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淮: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 | 文革的记忆与思考

2016-03-12  qlllm

目录
引言
一、反校党委保工作组
二、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
三、云贵保省委 回京反文革
四、社会调查与博览众书
五、在工宣队统治下
结语


引言


“清华,工程师的摇篮”“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 年”——两个口号,决定了清华学子的共性:刻苦学习知识和坚持体育锻炼。身为工程物理系04 班班长的我,当然更为突出,不必赘述。我的个性——大公小私的人生观和极左教条的世界观,则需稍费笔墨。


小学语文课本有篇讲述苏联卫国战争中,堵枪眼英雄马特洛索夫的童年故事。老爷爷说:“由于你的存在,使别人更幸福”,对马教育极大。这也成了我终生的座右铭。雷锋的“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更是我的行动指南。例如:

大学生粮食定量30 斤,一半大米白面细粮,一半玉米面粗粮,同宿舍的南方同学对早餐的玉米面粥还能勉强下肚,对正餐窝头则难以下咽。我把自己的细粮票和他们的粗粮票对换,让 他们慢慢适应窝头。手表和自行车当时是奢侈品,我的则是全班的公用品。你去火车站接亲戚,手表戴上;他到北大看老乡,自行车骑走。我的逻辑——爹妈的一切 都是人民给的,我的一切都是爹妈给的、当然更是人民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我的想法——我比雷锋差远啦!


下午课后的体育锻炼,竞争性的球类活动比枯燥的田径运动更富有趣味性。我分派同学去借球,僧多粥少,有时很不幸,球借光了;有时更不幸,借到最后的球,场 地已被占满。我决定自力更生。父母每月发我20 元“学资”,交完伙食费还剩5 元零花钱。我每月省2 元买个球,3 个月下来我们班阔了,集体所有制的蓝排足三大新球凑齐了。我们再也不用排队去抢借全民所有制的旧货。有球斯有地,各种球场任我们优先挑选。


1964 年暑假,毛主席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批评了教育工作,与我的极左观念不谋而合。尽管清华也挺左的,但是比我中学母校北京101 中右多了。我怀念101、不满清华,大学期间一直剃101 的招牌光头就是明证。


大一时,我的极左言行与校方发生两次不大不小的冲突,它对我们双方都影响深远。其一、北京日报发表赞扬清华的文章,校广播站反复广播。系总支组织学习讨 论,我说:“这就像有人夸我几句,我写在日记上,反复当众朗诵一样。”其二、大一下学期,校教务处发到班上许多宣传材料,让同学送回中学母校,动员高三同 学报考清华。我把一大包印制精美的宣传品原封不动送回,对教务处领导说,“中学毕业生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或就业)’,你们不应该干扰他们。”


大二上学期,组织通知我,65 年12 月25 日星期六,开会讨论我入党。我郑重严肃地要求延迟一天,在中国的“圣诞节”、毛主席生日的星期天举行。当时七天才休息一日,谁愿放弃?我有情有理的要求当 然被无情无理地拒绝。一个高班党员说,“星期日开会?异想天开!表决你入党时,我肯定投反对票!”吓得我够呛,提心吊胆好几天。25 日的支部大会上,按照惯例我还是被全票通过入党。那位高班党员说:“入党日期,你以后就填写12 月26 日吧,没人追究你。”


文革初,校党委某秘书揭发副书记艾知生,“破坏党的阶级路线,反对干部子弟阎淮入党”。这时我才知道,艾知生得知我入党后,对我系领导大发雷霆:“念日 记、退材料的阎淮?这种简单化的小教条也能入党?一年的预备期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转正!”八十年代广播电视部的艾部长多么左,可是当年他还 嫌我左,可见我当时真是太左了!这么左的人当然要欢欣鼓舞地迎接极左的文革了。


一、反校党委保工作组


1966 年5 月16 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我们干部子弟(除父母已受冲击者外)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欢欣 鼓舞跃跃欲试,准备全身心投入这场“兴无灭资”和“防修反修”的伟大战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伯达和康老(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陈伯达和康生)是我崇敬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江青阿姨更是伟大领袖的亲密夫人。我决心在他们的间接领导下,把文革进行到底。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了,身为“中干子弟”的党员,我既不 可能是群众领袖,又不甘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毛泽东语)。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我成为一个小弄潮儿。


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些许夸张,但是形势瞬息万变确是事实。因此,前三个月我用“大事日志”的形式,重点回忆当时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 法、说法和作法,有关的背景尽量简要。(部分背景资料参考邱心伟和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 年)


1、当了三天造反派


5 月,蒋南翔校长在全校报告中,一再把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和教育改革,并强调学生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因为蒋的提法与毛主席的谈话精神不符,我很有看法。在讨论会上,我说:“这是抹煞阶级斗争,是矛头向下,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6 月1 日,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南翔当天表态:“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我私下议论:“清华是更高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2 日,清华出现一些批评蒋5 月报告的大字报。同学说:“这和你的看法一样,还不冲出去?”我回答:“我是预备党员类似中农,上不是正式党员,地主般的财大气粗;下不如党外群众,贫农 般的无所顾忌;我这一亩三分地的预备资格,说没收就玩儿完。”——为了政治生命,谁没个人考虑?我按兵不动,以静观动。


3 日,校党委组织反击,一大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大字报贴出。据校方统计,支持党委与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一万对七百。艾知生在党员会上说:“57 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我暗自庆幸,未轻举妄动,躲过一劫。


4 日,一些盲动的同学被迫检讨,说自己“第一炮没放准”。我同情安慰他们:“和57 年不同了,一张大字报打不成右派。”


5 日清晨,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等贴出《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革》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反应及时,上午立即召开全校大会, 认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党委乘胜追击,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还让实习工厂的师傅写拥护党委的大 字报,用“工人阶级说话了”压制反党委的师生。对这些做法我极为反感,但是还想“补台”,就通过组织系统向上反映:“这哪是‘主动领导运动’?完全是积极 压制运动,赶快改弦易辙吧!”

6 日,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党委又布置“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以求“反蒋”和“保蒋”的大字报基本平衡,制造“革命”气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对清华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过饰非的小动作更让我不齿,我忍无可忍,于是——

7 日,我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物0 的四名干部子弟团干部,贴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揭露批判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阳奉阴违的卑鄙做法。“反蒋”同学贴出“清华 的聂元梓站出来了!”的大标语,广而告之。(从此,我在文革中的“亲密战友”都是干部子弟党团员。)

8-9 日,反对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由于我们四个“中干子弟”的家庭背景不硬,故反击力道极强,有骂叛徒的,有指责“你由极左沦为极右”的,还有警告“你预备党员别想转正了!”但是,坏景不长——


2、被工作组重用并整了人


6 月10 日,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蒋南翔停职,校党委瘫痪。清华进入了近两个月的工作组时期。


11-13 日,全校范围内,掀起上揪大小“黑帮”、下批众多“保皇派”的大规模自发性群众运动。(黑帮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指保黑帮的群众,这是当 时《人民日报》定义的正式用语。)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 出现谩骂推搡等野蛮行为。我本性心慈手软,又和这些“小黑小保”们关系不错,当然义不容辞,便挺身而出制止诸不文明行动。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说点不太 革命的话,还管了点用。(30 年后,贾春旺部长的秘书说:“你当年保护过老干部。”我答:“贾只是副科级小吏,我是保护哥们
朋友。”)


14 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会。我文革前较左、6 月初反蒋、近日挺文明,是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皆表现优异的“三好学生”,加之本人成份党员、家庭出身干部,可以说是“五好青年”。工作组舍我其谁?我于是成 为班和年级核心组长,工物系文革领导成员兼系纠察队长。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领导我们进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我当然完全拥护、充分信 任。加之,工作组的领导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局长,和我们的家长一样,有种天然的亲切感。我由旧清华的班干部升为工作组的系级学生领导,官大了,错误也将大 了。


15 日,在工作组和我们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运动正在纳入正轨。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16 日,工化系三年级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17-18 日,支持和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都不少。我当然反对蒯的观点,运动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工作组就是党。但是工作组没有组织反击,我也按兵不动。


19 日,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看大字报,在大礼堂前与蒯大富辩论半小时。蒯重复他大字报的观点,薄最后说:“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副总理的话,我信!我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工作组。


21 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参加清华工作组。(19 日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告诉我此事并让我保密,我偷偷透露给几个同年级的干部子弟朋友。)哇,毛主席把她都派来了!我更积极了。


6 月24 日,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与蒯大富的辩论会。蒯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工作组掌权了,他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 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主席台旁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使我平生唯一一次整了人。大会主席是贺鹏飞和李黎风,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让我带领系 纠察队在主席台维持秩序。工人出身的朋友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口负责安排发言者上台。下面是他在《华夏文摘博客》的回忆:


“辩论会上蒯大富历数工作组的错误,叶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势压人,激起了我的义愤,于是我自作主张阻止左派上台发言。 辩论会后,我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粗暴蛮横,打压革命群众。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学,争取他们签名。左派阎淮怒目圆睁,恶狠狠地说,‘你放 毒!’他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从此摆到了对立面。”我现在不记得“怒目圆睁恶狠狠”的细节,但是被整者对挨整的情节,肯定比整人者的记忆 深刻清晰。以我当时的心态,这应该是事实。


随后的一个月,工作组力图把文革纳入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模式:开始整人了,清华开展了“反蒯运动”。王的回忆可见一斑:“围剿蒯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蒯派 分子隔离审查。班上同学关系不错,没人对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对轻些,我还有人身自由。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批判会当然是我主持,“手段 轻”也是整人呀!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这个阶级兄弟从蒯大富的反革命营垒中挽救出来,即所谓的“治病救人”,其实是无病整人。工作组检讨时,说是“整 错了人”,我后来认识到不只是“整错人”而是“整人错”,我犯了大错误!


7 月6 日,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反蒯运动取得巨大胜利。


7 月22 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接见蒯大富,谈话3 小时,表示支持。清华形势急转。


3、见到江青和毛泽东


7 月25 日和26 日两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到北大参加群众大会。我事先得到消息,提早占据有利位置。陈伯达和康生都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让我大吃一 惊。接着江青讲话,她首先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激动得像见到毛主席一样地使劲地鼓掌,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接下来令我“巨吃一惊”的一幕发生 了。江青带着哭腔“痛说家史”:“北大的张少华,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结婚。我和毛主席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陈伯达走到 江青背后,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越讲越激动,嗷的一声就哭开了。我们都傻了,不知是否应该鼓掌或 者喊口号。顷刻之间,我对江青的印象逆转,由伟大夫人变为家庭怨妇。她把家庭琐事家丑外扬,太有损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了。我对毛主席有多热爱,对他老婆就 有多讨厌。


7 月27 日,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激增,我们保工作组的也不甘示弱。继6 月初写“反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我贴出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工作组的成绩是主要的!》。


7 月29 日,在人大会堂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要求有各种观点的人参加,我作为“保工作组”的代表与会。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先简短讲话,刘少奇的长篇讲 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后两头。开始他说:“刚才恩来和小平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其实周、邓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派工作组的事,没引人 注意。现在刘一再强调“中央决定”,并拉出周和邓见证,与四天前我亲耳聆听陈伯达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清华同学在大会堂 一楼前排,我看得清清楚楚,与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惊人之举一样,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言、更令人费解的更惊人一举: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现。毛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扇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 舞台前沿把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 万岁!”真是万众欢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着深灰色中山 装,脸色发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这与我七年前,国庆十周年游行时,看到天安门上和蔼可亲的他判若两人。毛始终一言未发,任凭欢声雷动,竟自转身走 回后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告别康桥》的首尾八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少奇与恩来(徐诗:‘作别西天的云 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发一言即拜拜(原诗:‘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情此景,毛的肃然与刘的茫然,半个世纪后,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与七年前也判若两人,从戴红领巾的傻小子初中生成长为能思考(不敢说“会”思考) 的党员大学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思索:这不像预先安排的接见群众,也不是大会议程的一个节目,就这么突然露一面、绕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二十天 后的“八一八”,我从天安门城楼下来,看到新的领袖排行榜,恍然大悟:那是对刘少奇的下马威!


二、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


1、清华红卫兵成立


“8 月4 日上午,全工物系工、贫、干子弟会上,我们一、二年级十几个干部子弟不同意成立贫协,决定不管高年级,自己成立红卫兵。高班干部子弟听说后同意了,下午开 大会成立工物系红卫兵。晚上总理报告后,很多人又觉得不该成立红卫兵,思想不统一,红卫兵名存实亡。后来徐沙(二轻部长徐运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员 长林枫之女)向我们骨干传达:总理秘书对他们说,总理不同意成立贫协,对红卫兵还是支持的。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红卫兵,但是人数精减了,其中干部子弟占很 高比例,领导全是干部子弟,我们觉得这样可靠。


8 月中旬,刘菊芬(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召集在附中开了各系红卫兵领导会,我系去了五个,会上讨论了形势,决定联合行动。最后决定各系派一人组成联络 组,统一步调。工物系就派汪致远(其父是文革后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回系后,低班红卫兵不干,他们力量强,就换成了我。8 月19 日全校红卫兵大会,宣布总部成立,联络组就成了总部,清华红卫兵也就算正式成立了。”(67 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为反革命,我在3 月15 日的小字报检查中的第5 页交待如上。检查贴出后,除遭遇众多大字报批判外,在其上还有许多批语,典型者如:“坦白为上,总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等等。为保 存众批语,某夜晚,天黑风高无人之际,我把小字报揭下留存。日前清理资料,偶然发现50 年前的真迹史料,摘录于此,引为旁证。)


需要补充的是:8 月4 日成立的工物系红卫兵,各年级选一人,组成6 人联络组,实际是我负责。中旬自控系刘菊芬通知我,开全校红卫兵联席会,每系只能去5 人。我说服关系较好的一年级的联络员不去,二至六年级的5 名联络员与会。会议决定各系选一人,组成“红卫兵校联络组”,将来公开时再称“总部委员”。汪致远推我,我不干,说汪比我年高望重、见多识广。刘菊芬最后 决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级的汪担任。我假谦虚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活思想却是:“工物系高干子弟云集,有彭真、李井泉、林枫、安子文、叶飞、耿 飚、邱会作、徐运北等高干的子女,以及更多的副部长和少将的孩子;我这个中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主持的组织中,难展手脚。”下午,回到系里传达会议决定,红卫 兵们、特别是没有联络员与会的一年级同学,认为汪太稳重温和保守,
坚持要我任总部委员。他们去刘菊芬处聚众闹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这般、勉为其难地当了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当时,校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由 各系文革组长组成,负责人是贺鹏飞和刘涛等,我系是李黎风、数力系是后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我与他们接触较多。)占了原清华书记办公的“甲所”, 我们红卫兵总部占了隔壁校长办公的“乙所”,经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俩儿好、一家亲”!


8 月4 日晚,清华万人大会,叶林代表工作组检讨错误。总理讲话強調:“要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 很多同学听出总理与中央文革的调子不一样,有一些人写条子給总理,要求播放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录音未果。会后贺鹏飞对我说,总理那天告诉他“今后由中南局 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


5-6 日,少数同学要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入批判校领导。


7 日,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根据多数人意见,不再辩论工作组问题,尽快批判校领导。”


8 日,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发起“八八串联会”,反对《八七建议》,要彻底批判工作组。“八八”重要成员(67 年成立的“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说:“显然,‘八八’的宗旨与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馳。”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21,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2004 年)


9 日上午,我们保工作组者,成立“八九串联会”,赞同《八七建议》,不再批工作组,尽快批黑帮。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我当然倾向总理。


10-15 日,清华两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派”开会批斗了工作组的三位组长,经委副主任叶林、冶金副部长周赤萍中将和林业副部 长杨天放;大字报猛烈批判自称“普通组员”实为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于公,他们少数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期望通过批判上述四 人,直捣最高层的“走资派”。于私,他们大都被工作组整过,越批工作组,越显其正确。我们“八九派”批斗了几个校党委副书记。我们以干部子弟主导、以工农 子弟为主体的多数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内局处级的党内中下层。王任重告诉我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于公,我们当然害怕深 批工作组,批到派工作组的少奇、总理和小平,动摇中央领导层。于私,工农子弟是工作组“反蒯”的主力军,否定工作组就否定了他们。干部子弟不会因工作组的 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为批工作组,批不到我们的爹妈,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们可自命大公无私。


2、周恩来与我们亲切座谈


8 月16 日晚,周总理召集“临筹”、“八九”和“八八”三方负责人座谈。因为前两方基本是红卫兵的干部子弟哥们,利益和观点完全一致,名义是三方,其实是两派。工 作组时期,我们“代表党”整对方。近期,虽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们,但我们人多势众,还是压迫他们。双方势不两立,很难坐在一起,现在坐在一辆大轿车 里,自然要争个我是你非,文明说是辩论,俗话就是吵架。我方的两个组织的头头都是各系一名代表组成,当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总部一共才四、 五人,都来了;3:1 的比例,我们依然是人多声高、以势压人。双方一路从清华园吵到大会堂,在等待时也不罢休,直到21 时总理进来。


总理与我们一一握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和家长的职业。轮到我时,总理问:“哪个怀?”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儿。”他亲切地说:“我们算是同 乡!”当我说父亲在物资部时,总理又问:“是阎某吧?”我没有惊讶,因为听父亲讲过——他在国家计委时向总理汇报过工作,几年后到物资部又汇报时,总理还 能叫出他的姓名。我当时对总理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


随后我们让总理先指示,总理说:“先请你们谈谈对清华运动的看法和建议。”半个世纪后,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总理的原话,但是“请”字肯定有。在总理雍 容大度、温文尔雅的伟人风度感召影响下,同学们都和刚才判若两人,我们用最冠冕堂皇、最绅士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乏绵里藏针地(毛泽东批评邓 小平时的用词)打击对方抬高自己。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让我们不高兴的是总理最后批评我们不该吵 架,“我在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了,要求同存异,你们是组织的领导,要给下面的群众作团结的好榜样。”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亲耳听到总理在其它场合一再讲的他 的出身问题。“我出身是官僚地主,父辈败落了。我出生于剥削家庭,但背叛了这个家庭,是不肖子孙,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党是讲出身成分,但重在现实表 现。”我感觉他是对我们干部子弟讲的,是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的婉转批评。在大会堂吃完夜宵,晨4 时总理又单独见了临筹成员。回清华的路上我们不再争吵,可能是总理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饱了发困”,大家都昏昏欲睡。


3、“八一八”上天安门

17 日凌晨,周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通知我们次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当天夜晚清华的几千学生集合出发。


18 日凌晨,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东边。6时,贺鹏飞突然通知我:“你们系可有5 个人上天安门。”我拉上顾逸东、王国力和物九的金东锡等,与清华“临筹”及“八九派”的骨干共50 人,和全国各地的1500 名学生一起,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带领下,走上天安门城楼。

7 时,毛主席走过来接见我们,大家都热血澎湃,幸福激动地大喊:“毛主席好!”


7 时半,大会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学生代表讲话。


8 时,游行开始,百万学生通过天安门。


9 点半,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带着众领袖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他不断地挥动军帽,向我们致意。经贺鹏飞的点拨,我注意到刘少奇离毛泽东远远地站着,面色阴郁不言不语。当红卫兵要给他戴袖章时,他什么也没说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


11 时,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已经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主席,又走过来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确切地说是触碰到他那宽大温暖柔软的左手。


年轻的我在天安门上站了5 个多小时,已稍感疲惫。但是主席老人家在城楼上整整6 个小时,仍然意气风发毫无倦意。这无疑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动员令,从这天起,学生变成了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次日关于这个集会的报道中,刘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为八。徐沙历来语言幽默刻薄,他对我说:“刘涛过去进中南海,对卫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号家的。今 后可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样是两个指头,但只能表示是八号的家属了。”我觉得刘涛挺可怜,经常私下安慰她;在“临筹”和红卫兵的联席会上,我照样尊重她, 请她发表意见。毕业前听说她和土建系的才子万润南恋爱了,我为她高兴并祝福她。


19 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的总部委员。


4、结识陈元、宋克荒


20 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走走形式,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备批斗蒋南翔。我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在回校路上, 我们车队被一辆小车拦截。车上走出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我不客气地说:“哪个中央,刘少奇的吗?”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 不行吗!”我顿时软了。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回校批斗。后面的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众人无言 以对。我顺势说服大家,交出蒋,让他们二人送回高教部。我们回到学校,只好把“斗蒋大会”改成“斗蒋誓师大会”了事。


不打不相识,我就这样结识了自控系一年级的大鼻子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子)和二年级的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三个月了,刘 涛和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联合署名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条枪,都是各系的高干子弟,但是从未见“超高干子弟”的陈元和 宋克荒之名。“临筹”和红卫兵共二三十个头头,象鄙人这种等闲之辈都混进去了,也没有陈宋二位的身影,以至于交友甚广的我都不知道清华有此两人。初交时, 总见仪表堂堂、豪爽大气的宋,站在衣着朴素、彬彬寡言的陈前面,我还以为陈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虫。深交了,才发现仗义执言出头露面者宋、深思熟虑关键决策则 陈。至交后,他们影响了我后二十年的生活轨迹。


5、“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 毛泽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22 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22 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貼大字报,必須是增強团結,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总理讲话的精神我特认同!他淋着雨不让给他打伞的平易风范更令我敬仰。


23 日,校内批评领袖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最让我愤慨的是《周总理8.22 讲话是个大阴谋》等攻击总理前一天讲话的大字报。我们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黑暗的八月二十四日降临了!


晨5 时,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内部馆”。我们如获至宝!


上午,“临筹”和红卫兵在清华“甲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商议对策。贺鹏飞拿出“高91 班”孙某某的被制止未贴出的给毛主席写的大字报底稿,我们义愤填膺。会议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此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的秘书, 征得王任重的同意。(有回忆文章说,是王指使我们干的,我没有确切证据。)


中午,“临筹”广播,希望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有人问我,内部馆在哪里?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外校人员离校,封锁校门。


14 时,按计划,我们总部委员分别秘密通知本系红卫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让我系的红卫兵先用大标语覆盖住自己写的批评领袖的大字报。


15 时,十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附中。同时广播,让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16 时,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12 校红卫兵,在附中召开誓师大会。贺鹏飞动员:“清华有一股妖风,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贺的鼓动才能。


17 时,12 校红卫兵2000 余人从附中跑步进入清华(我带领工物系约百人),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同时广播《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领袖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我们还广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语气强硬外,还提到“我们牢记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破四旧”的风暴中,此时此地“纪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吗?)


18 时,对批评首长的大字报拍照。同时在贺鹏飞指挥下推倒“二校门”。


19 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清华园笼罩在(红色?白色?)恐怖中,史称“清华八二四事件”。


6、我的严重错误


8 月24 日下午5 点半,12 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负责人来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芬让我去了解详 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学的师生2 万人,家属3 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几百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右派归单位管理)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重点清理。我回去 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8 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 又起来,咱惹不起,还是整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


据《清华文革亲历》48 页记载,查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我记得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好像金银财宝不多。 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两三间屋子。我们主要是带回“赃物”,“坏人”让居委会纪录在案,以后严加管束。一个例外是,我高中同学郭某的母亲曾在国民党军 队医院任职,在她家发现一些子弹壳,人赃并获被带到指挥部。她说是儿子在工厂实习时的劳动纪念品,我见是熟人让放了。(多年后我已忘却此事,郭见面还感谢 我,令我羞愧不已无地自容。)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时我认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行动。文革后认识到,这是侵犯人权,是犯错、也是犯法。最近为写此文,看了一些清华师长的回忆,得知他们当 时被毒打的情节。我更感到清华红卫兵罪孽深重,我作为总部委员应该向所有被我们虐待的师生和家属真诚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刻有“清华园”三个字、古典优雅的二校门是1911 年清华建校时的校门。1933 年,清华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是清华标志性的文物建筑。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们清华红卫兵彻底毁掉 了!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体情景,以为是老年痴呆。日前听王克斌说那天他在现场,想找我劝阻,没找到,还挺奇怪。现在确认,其实我在干另一 件坏事——抄家,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不同之处干两件坏事,尽管当时我很想!克斌还说,你没参加毁二校门,这段的“我们”应改为“他们”。我不改!尽管“毁 门”没有事前讨论、是临时起意(否则爱凑热闹的我不会缺席),但事后我也赞成,同样有责任!文革中杀人与毁门都是对公民和文物最彻底的消灭,人死不能复 生,文物不可复制,同样罪不可赦,都应受到法律严惩。在清华,杀人者坐牢,毁门者无恙!若现在谁再毁掉颐和园的重要文物,不杀也得判个无期。我们可以上推 领袖下卸群众,现在谁也不可能再追诉惩罚我们。但是我的灵魂还在被煎熬被惩处!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复制的。根据《文物法》,我们不但犯了错,而且犯了 法,是清华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现已查实,北京在“红八月”打死万人,抄家近10 万户,逐出京城12 万户。主要具体施暴者应该就是以我们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我在2011 年曾写道:“(文革前)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 的群体。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香港《明镜月 刊》,2011 年9 月期,P114)十七年的毒树,结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又充当“扫四旧”的打手,重现28 年前,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夜”的“悲惨世界”。清华校友中对“彻底否定文革”有异议,但“彻底否定老红卫兵”应该是共识。在中国的“水晶之月”,近百 万皇城“贱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之时,我还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毁二校门,抄家破四旧的神圣感和幸福感中——可耻可悲!


曾参加党卫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屠杀的体制。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 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更何况我还是干过坏事!


8 月26 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刘菊芬执笔)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被公认是中央对“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 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我当时更自认“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 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沒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 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0)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弃中央文革。几 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工六千),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53 页记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的正义和正 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道可见一斑。


八月底至九月初,清华红卫兵和“临筹”组织多场阶级教育会(如请全国劳模、掏粪工时传祥等工农忆苦思甜)和批斗黑帮会,双方各出一个头头主持,我曾分别与 贺鹏飞和乔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后我们仍有私人情谊和工作交往。我在红卫兵总部中与刘菊芬和数力系的高晓红、在外系的红卫兵中与工化系的刘延东等三位鸽派女 性观点同、私交好(因观点一致也因我本性懦弱),至八十年代仍继续来往。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开始了“大串联”,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轰省市委”。为建立红色中国许多革命先烈都流血牺牲了,先烈们的那些流了血没 牺牲的革命战友,即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摊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们红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革命老干 部。你说是“保爹保妈”,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气,反正中国基层不能乱。八月,我们“老兵”以保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保了众多派工作组的中央部委领导。九月,我 们要主动出击,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联“造反”,我们当然应该去串联“保皇”,能保一个省算一个。我向红卫兵总部请假,说咱们红卫兵已掌控了清华,我要到西 南去保皇。贺鹏飞和刘菊芬都很支持。


三、云贵保省委 回京反文革


1、“敢死纵队”大战云贵


66 年9 月初,我和同系的徐沙等9 位干部子女,打着“清华大学红卫兵南下敢死纵队”的旗号,赴云贵保卫其省委。选择那里的原因是,我的铁哥们徐沙的父亲(原二野干部)解放初曾在那里任省领导。


我们到达云南后,立即与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取得联系。云南支持省委的群众拟成立全省的红卫兵司令部,反击北京和当地造反派的“反 动行径”, 阎和秦请我们协助筹备。九月中旬,在昆明人民广场召开数万红卫兵参加的“红司”成立暨保卫省委誓师大会,党政军要员讲话支持。宣读“红司”宣言的是省公安 厅长之女王海燕。我在大会上介绍了“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接见我们清华红卫兵50人的盛况,以及《人民日报》支持我们“八二四”壮举等清华红卫兵“过 五关斩六将”的战绩。会后保守势力大振,省委和军区在保守派红卫兵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形势。我们“敢死队”首战告捷,随即转战省委告急的贵州。


贵州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省委书记贾启允65 年4 月刚上任一年多。陶铸指示:“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信任,我们当然要保!二是,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9 月起连发数封信,反对省委、支持造反派,被中央文革重视。李是1955 年的上校,60 年升大校。我认为,级别高低标志着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区区一个校级军官竟敢反对中央四号陶铸肯定的省级党委,我们跟你死磕啦!


66 年9 月下旬,在贵州省委大楼的两侧,出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两个据点——北京“三司”几百人炮轰省委的指挥部,我们“敢死纵队”九人保卫省委的办公室。当地百姓 诧异:北京到各地的红卫兵都是造反的,怎么你们是“老保”?起初,我们人少势大,在各高校联络,并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团结在“敢死队”周围,使贵阳 成为保守派的天下。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央明确支持李再含和造反派,我们失势了。当初大张旗鼓进驻贵州,半个月后偃旗息鼓溜出贵阳。


新华社记者肖健卿在《贵州文史》2010 年第二期《贵州“文革”初期琐记》中写道:“据说,大约在9 月间,一位副省长的儿子,从北京一大学组成一个小分队,在贵阳各高校串连,大肆宣扬省委的业绩,特别说明贵州山地居多,少数民族比例较大,能取得目前的成 就十分不易。为了活动方便,省委领导还向小分队,优厚地提供了活动经费和场所,提供了宣传车辆。北京小分队不负父辈的希望,活动也很有成绩。不久,‘省委 会——没问题,大方向——正确的’口号,就呼喊出来,在全市大街小巷贴出了醒目的标语。随后,贵阳的造反组织奋起反抗,用大字报揭露这个北京小分队的内 幕,并针锋相对地呼喊出‘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 错误的’口号。”


此文基本属实,只是肖记者暗指的副省长陈璞如(文革后任铁道部长)之子,中国科大的陈金城与“敢死队”活动无关,陈只在我们回京后,表示感谢;在我们倒霉时,表示歉意而已。


1967 年初,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镇压了中学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联动”后,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贵阳敢死纵队”被列为“高校联动”,图文并茂地 被展览示众,并注明“革命干部的杰出代表”李再含向中央汇报时,点了“敢死队”的名。清华造反派说,“你们被永远地、无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0 月1 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首次提出“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确支持“少数派”,各大中学校掌权的“多数派”红卫兵(亦称“老 兵”)顿时感到被中央抛弃。我如五雷轰顶浑身“拔凉”、痛苦知晓大势已去。(这也是“敢死纵队”在贵州惨败的大背景。)


10 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清华已是蒯大富的天下,我们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在云贵和北京惨遭滑铁卢后,我对中央文革极度不满,对文化革命彻底失望。原来认为运动是对着少数有问题的干部,现在感觉不对了,文革是要整垮全部干部队伍,我们是螳臂档车无力回天。


脱离城市无聊的造反与保守,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此想法在清华无人响应,我找了三位天真的北京101 中的同学。我们计划从南向北、从富向穷走遍中国农村。11 月初,坐火车到广州后,背着一二十斤生活用品、步行七八十里,来到番禺县乡村。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了一个月,两个党员、两个复员军官 (65 年哈军工归地方),四个干部子弟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受了大罪、长了大进。当我们回到广州,准备转战湖南时,听说清华红卫兵在北京炮打中央文革。消沉的革 命(反革命?)意识顿时被激发,我不能缺席,应该立即返回北京、投入战斗!


2、与陈元和宋克荒反中央文革


12 月中旬我回到清华,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史称“十二月黑风”已被压制。留在学校的“老兵”头头,大多卷入后被整肃,清华红卫兵遭遇灭顶之灾。

上文提到的《检查》中,我写道:“12 月下旬,我和没有卷入‘黑风’的红卫兵总部委员高晓红、张某等,及我系低班的干部子弟接触过,想重新把清华红卫兵拉起来,与蒯大富继续斗,好好干一场。” 我用主席诗词安慰“黑风”后被迫检讨的、被江青点名的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朋友:“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


1967 年,我们蓄芳的来年到了!


“1 月6 日下午,我和没赶上 ‘黑风’的朋友,陈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从,四人谈起形势,感情相投又有许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写张大字报。晚饭后四个人分别起草,写完 后讨论,认为陈元和我的较好。宋和徐睡觉,我和陈把两人的草稿合并理顺。清晨,徐沙睡醒后,说他清醒了,不同意写这张大字报,要闯祸的要倒霉的!我们三人 坚持写,并决定署名‘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之义、又指共产党。)有三重含义:一、我们三人是多数,徐是少数;二、当时我们保守派统称多数派,造反派是 少数派;三、我和宋是党员,并以此为荣。我们拿底稿到学校,请人抄好,陈、宋和我三人当众贴到大礼堂前。当时可能是7 日中午。”(引自67 年3 月我的《检查》)


在大字报中,我们从运动形势、公安部抓人、两派组织、揪黑风后台、批评中央文革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对当时运动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动的是:“中央文革有许多 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应该批评。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们还点名批判了锋头正旺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和戚本禹的几个讲话。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小报”,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报道陈宋阎三人于7 日贴出反动大字报 。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 。(《清华文革亲历》,P98)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有几篇支持的,以及更多的反击和批判的大字报。当时造反派内斗激烈,没有精力过多地关注我们,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引起的波澜,风平浪静了。

1 月中旬,我们在清华没戏演、没戏看了,于是找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开始了两个月的滇浙苏三省、逍遥派的游山玩水不串联。在昆明附近玩够后,因得不到东进的车 票,曾滞留在春城。通过关系我们进驻“停业”的民盟“省党部”赋闲。友党欢迎我们——有北京的老红卫兵看门护院,当地的小红卫兵不便骚扰。其间我对三个朋 友更加了解。陈元整天在图书室阅读马恩和列宁选集,闲暇时向我们宣讲心得。宋克荒用自己的相机钻研摄影技术和艺术,并拿我们开练。徐沙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 唱机和唱片尽情欣赏古典音乐,还教导我们如何听懂交响乐。既无艺术细胞、动手能力又差,宋和徐无法让我开窍,我就只能陪太子读书、和陈元寒窗苦读马列了。 陈启蒙我,让我学习原来一窍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是我当时最大的收获。我们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其《开讲辞》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 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 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黑格尔一逗(号)到底的长句令人震撼,涤荡我的灵魂。我和陈元不断背诵给宋和徐听,尽管经常遭到嘲笑。(下半年,我 和陈又研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使我的精神再次升华。)

2 月底,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学生必须回校闹革命。我们3 月初回到清华,噩运等待着我。


3、被造反派专政抄家

“3 月16 日,清华井冈山总部发表政策声明,说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八九派,打击反革命逆流。号召造反派杀回各班去,展开楼道战、宿舍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 消灭八九反动思潮。造反派在许多班级组织了对铁杆八九同学的批判和斗争,强迫他们做检查。”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86,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2004 年)


在清华的“三月镇反”中,我这个工物系“八九红卫兵”的一把手,又写过“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理所当然地成了系里第一号反革命,被专政了。具体待遇是:


1、行动受限制,不得擅自离校,校内不许与“八九派”接触。
2、全校批斗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万人大会,我被押解到台上陪斗。
3、系里开了若干次我的批斗会。(校系批斗会和单独逼供信,我只被按头、并未挨打,即只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否则肉体受不了,灵魂就出窍——我肯定胡说八道乱供乱咬,早节不保。真心感谢文明的造反派同学!)
4、两个同学到我家抄了我的房间,搜走我的日记笔记等物品。(当时父母还未倒霉,子弟先于干部被抄家,是为干部子弟中的特例。)
5、被迫书写数份、共二万余字的检查小字报,张贴于系里。(这是我文革中仅存的宝贵资料,上文曾引述,也要更诚挚地感谢造反派。)
6、禁止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4 月10 日,清华召开30 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大黑帮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陪斗。我这个小反革命不够陪斗的资格,但又怕我这个保皇派破坏,当然不能让我去现场,可是谁也 不愿意留在宿舍看我,失去千载难逢看热闹的大好机会。于是,4 月9 日,两人押送我到校门递解出境,勒令我11 日晨不早不晚准时回校报到。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殊不知“放鬼容易、收鬼更难”。我才不回校呢!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是:“生命 没危险,爱情未来到,只为自由故,二者无可抛!”失去自由了一个月,我要在家里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主义的生活。当时的三里河、现在的“中央行政区”,十几 个部委所在地,老红卫兵的天下,看谁敢来物资部大院抓我?

4 月14 日,巨大喜讯传来,不是伟大领袖又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而是清华“四一四”成立,井冈山分裂为“团派”和“四派”。当权造反派的分裂,无疑是被压保守派 的福音。“镇反”无疾而终,反革命的我、自我平反自动解放了!如果说,对“专我政”的造反派的感谢是事后认识的“马后炮”;那么对“四一四”的感恩戴德则 是彼时的“当头炮”,当时真想放炮竹庆祝。



四、社会调查与博览众书



1、四市调查与结交刘泽彭

67 年5 月6 日,四川成都造反派和保守派大规模武斗,死数十人、伤数千人,全国震惊。随后,两派众多人马来到中央公关,关于此次武斗的经过和责任众说纷纭。陈元、宋克 荒和我决定去实地调查武斗真相。多才多艺的孙巨(无线电系、李井泉三子过继给三机部长孙志远)为我们用圆萝卜刻制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印章”(我称是公刻私 章)、用长条肥皂印制了井冈山的介绍信。我们通过来京的保守派得到火车票,与自控系雷同学去成都,住在他家。(大串联已结束,无“红卫兵接待站”提供食 宿。)


在成都详细调查“五六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我们认识到:在伟大领袖宠信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对文革不满的军队支持保守派的地区战斗(不只武斗)和死伤不 可避免,保守派必将惨败。我们忧心忡忡,又无力回天,只能攀峨眉以散心。在山中各寺庙留下的借条,宋克荒分别署名清华蒯老富或蒯少富。游览之事不值一提, 值得记录的是,在山上我们遇到自动控制系的老友刘菊芬和刘泽彭。下山后,刘泽彭加入我们的队伍,他文笔上乘,中干子弟,父亲早亡。于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家 村”变成“四人帮”,我们四人的友谊持续数十年至今(并未因我反对“风波”出走而中止)。在校期间几乎天天见面,毕业后年年春节回京探亲都要聚会。文革 后,刘先任克荒之父、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秘书,后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外界戏称是主管党务的陈云义子。我被陈元劝到中组部后,是宋父的部属,刘的同事。我们四人的生活轨迹就这样交错缠绕。

6 月,在成都郊县调查完毕。他们三人担心“走资派”父母和“狗崽子”弟妹的处境(我们四人皆为长子),要直接回京。我认为再次免费外出机会渺茫,应该充分利 用现在的地理优势,沿铁路线继续调查,于是我孤身一人在西安、郑州、保定三个省会考察文革了解社会。陕豫冀三省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的对立都很严重,零 星武斗不断,但是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凭借信用度较高的清华学生证(孤家寡人不敢再用“井冈山”印信),我在两派的驻地和阵地穿梭。为了取得信任 便于了解情况,我不时违心地分别表示同情和支持双方对立的观点。实地调查后,我为他们的真诚而悲哀,更为他们的安危而担忧!文革半年后,因为广大干部和我 们保守派的境遇而怀疑文革。一年后,因为我们同代青年、他们造反派的伤亡而否定文革。


陕豫冀,既无中学同学在读高校,又无大学同学在此居家,父母战友也都自身难保。我无处投靠,只能住店。前面已交代:大学期间家长每月发我20 元“学资”,交饭费15,还剩零花5 元,算是“富农”。文革后经常在家蹭吃蹭喝,小有积蓄,升级“小地主”。但是正如葛优所言:“地主家也没余粮啊!”我小地主进城也不能天天住大店呀。在三 省会,我住过大车店、睡过大通铺,在候车室半坐半躺熬过几宿。在那里结识了三教九流,接触了社会底层,尽管没有看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怎样水深火热,但 我见识了中国三分之二的百姓“水火”如何。我第一次听说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当学徒、初中毕业上技校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原以为那是些学习差的笨孩子)。老 舍的《四世同堂》在这里是四世同“室”,我走进贫民窟、懂得了“平方米”的概念。(干群官民天壤之别,我们兄妹四人住校,平时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四室一厅一百多平的局长单元。更别提北京哥们家的部长四合院,云贵朋友家的省长小洋楼。)


在郑州火车站附近浴室的“一夜情”至今难忘。请勿翩翩联想,当时没有平民的“性服务”,只要“平民性”的服务——浴室晚上结束洗浴业务后,花两毛钱可在温 热混浊的浴池中舒舒服服泡个澡,再在2 尺乘5 尺的小床上香香美美睡个觉。在不能洗澡的小店住几晚后,浴室就是天堂。那天正在天堂的琼浆中尽情享受,身旁的两青年搭讪。一番亲切交谈后,首都大学生和河 南游民有了点情——感情和交情。次日,白天我随新朋友整天行乞、偶尔行窃。他们高超的顺手牵羊,我毫无察觉。事后他们向我炫耀战利品,我劝戒:勿因小失 大,砸饭碗进局子。他们答:警察忙于大革命,无暇小治安。晚上,按约定我管饭(打卤面),他们管睡。晚餐后,我把随身的辎重(换洗衣物及雨衣)和细软(十 几元巨款及手表)花5 分钱存在车站“物品寄存处”,跟他们登高而睡。——是年五一,蒯大富请来全国第一个林副主席的“四个伟大”题词,在被我们推倒的清华二校门处,敬立了全国 第一座领袖看门塑像。郑州也学清华、赶时髦,在火车站前搭了十几米高的脚手架,白天忙活、黑夜安静。攀上约20 米乘5 米的平台,我把塑料凉鞋枕在头下,平躺在比浴室的小床宽阔无比的高大木床上,空气也格外清新。在初夏习习凉风中,“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 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我们躺在高高的统帅旁边,听朋友讲那过去的事情。”丐友们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当晚经引荐,我结识了几位“老大”,第三日我随不同的老 大到不同的地盘实习。晚饭,老大们非要宴请“状元”,我受之有愧地吃了。餐后,同样夜宿高台,别样的是,他们坚持要“听我讲现在的事情”。无奈,吃人家 “嘴长”我神侃京城内外文革有意思和没意思的故事。(不好意思——这伙乞丐,比列位看官早半个世纪先听到上文诸事。)两天三夜情之后,浴室邂逅的二位,执 意赠送我5 分钱的站台票,依依不舍送我上北去的列车。当互道再见时,我们都知晓:再见——不到了!清华大学只教了我两年有限的理论基础课,社会大学却教了我无限的人生专业课,在众多的导师中,这些丐友在时间序列上无疑位列前茅。这些课程使我增强了“平民意识”,在干部子弟中更显异类。


2、博览众书文体并举


1967 年6 月,中央紧急指示: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参加文革。而当时清华的文革就是造反派的内斗,我不感兴趣、也不敢兴趣。7 月至12 月,我在清华园里度过半年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生活。


文革初,四川某气矿炸爆,一片火海。32111 钻井队殊死搏斗,6 人牺牲21 人烧伤,扑灭大火保住了气井,名噪一时被誉为“英雄的32111”。回答朋友询问,我说正享受清华32111 的幸福生活,三饱二倒一书一泳一棋牌。即是:“三餐吃饱吃好,午觉夜觉不少;晨读书暮游泳,晚上围棋桥牌学会了!”


吃——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即许多产业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坏生产时,清华的大师傅一天、不!是一顿也没停饭,让我们这些既不革命又不学习的“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顿顿吃好。我不敢说大师傅伟大光荣正确,但他们真敬业!


睡——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住校坚持午睡,清华也提倡午睡。当时“毛著”没人天天读,午睡倒是“雷打不动”,“工管”后则大翻个颠倒乾坤、只读不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国,北京规定供暖16 度即达标,冻得够呛。遥想当年清华温暖的冬夜,真感谢只拿三四十元的锅炉工。


玩——夏秋季,“布尔什维克”的“四人帮”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偶尔捎上“孟什维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后到不要钱的颐和园去游没人管的野游。而后, 在风景宜人的万寿山下昆明湖畔,交换读书心得、探讨时局形势,肆意褒贬毛林周及所有文革升迁者。我还篡改了毛诗《和柳亚子》:牢骚太盛利健康,风物长宜放 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大会堂(或“南书房”)。


文革前喝过一勺心灵鸡汤:“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吗?”清华学子当然不甘于“吃睡玩”的低级人生活,于是我们还读书。班上同学说: “我现在不要四大自由(毛文革恩赐、后被邓没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只要四大名著。”他钻研的还真有成效,列出《红楼梦》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图 表,让初读者一目了然。又有后继者为三国诸将领和水浒108 人列出小传,作为辅导资料油印分发。


7 月16 日中央文革接见学生领袖,蒯大富说:“清华有90% 是逍遥派,没事干、大字报也不贴,从空想主义跌到悲观主义。”(《清华文革亲历》,P224)文革仅一年,我们“吃睡玩读派”是绝大多数,紧跟老人家“继续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我文革中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清华图书馆。管理员们不像半个世纪前,那位在北大只干了四个月的润之同行那样具有雄心壮志,他们和清华所有的职工(不包括教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最平凡”(其实是“最低下”的别称)的岗位上,为“吃喝玩读们”服务。


67 年夏,我首先通读了建国以后全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人民手册》年鉴中政治方面的文章,约数千万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历次政治运动有了全面了解。


秋天,我阅读了“内部书籍”中全部政治类的“灰皮书”。书籍来源除了上文提到的高干子弟好朋友外,还开辟了胡乔木的侄子和胡绳之子等清华同学的新书源。对我影响较深的有:

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我对残暴的斯大林和专制的苏联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与毛和中国对比。


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它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让我对社会主义开始理性的批判。


《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就是文革前传,共和国人民与帝国臣民何其相似乃尔,党卫军就像红卫兵的前辈!(《兴亡》是徐沙带我去北大历史系,向他四中学长胡德 平借的。胡讲:“父胡耀邦嘱咐,什么书没了,《兴亡》也不能丢!”我答,“会像和氏璧一样爱护。”阅后当然完璧归胡。)公开发行的《九三年》理所当然地让 人对照“六六年”,此二书使我从历史和世界的全新视角审视文革。“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阶级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否正确,我不知 道;人道主义“绝对正确”我认同!雨果老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

1968 年1 月4 日凌晨,清华发生武斗,双方伤百人,三十多位入院治疗。33 年前,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创“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失去蒋校长的清华也“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不愿干武斗的部分 造反派和不愿被武斗的全部保守派纷纷卷铺盖离校,京民回家、北漂则投靠文斗学校的老乡。


2 月5 日春节初一半夜,宋克荒突闯我家。他说:“回沈阳探亲,父母被关,我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机部投奔大姐,姐被管制,无处可去,只好找哥们你了。”宋在我 家住月余,后投奔没倒霉的某将军。或因文革中来家避难的朋友较多,或因准老年痴呆,此事已忘。四十年后宋故事重提,戏说当年救他一命。我答:“举手之劳, 言重啦!林彪和小平之亡,你都冒险在第一时间通知外地和外国的我,才是恩重如山。”


68 年春,我读完所有能淘到的“内部书籍”中以苏联文学为主的“黄皮书”,主要来自物00 的朋友之父袁水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书库。印象较深的有:《苦果》是“苏联右派”作品集,好似中国右派反官僚和特权作品的俄文版。爱伦堡的《解冻》,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渴望中国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营让我震撼!我认为它是后来获诺奖的《古拉格群岛》的缩 本。


而后,我精读了翻译家周煦良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卷精选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几十部精品的精彩章节。阅后按图索骥,我千方百计找寻国内出版的原著,在知识和精神上接受双重洗礼,完成工科生的文学涅磐。

与朋友们骑车游遍北京远近郊区的名胜古迹、风餐露宿寻古探幽,则是这个春天我生活的又一亮色。


3、河北农村考察


68 年4 月23 日,清华武斗升级为战斗,由冷兵器升华为热兵器,由零星械斗发展成持续战争,史称“百日武斗”。文革前,清华实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如水利系参加密 云水库的施工,我系参与核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的运行。我无奈地调侃:“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造反派好样的,不忘记清华传统,武斗都真刀真枪地 干!”


近期返校已无可能,夏天我和徐沙、顾逸东到物02 班何建坤(文革后任清华副校长)的家乡河北安平县,继续我66 年的农村考察计划。这里恰巧既是八路军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又是大跃进的模范县。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农民的贫困还是让我们震惊,我们穿的最破旧衣服还是 农村的华服。第二天我们藏起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收音机没敢露面(该知之事有大喇叭)。与66 年去广东大相径庭。那次公社干部对社员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首都红卫兵,到农村锻炼传经送宝的。”我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现状,参加过“忆苦思甜 会”但对17 年历史的阴影一无所知。在红太阳照耀的红海洋中,向阳花般的公社社员哪敢向红太阳的红卫兵讲“困难时期”的负面故事。这次,我们不是红卫兵洋学生,而是邻 家二小子的同学哥们,随着同学叫二爷爷、三大娘、四哥、五嫂。“人家城里大官的娃娃,跟咱土农民挤一个土炕、啃一屉菜窝头、喝一锅稀糊糊,白给队上和咱自 留地干活,还要给钱和粮票。这仨娃子不赖!”有这样的赞美,你什么心里话听不见、什么真实情况了解不到?


文革中我没有朝圣井冈山和延安,但听说老根据地的贫困,现在亲眼看到“中根据地”和“合作化模范县”现实的穷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似乎是中国农村的咏叹调和主旋律。农民讲述在并无大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自己亲人饿死的悲惨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听。我才知道:遍 野饿死者,皆是种田人!


之前在城里,我们曾讨论过共产党最对不起谁:“镇反”的地富反坏?“反右”的右派?“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文革”冲击的干部?贫穷的工人?现在在乡 下,我终于有了答案:农民!是根据地节衣缩食养活了红军八路的老区农民!(我们的父母已成“食有鱼、出有车”锦衣玉食的高级干部,他们还是食不果腹、衣不 遮体是土农民。)是分到土地踊跃参军牺牲、解放全中国的新区农民!(百万战死内战沙场的农民是烈士的主体,纪念馆和烈士公墓可有其名?)是忍受巨大“剪刀 差”盘剥、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全国公有化农民!是至今没有解决温饱、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二等人民——农民!


五、在工宣队统治下


68 年7 月27 日,毛泽东派遣61 个工厂3 万工人,在8341 部队(中央警备团)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园。工人被蒯大富派攻击,死5人伤731 人。8 月,工人宣传队宣布长期进驻清华,要求师生立即返校。


9 月我们从河北农村回清华,经历了一年半暗无天日的被管制生涯。


1、与工宣队的摩擦


毛泽东亲自培养的典型是“六厂二校”(六个工厂和清华北大),印刷“毛选”和“毛像”的新华印刷厂是最革命的第一厂。工物系的工宣队就来自该厂,“工军宣 队”的系领导是8341 领袖卫队的一位连长。在极左“激情燃烧的岁月”,最左的尖刀插入清华最机要系,是顺理成章之势。我与他们左派的做派格格不入、摩擦不断的原因有三, (1)、经过两年的学习与实践,已初步形成“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愚昧很强大,能禁锢人一世;又很脆弱,你一旦挣脱,任何力量绝不会使你再愚 昧!)(2)、我们大字报点名批判的关锋和戚本禹已被毛抛弃,(口头诋毁江青无纸无字,从不承认!)我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飞。(3)、工宣队对伤亡工人的 “团派”恨之,对武斗的“四一四”恶之,对我们“逍遥派”好之。摩擦具体事例如下:


“新抗大”事件。8341 那位连长异想天开,让实验室工人用有机玻璃做一米见方的“新抗大”三个字,放在系馆楼顶。我说:“剩余的下脚料不要扔,我要做活雷锋三个字别在胸前。”新 抗大在楼顶立足未稳,被迟群发现,勒令取下。我说:“多亏我的活雷锋还没做,否则和你们一样瞎忙活了!”连长想整我,还没来得及,我们就化敌为友了。次日 陈元来找我,连长与陈握手问候,原来他曾是陈云的警卫员。陈元对连长说:“你要早听阎淮的,就不会被迟群训了。”农民出身的连长对首长及其子弟有极朴素和 极浓厚的阶级感情,因此对我也不计前嫌,格外照顾。好景不长,军官撤出,系里只留工人师傅。


工人把社会上流行的、学生们生疏的对“毛像”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毛选”的仪式强加给我们。对此我是心中有怨,但既不敢怒更不敢言。68 年冬“清理阶级队伍”,派出“可靠份子”外出调查“不可靠份子”的历史情况。我系干部子弟关某池“外调”回来作报告说:“旅馆房间只一面墙有毛像,便自费 买三幅贴上,使任何方向都能看到伟大形象。我们坚持天天读,回来已后半夜,旅馆没有桌子,还躺在床上读毛选后才睡觉。”我对这种宗教仪式的不满顿时有了发 泄点。讨论中我说:“既然躺着学习,就应该再贴一张主席像在房顶。后半夜已是第二天,你们当日还是没读毛选,还不如我们在学校在工宣队的直接领导下,真正 天天读了。”同学们跟着挑毛病,学习榜样成了批判对象。


学习解放军,我们64 级150 人为一个连。连长是新华厂的青工,高考落榜当了工人,文革造反成了左派,在厂里技术不行还挺“刺儿头”,有了工宣队这差事,领导顺水推舟卸了包袱。新华厂 轻松了,工物系倒霉了。你从长沙的中专生掌权后如何整知识分子,就能推测出中学生怎么整大学生。例如他规定,宿舍不许插门(怕看反动书籍),听收音机不许 用耳机(怕听反动广播)等。饭前在食堂前排队唱红歌,无论数九寒天还是三伏烈日,他认为歌声不嘹亮或音律不整齐就不让吃饭,直到他满意为止。我不由得想到 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当面叫他王连——长(弱读),背后称他“王连举”(《红灯记》中的叛徒)。过去我对领导提意见,是人民内部的干群矛盾;现在对工宣队 有看法,就是反对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可能是敌我矛盾。我私下牢骚:“我没当过亡国奴,不知道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之苦;但我亲身体验到一个 阶层被另一个阶层管制之难(四声)。我不是基督徒,没有原罪;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在落榜的工人面前,也无原罪!”


69 年初进行“整党”,由党员“讲用学习毛选体会”,群众评议通过,方可恢复“组织生活”。第一批安排“讲用”的是工宣队和学生都满意的,顺利通过。第二批是 工宣队满意而学生不满的“积极分子”,如上述的关某池,当然没有我。工宣队按照毛泽东“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在关等“讲用”后召集部分同学开会,布置 让这批“积极分子”通过。随后的全体群众大会上,我的哥们提出我比关某好,许多“三分之二”呼应,最后我和“积极分子”们一揽子被通过,我是唯一没有“讲 用”就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腰杆也硬了点。王连举开口闭口“你们知识分子要接受我们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学习毛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 成……”的“50 字建党方针”最新指示时,我虚心地向不是党员的王连长请教我的困惑:“根据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无产阶级由党员的先进分子和党外的落后分子两部分组成。 知识分子党员的先进分子如何接受党外落后群众的再教育?”他当然无言以对,只能在毕业分配时惩罚我。


我上述的“阶层管制论”和“落后再教育论”在朋友圈中流传。北大国政系的李海文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经过及影响》提到此事。(2011 年《炎黄春秋》第3 期)

老人家75 岁生日那天想起了我们,他说:“即使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宣队召开全校“可教子女”的千人大会,自然也忘不了我,还想让 我典型发言。我说:“家父虽被定为走资派,但现未死仍然健在,尚不属于死不改悔。而根据二分法,参会者是可教子女,不与会者就是不可教子女吗?”胳膊拧不 过大腿,我与会但不发言。是日发言者,我熟悉的有肖华之子肖云和刘瑞龙之女刘延东。我对人对己的要求是“两个不损害”,即:不损害己之尊严、不损害人之利 益。因之,我不耻于发言者。出社会,方知世事之艰辛,对人不再苛求“不损己之尊严”。对人及事,皆取“了解、理解、谅解”的“三L 解”态度,八十年代与刘等仍为好友。


2、毕业离校赴西北


69 年9 月,广播传出《烈士魂》哀乐,越南领袖胡志明逝世。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讨论形势,一致认为:中国的《烈士魂》播出前,文革混乱的局面不会结束,我们应养精蓄锐充实自我,静待天子归西,届时再展身手。他们也劝戒我锋芒“避”露,少惹是非。


回顾工宣队在清华的历史,工宣队的最大功能就是管制和整治知识份子。使我们从整体意义上成为“再教育”、”给出路”、”可改造”的文革对象。一工宣队头目 说: “什么时候知识份子的心情舒畅了,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队以知识份子为敌的心态。(唐少杰《一叶知秋》,P285,中文大学 出版社,香港,2003 年),——不是我喜欢招惹是非,只是我不情愿被别人“心情舒畅”地管制和整治而已!


70 年初,在工厂劳动十个月后,突然被召回学校进行毕业分配。原因是清华和北大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要为他们腾校舍。工宣队实行毛泽东的法家路线:论功行赏、 有仇报仇、奖惩分明。具体方案是:“连级干部云集大连,落后学生发配新(疆)西(藏)兰(州)。”我则连兰州都不如,是火车过兰州再开一天的甘肃武威县, 古称“凉州”,其荒凉可想而知。“布尔什维克”们也都没好果子吃:陈元分在湖南新邵县,刘泽彭分在吉林梨树县;宋克荒听造反派赞美林彪江青,气不顺说了不 恭之话,被定为反动学生留校审查。我们离校后书信不断、互通情况。71 年春节,北京探亲再聚会,四人交流了通信不便谈的思想。最重要的是陈元通报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内幕,特别是毛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说的“事情没有完”。我们分析 了毛林的性格和处事方略,都预感还有大事将发生。71 年9 月下旬,我在甘肃接到宋克荒北京来信,告知“老虎和爹娘摔死在内蒙外”。72 年春节,我们四人在北京重点研习林立果的“五七一计划”,认为公布它是毛乱了方寸,有利于民众的觉醒和文革的破产。这是我们70 年代初的交往,友谊持续着,政治上的再次交往是80 年代初,而80 年代末的一场“风波”使我与他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只保留着私人情谊。


70 年3 月,登上西行列车,经过两天两夜只坐不躺的艰苦旅程,奔赴遥远的西北陌生小城。24 岁的我,确实想到五十七年前,一个同样24 岁的青年,在同样的春天,同样背井离乡远赴西北。我们同样“一事无成、一文不名、一无所有,但是拥有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 (引自《第三帝国的兴亡》)他就是我深恶痛绝的阿道夫。第二感觉有点革命性了:我像冲出牢笼、将在广阔天地自由翱翔的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 翔,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高尔基《海燕》)


此后5 年,通过艰苦卓绝的“我的奋斗”,在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的路线图上,爬到县团级的武威煤矿机械厂的顶层。在全面整顿和回潮的1975 年,对口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对着清华园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结语


清华文革的四年,我犯过严重错误,也有丰硕收获。文革前,我是一个狂热的极左毛粉。文革初,看到许多基层的问题,以为是歪嘴小和尚把马列毛的正经念歪。中 期,对党内高层残酷内斗的了解,知道大和尚晚年嘴也歪了。后期,认为马列当年是真经,斯大林和毛泽东“跑偏了 ”,好经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的使命就是拨歪返真、修正旧经,净化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作补天救党派。


文革中的我,通过深入城乡社会底层和研读先贤哲人经典,树立了平民意识,成为干部子弟中的异类。维克多·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 主义。”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中组部的我,86 年到许多省的组织部和党校抨击时弊鼓吹政改。有人指责:“你天天吃党的,日日骂共产党!”我笑答:“你们天天夸党,是日日害党,我是在救党!”八九风波后 的我,不愿再“同流合清”,出走了。89 年9 月20 日我在《欧洲日报》上写出我的理想社会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司法、保障人权。——好像与党现在的诉求雷同,是吗?


作者简介
阎淮,45 年产于淮安。中学在圆明园,64 年就近潜入清华窃得物0 班长,次年混进党。70 年发配凉州,后在煤炭部当差再到中组部听喝。风波后游走欧美亚,卖方块字谋生。中国公民暂居美国,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叶不落归树。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上册,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2015年2月香港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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