并不太远,而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连呼喊它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这部提名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野马》展示了那样的真正禁闭的可能性。女性从身体到精神都被囚禁,而这种囚禁还以爱意之名,以纯洁之名,以信仰之名加以实施,当这种暴虐和侵犯被塑造成一种“独特文化”需要被“理解”,那么真正的人性之光就会成为囚徒。

对于权利,应该去争取,把它从一块微小的光斑扩展成一片光亮,而不是在不言不语中,看着光亮一点点被阴影蚕食。所以,这部作品值得被观看。

——影评分割线——

最终,在奥斯卡外语片的奖项上,《野马》还是败给了《索尔之子》。但这个结果绝不会掩盖《野马》的光芒。开场几分钟之后的迅速转折就已经宣告,这段发生在土耳其村庄里的荒诞剧情有着怎样残酷的走向。这个以小见大的故事,有着铺张的野望和难以辖制的自由之光。

电影从一派烂漫开始,五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姑娘,放学后结伴与男同学玩耍,在海边,两个姑娘分别骑在了两个男孩儿的脖子上做着类似“骑马打仗”的游戏,发泄着青春期孩子无尽的精力。回到家后,五个姑娘被祖母依次叫到房间教训。最终,祖母告诉她们,是一位老太太告了状,认为她们骑在男孩身上的行为“不检点”。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封闭村落里,与男孩子公然亲昵被认作是一种罪恶。从此,五个姑娘被软禁起来。不允许外出上学和玩耍,不允许与外界的人接触,由于她们的父母去世,没人能解救她们,祖母和叔叔成了看押他们的狱卒。姑娘们只能每天在这座房子里打扫卫生,学习烹饪,跟随着老人学习如何变得具备妇道和懂得顺从。

这部电影的色调、光线和镜头摇曳的角度都十分讲究,一个内核极其幽暗的故事,却一直被放置于一个阳光明媚的环境下进行展示。几个姑娘站在窗台上努力擦着玻璃,温煦的阳光暖暖地射进来,打在她们青春的身体上,这反差更加令人心痛,而女孩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张望,那层玻璃展现出的“透明的囚禁”也愈发显得残酷。


当我们大呼女权女权,她们却连肉身都在沦陷

土耳其的女导演蒂尼斯艾葛温在呈现几个女孩的形象时,竭尽了一切力量用细节去推动着情欲的汪洋。她们的外形,穿着,举止,一切都在彰显着肉身的本能,同时,也在对比和对抗着一个禁欲之地的荒凉与荒诞。五个姑娘摇曳着散乱的长发,像情欲的旗帜,在一个必须包裹身体发肤的地方,那头乱发如此魅惑又如此危险。而且,即便无法出门,她们在家里也要换上鲜艳的比基尼假装游泳。她们偶然一次逃出房子去看球赛,穿着紧身牛仔裤,钻过墙洞时,镜头从姑娘们的腿和臀上慢慢摇过,那道曲线已经说明了一切。她们对身体的展现多么大胆,其他人对身体就多么恐惧。

很快,姑娘们的窗外被焊接了铁栅栏,正值青春期的她们,开始被安排上门提亲,然后不可选择地成亲。有人反抗,有人自杀,有人自暴自弃,直到最终,两个最小的姑娘,结伴逃亡,奔向伊斯坦布尔。

某种程度上说,《野马》讲述的也是一个和《房间》相似的故事,其实,比《房间》还要残忍。毕竟,那个故事还是一段黑白分明的灾难与犯罪,而在《野马》的囚禁故事中,一切对于人性的阉割都以文化之名,以爱意之名,以纯洁之名,以信仰之名,当施害者把圣洁与道德作为自己的盾牌,这一切使得受害者深受摧残却无人可以解救。电影中,面对着那个道貌岸然的叔叔,上一秒钟还试图逗自己和妹妹开心的姑娘,下一秒就拿了叔叔的枪饮弹自尽,所谓绝望,还需要怎样去诉说吗?

这部电影的写作方式非常巧妙,你把它当做一个微观的故事来看,它可以成立,你把它当做一个宏大的寓言来看,同样成立。叔叔代表着强权式的父权,而祖母看似对姑娘们充满保护欲的初衷,但实际上是更加无知和深邃的恶,相比于男性明火执仗的暴力,这个角色身上所隐喻的女性自己对同性别者的软糯的迫害,更加令人悲伤,她用一种“强迫性的文化”告诉孩子们顺从命运是唯一的,也是道德的选择。如果说,叔叔所代表的是强加于肉身的迫害,那么祖母所代表的就是从精神内部的摧毁。


当我们大呼女权女权,她们却连肉身都在沦陷

《野马》是一部典型的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作品,但是对于权利和自由的探讨却远不止到女性为止,电影到最后,早已经从对性别权利的探讨延展成为了人类层面对于自由的渴求。


当我们大呼女权女权,她们却连肉身都在沦陷

这部电影中,那几个姑娘的表演极为令人称道,她们把那种发自青春本能的倔强、独立演绎得真实无比,她们没有任何口号,也没想过反对什么更大的文化禁锢,就是凭借一个人对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追求的本能行事,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动容。当她们第一次出逃后,站在大街上,穿着帆布鞋和牛仔裤,跑到球场看台上放肆地笑闹,就像美国和欧洲的女孩一样,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天赋权利,剥夺这一切的人就是邪恶的。

如果说电影有什么是遗憾,或许结尾的虚弱成为了唯一的缺陷。那两个女孩找到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师的家里。但这样的庇护又怎能持久呢?更深的拷问,导演并没有提供。但是这些姑娘所经历的囚禁和挣脱的过程,已经近乎一部人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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