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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移民

2016-03-13  公司总裁

明朝大移民明朝大移民                             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目 录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

明朝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明朝移民的规模与记载

明朝移民的方法与步骤

明朝移民的影响与作用

典故

文献记载

洪洞大槐树记载

枣强县是明朝初年大移民的另一重要集散地

1、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2、枣强移民的规模和分布

青岛、烟台、威海一带移民来自小云南的传说

山东的四川移民

明朝移民的意义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

明朝大移民

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全景

明朝大移民

            洪洞县洞县广济寺

洪洞县是山西人口第一大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地处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东隔霍山与古县交界,西靠吕梁与蒲县相连,北与霍州、汾西县为邻,南与尧都区接壤。洪洞县大槐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是明代的一处移民基地。

明朝在洪洞大槐树处迁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元末战乱之后,历经二十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

明朝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1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八十九年,但是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却是其他朝代所难以比拟的。那时候黄河两岸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同时也是中下游人民遭受灾难的罪恶渊薮。下游的黄河向以“善决善淤善(迁)徙”闻名。元朝曾有二十多年不打口子,任其泛滥自流,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人们被大水撵得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黄水过后,尸陈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染黄泉。

据《元史·王行志》载:

元末至正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四十五万八千户。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至正八年正月河决济宁路。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没城墙、漂屋庐、溺众生。至正二十六年二月黄河北徙,上至东明、曹州、濮阳,下及济宁皆受其害。济宁路肥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七十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正值中原地区大闹灾荒战乱之时,山西晋南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是因为那里有元将扩廊帖木耳(绰号“王保保”)镇守,他骄勇善战,足智多谋,再加上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起义军多次进攻山西,可终因地势险要而屡攻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正好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那里富庶,并且不打仗,便纷纷往哪里逃。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为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一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人。以此可知,明朝移民,势在必行。

明朝移民的规模与记载

明朝统治者平定战乱后,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明朝大移民主要是从山西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据《中国通史·明·休养生息·开垦荒田》记载:朱元璋为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从1307年开始移民垦田。他下令迁苏、松、嘉、湖、杭无田农民四千余户去临濠府(辖境相当今安徽沿淮淮北全境及江苏部分地区),徙江南民四十万于凤阳,迁山西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二州无田农民于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路费,耕牛和籽种,免税三年。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

一、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真定民无田者于凤阳屯田;

二、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太祖朱元璋曾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宽,民不宜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税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史·食货二》: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

四、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太祖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乃命后军都督府俭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

五、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五卫”,给山西民兵十万人各给三十锭令置牛屯田。十二月冯胜籍兵以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送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六、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往谕山西民愿徙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7府,民徙后者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圣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之贫者少矣。”

七、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遣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八、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遣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两万六千六百人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九、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明、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26072顷。”

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建文四年)户部迁官核实山西平阳二府,泽、潞、辽、泌、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十一、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督察院佐都御使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景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罪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部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十二、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一万户实北平。

十三、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平。

十四、永乐四年元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处郡县史李懋等240人言愿为民北平,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十五、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十六、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两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十七、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皆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狭,岁次不登,衣食不给,分丁于北平、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仍免田租一年。

明朝大移民经历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历时五十年时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明朝大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明朝移民的方法与步骤

明朝大移民历时五十年时间,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你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可谁也不愿迁到那里去,没办法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人;六口之家留二人;八口之家留三人”的比例迁徙。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

         洪洞县广济寺

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奴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地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悲壮情景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从政史资料记载迁山西平阳之民却有数处。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洪洞县是迁民重点应是无疑问的。而且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集中移民队伍,发放川资凭照,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更重要的是千百万被迁之民记载了自己背井离乡的沉痛历史。

明朝移民的影响与作用

明朝政府为了使移民能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迁移路费)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还免其赋税三年。山西移民来到中原地区,看到那么多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一时间慌了手脚,有的跑马占地,以马蹄印为界,谁圈起来就是谁的;有的以犁占地,围着大地犁上一圈,这地就归我所有了。有了地就张罗着盖房造屋,建立村落,有的依据地形建造,叫某坡、某坑、某河口、某湾;有的依据自己的姓氏,叫某村、某庄;也有的依据不同的行业,会种菜的叫某菜园;会打油的叫某油坊;会造纸的叫某纸坊。还有的依据盖的房子取庄名,盖瓦房多的就叫某瓦房;盖平房多的就叫某平坊;盖楼多的就叫某楼等。还有不少地方以“屯”、“营”取名的村庄很多。如:丁官屯、马坊屯、欧山屯以及张营、李营、孟营等。这些屯和营的来历大都是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实行军屯田、民屯田、商屯田所致。

据部分调查资料显示,中原一带特别是河南、山东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建立的。

如:山东省金乡县共有村庄一千二百四十七个,元朝以前建村六十九个,明朝建村八百三十个,清朝建村三百二十三个,民国以后建村八个,建村年代不详十七个。金乡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山东省曹县共有自然村两千二百七十六个,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就有一千六百○六个。

滕州市现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个自然村,属明代建村的就有六百九十七个。现存四百二十五个部族谱和碑文中,有二百二十五个部族谱明确记载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民来此。

河南省的林县、孟县、汤阴、内黄、兰考、修武等大多数县份的村庄都是自山西洪同大槐树移民来此。

明朝大移民前后经历三代皇帝长达五十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几百年来与各地土著人杂陈而居,既有交流和融合,也必然有矛盾和竞争,正是在这些不断发生和消解的矛盾和竞争中,克服了民族惰性,激发了聪明才智、生机和活力。也正是在一代、一代婚配、交流和融合中,优化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激活了人的各种潜在素质,在我国中原地带的人类进化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典故

 

在黄淮地区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

不过,在很长一个时期,洪洞大槐树移民只是一个民间话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清朝末年,景大启光绪末任山东曹州府(今山东菏泽)观城厅曲史,当地土民听说他是洪洞县(大槐树镇)贾村人,像远嫁的女儿见了娘家人一般,格外亲热,有些人还翻出族谱给他看,说祖上本也是洪洞人。景大启很受感动,就和另一个在山东做官的洪洞人刘子林相商,募资修复古大槐树遗址。此议得到了若干洪洞人的支持。于是,在大槐树旁建起了碑亭,还有牌坊。牌坊横额两面刻有四首怀古诗,其中一首云:

迁民往事忆当年,拄杖穿云窗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

景大启等人还编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洪洞移民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关于洪洞移民的研究论著,数量也颇为可观。迁入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数量极大。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一书中,我们检索出分布在九十二个县市的七百六十三个洪洞大槐移民村落。分布在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的实际数量,肯定要大于此数。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东比较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今聊城市;二是今菏泽市;三是德州市。

文献记载

关于今聊城市的洪洞移民,明朝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的这一建议,很快作出决定:“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明廷立即着手对山西平民实施了一次向外移民行动。“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临清,辖丘县、馆陶两县,隶属东昌府。实际上,明政府划定的山东移民区不只是临清一州,而是整个东昌府。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后军都督朱荣上奏称:“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两万六千零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这次移民影响很大,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

于是,“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整分田结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这里的“山东”应指东昌府。

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谕”(《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

文献中记载的往东昌移民,从洪武二十一年起,至洪武二十五年止。

明朝东昌府辖三州十五县。三州是:临清州辖丘县、馆陶县;高唐州辖恩县、夏津县、武城县;濮州辖范县、观城县、朝城县;聊城县、堂邑县、博平县、茌平县、莘县、清平县、冠县)。

 

明朝东昌府地图

今山东临清、高唐、平原、夏津、武城、东昌、茌平、莘县、冠县一带洪洞移民村落分布比较密集,印证了文献记载。

另一个洪洞移民村落密集地区是今菏泽市。菏泽明朝属兖州府。明朝官方文献中也提到兖州为洪洞移民区。洪武二十八年,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兖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七)。可见兖州也是一个洪洞移民区。兖州辖四州二十三县。但今洪洞移民村落分布较密集的主要是今菏泽市,即兖州西部地区。

文献中载明的洪洞移民山东的地点只有东昌府和兖州府。所谓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指明朝的山西移民。那棵大槐树巍然挺立在洪洞县城北约一公里处,滔滔汾河的东岸,相传始植于汉代,故名“汉槐”。唐太宗李世民称帝第三年上,在距大槐树不远处修建了一所广济寺,殿宇巍峨,僧人济济,香火很盛。有一种鸟,名叫“鹳”,形似鹤亦像鹭,觅食于河滩溪流,嗜食鱼蚌,夜栖河边树。大槐树遂成为汾河滩上鹳鸟的天然良居,纷纷抢占树杈,构巢垒巢。山西移民主要今晋南与晋东南一带的太原府、平阳府、汾州、沁州、泽州、潞州、辽州等。平阳府人口最多,洪洞又是平阳府人口最多的一个县。

因此,洪洞移民的数量应是较多的。不仅如此,洪洞交通便利,乔逢辰《惠远桥记》云:“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也,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因此,洪洞成为移民的集散地。

洪洞大槐树记载

民国《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 动身一般是在秋收后,为的是多积攒点安家落户的费用。飒飒秋风之中,树叶凋落,一个个老鹳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巍峨的大槐树和错落其上的一个个老鹳窝。于是,这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为故乡的标志。

大多数方志、家谱、墓碑以及口头传承只是笼统地说来自洪洞县,也有一些具体到某个村落,如核桃园村、打水巷子、卧疃村、老吴村、双龙街、东门里、双狮子胡同等等。在山东洪洞移民村落中,也有不少是洪洞以外其他府县的。

安土重迁,是国人的一大传统,那些山西人中,肯离开故乡去开辟新家园的寥寥无几。民间传说,洪洞移民是被官府押送上路的。在洪洞移民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个传说:且说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居住着几百户人家,村内有多人在朝里做事,不少人还是大官。此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的人脚小拇指甲分为两半。朝里有人好办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家乡水甜,故土难舍,谁愿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呢?于是人们都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颁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都傻了眼。于是,一批批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在官兵的押解下上路了。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

据“大槐树后裔”讲,他们有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背抄手走路,那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趾甲是两个,说的是脚的小拇趾甲盖儿上有一道竖纹,乍一看像是两个指甲。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征。何以如此?前面道及的那个关于“凤凰窝”的故事说是“凤凰窝”的人特有的。还有一个更为盛行的传说,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就让他们脱掉鞋子,在每人的小拇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云云。民间还传说移民到达各地后,由于当地荒无人烟,他们可以随便占地。有的“跑马圈地”,骑马跑一圈,马蹄所至之处,都属于他的土地;有的“以犁占地”,看好哪一片地,就犁上一圈,等等。

这些民间传说,有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的则属无稽之谈。

民的确是有组织地迁往各地的;到达各地后,有组织地进行屯田。洪武二十一年第一次移民,规定“令自便置屯耕种”,但这只是在立村屯田的地点方面的自主选择,对于土地的占有,洪武二十二年规定:“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

《明史·食货志》: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移民所建村落,大都以“××屯”命名,其中尤以“姓”+“屯”为多。在山东西部地区,迄今存在若干以“官屯”命名的村落

从“官屯”名称来看,这些村落是由官府组织的移民屯田。茌平县王老乡小杨官屯,高唐县尹集镇张官屯,杨屯乡高官屯、董官屯,固河镇崔官屯,南镇乡牛官屯、徐官屯,娄店乡尚官屯,张庄乡迈官屯,皆为某官员奉旨督迁洪洞移民至此屯田所建村落。该官员可能也是山西人,也可能是其他地区的官员被指派至此负责洪洞移民屯田事宜。如郓城王官屯,王姓官员原籍浙江常熟县白莲花桥大王庄;如东昌蒋官屯,乃浙江人蒋明远在此组织屯田所建。家谱、族谱、墓碑以及口承史料中山西移民迁入山东的时间,最早为晋大兴四年,最晚为道光年间。就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来说,集中在洪武—永乐年间。明确纪年的主要是洪武二年,其次是永乐二年。在河南等地,也以洪武二年为多。如民国二十四年《汲县志》卷四下《事纪》云:“土人传闻则以为洪武二年。”考明政府组织的洪洞移民最早是洪武二十一年,此前没有有组织的洪洞移民活动。而在家谱、族谱、墓碑以及口承史料中洪洞移民迁入山东的时间以洪武二年为多,这又不可能是无政府状态的流民迁徙。我们认为,洪武二年应是洪武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之误。在民间文化传承中,具体的时间概念往往发生误差。

 

枣强县是明朝初年大移民的另一重要集散地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1、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太祖实录·迁民》一节记载明朝移民六十六次,其中规模较大有十八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

历史上的元代只有八十九年。元顺帝时,丞相伯颜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以这五姓为最多),这一血腥恐怖的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两准、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部分的农民十余万人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以失败告终。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无所其极。过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使中原呈现“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凄惨景象。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数年之间,凡战数百起。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准,南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征战,“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乱以来,尽化为荒芜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第四次便是“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杀掠无数,京、鲁、豫、皖为甚,以至“道路堵塞,田畴草莽,千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元末明初,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自元末至明末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发生各种自然灾害达一千多次,平均每年次以上,其中最严重的是水灾,几乎每年都有大洪水泛滥。据《元史》记载,仅元末四十余年旱涝灾害山东十八次,河南十七次,河北次。因枣强县地势较高,遂成为明初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区。

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严重,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二十六年(1366的二十五年中,大蝗灾就有十八九次,山东河南一些地区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另外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流行。蝗灾瘟疫加之战祸,老百姓非死既逃,使得中原一代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满目疮痍。

2、枣强移民的规模和分布

明初,在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统治者十分清楚,也万分着急。朱元璋言“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如此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明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既为“垦田以实中原”。

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枣强移民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明初,二是明中后期。明初主要是向外输出,明中后期则以输入为主。第一阶段明初移民。民初洪武年间枣强与山西洪洞均设有移民机构。

其中枣强籍居民多迁往山东西北部及西部与略东一带。在洪武年间山东接受移民共一百八十四万,其中来自山西一百二十一万;来自枣强三十五万,两股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的济南、历城、章丘、高青、青岛、胶南、胶州、既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广饶、滨县、惠民、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潍坊、县、诸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沂水、日照、莒县、泰安、济宁、曲阜、邹县、菏泽、巨野、单县、曹县、东阿、临清、莘县、金乡、阳谷、冠县、高唐等八十八个县,占全省辖县数的95.6%,其中枣强移民以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青州市、德州市、潍坊市最多。

据记载:胶州大行高氏始祖高伯通,于元至正廿一年,从北直隶省枣强县干草村迁来山东省利津县,明初又从利津县迁至胶州,落户于今胶州大行村。

何如此之众?原因之一是:从河北枣强移民并非一次,既有官府组织的移民,又有民间的游居漂移;原因之二是:枣强作为当时的一级移民机构(或是移民的迁散地),既有本乡本土的枣强土著人,又有从河北组织的各地民众;原因之三是:居于枣强的流民多被迁徙,所谓“流民”既年饥或避兵他徙者,也就是未得到政府允许并且未编入迁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原因之四是:河北枣强西连秦晋,东临齐鲁成为明初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的必经之地。在移民过程中,既有枣强人,又有山西人掺杂其中,综上所述,就构成了河北枣强数十万移民的迁徙规模。需要说明的是元末明初枣强辖区内的很多村庄多被迁徙不存,例如相传辖区内“七纸房、八涧里”,现在仅存五纸房一涧里等等,这些村何去何从已无记载。第二阶段则是以接纳移民为主,向外迁民为辅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在明永乐年间,根据《枣强县志》载,明永乐年间,山西、山东等地一批移民到本县安居。

另外,从移民琐记中也可以看到枣强移民的轶事。刘家夹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迁来,选择的地点在两河之间,姓氏与地形相连,村子便叫刘家夹河;双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枣强迁来,大清河口,选择一高地建村,取名“台子李”;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村址紧靠大清河,居民以养船为业,人称“船王”;买河,枣强移民初来时,住在河边,有一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远近闻名,村子也被称为买河;七龙河,民间传说此地有古村,因明初从枣强移民来此,地方多水患,人们以为水中有恶龙,便把匕首缚在牛角上,刺杀河湾中心的恶龙,并立村名为“匕龙河”后讹为“七龙河”;棉花王,根据《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王起长、王起安、王起远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来,各自立村为家。为使兄弟之间不失去联系,约定村名均以“花”为记;戴家店,相传明洪武年间戴姓始祖,由河北枣强县迁居于此立村戴家,后因村人靠大路开店,殷勤待客,仗义疏财,由此戴家店声誉在外,村名遂为戴家店;张乐滨,根据《张氏族谱》记载,始祖张万五、张万贞,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立村,因村西曾有马场,在近水湾处搭有一马棚,该村在这一马棚的入口处,故曾有“马棚口”,至清康熙年间村中有一名叫张乐滨的人在当地较有名望,遂更村名张乐滨。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在《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所说的,“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济南府境,开始遇到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的移民。”在今山东齐河县,至少有七十五个村自称元末明初来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建村庄更多达百个,但到山东滨县的,来自枣强的村庄多达四百个,而来自山西洪洞的不足二十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

青岛、烟台、威海一带移民来自小云南的传说

一些山东人说他们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云南。在他们当中世代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山东一带发生特大水灾。这场洪水究竟有多大?平度市祝沟镇两目山就是个见证。两目山在今平度北部,海拔二三百米。这山原叫“两没山”,在那场洪水中,该山一天被淹没了两次,故名。滔滔洪水过后,满目荒凉,官府从云南强徙大批百姓来开荒。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走啊,走啊,整整走了3年,才来到山东。他们及其后裔走路喜欢背抄手,便是双手被反绑了3年,日久成习惯。

自称是云南人后裔的,大都分布在胶莱河以东。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中,我们检索出一百○一个村落,五十五个姓氏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青岛为最;在青岛一带,则以即墨为最。

迄今为止,栖息在胶莱平原上的百姓寿终正寝,家人还要举行一种送魂回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其仪式是:死后第二天黄昏,子女拖着“哭丧棍”,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携带着大量纸钱,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顶端夹一张纸钱,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谓之“拖魂”。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便是拖着“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好上路。一会儿,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驾好马,那童子便是车夫。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宿店别等黑了天”云云。然后,把车、马、童子烧掉,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的盘缠。火光中,长子站在凳子上顿脚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问他们体貌上有什么特征,也云:“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问他们何时迁来,亦称明初。问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同样说是“大槐树村”。于是,有人说此“云南”非那个因在云岭(一称大雪山)以南而得名的云南,而是“小云南”:云中或云州以南。他们说,云中、云州之南,当地人必定也称“云南”。云中,秦朝始置,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云州,北魏始设,州治今山西祁县西;唐代云州,州治今山西大同,后来改称“云中”;元代的云州,州治今河北赤城北。秦代的“云中之南”,地不在山西;元朝的“云州之南”,跑到了河北。北魏、唐朝的“云州之南”、“云中之南”,从地理上说虽在山西,但并非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主要的迁出地是泽州、潞州,为什么不称“泽南”、“潞南”?“小云南说”是难以成立的。

或云“云南”乃“豫南”、“汝南”之讹,这一批人来自河南南部。或云“小云南”即今云南省祥云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祥云县设云南县。1914年,因云南县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云南县为祥云县,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此外,某些地方有“小云南”之称,如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跑马岭,这些地方被称为“小云南”,是因为当地的自然风光有如云南。但是,云南移民并非来自这些“小云南”。

在地名普查中,发现部分云南移民有具体的迁出地。如青岛即墨金口镇南阡村的万姓、古阡村的金姓,段村镇段村的刘姓,白庙乡院上村的孙姓,店集镇垒里村的邢姓,旺疃村的迟姓,皆来自乌沙卫;青岛即墨营上镇辛戈庄村的张姓,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办事处前宁家沟村的刘姓、埠头镇张家柳沟村的张姓,皆来自乌撒卫;青岛即墨河北镇杨头村高姓来自无沙卫;东营牛庄镇解家来自乌河卫。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在云南分设十四卫,乌撒卫为其中之一。

洪武十六年,乌撒卫改隶贵州都指挥使司。“乌沙卫”、“乌河卫”乃乌撒卫之误。平度市万家镇大万家万姓来自镇康县南关万家沟。镇康县位于云南西南部,明朝为镇康州。烟台牟平王格庄镇王格庄王姓来自大理府鸡头村枣林底,明朝大理府府治太和县(今大理)。另外,还有毕阳县、顶针县、凤仪县,于史无考。

什么是“卫”

卫为明朝军队最高建制单位,《明史·兵志二》上说:“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来自乌撒卫的移民应为军队官兵及其家属。如前所述,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尤以青岛即墨为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雄崖守御千户所、浮山前守御前户所。此外,明朝在胶东半岛设立的卫还有: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设立的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的守御千户所还有:夏河寨前所、海阳所、宁津所、寻山后所、百尺崖所、金山左所、奇山所。

这些卫所皆在今青岛、烟台、威海一带。明朝各卫所之间军队经常调整、换防。云南移民来自乌撒卫者,即为卫所之间官兵的调防。即墨辛戈庄村《张氏族谱》,记载其祖先张徽自乌撒卫调任鳌山卫,其弟张清自乌撒卫调任浮山前所,遂定居于辛戈庄村;即墨营上镇蓝家庄村《蓝氏族谱志》,记载其祖先也为云南移民,也是以军职调任鳌山卫的。在自称云南人后裔者中,一部分说他们是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迁来的。如青岛城阳河套镇孙哥庄孙量孝来自跤趾国嘎嘎县。在青岛浮山山坡上,有一处叫做“荒草庵”的废墟,那残破的老屋和两棵高大的白果树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明朝初年,官府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捆绑一批人来山东。

且说这队人中,有王斗、徐静和兰小三户人家。这三人从小一块长大,一路他们互相照应,一个锅里摸勺子,一个草铺上睡觉。他们旱路走完走水路,忍饥挨饿受煎熬,一直走了一年八个月,才从云南来到浮山前。下了船后,押送的官兵放了心,发了三个月的口粮,还有一些种子和农具,让他们自己找个地方安家落户。王斗、徐静、兰小三带着家人踏上海滩,一直朝着云遮雾罩的浮山走去。当他们来到牛山坡时,西边的日头(即太阳)已经落山,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也走不动了,就在这荒草坡上砍倒几棵小树,搭了三个荒草棚子,住了下来。过了些日子,他们觉得这儿依山傍海,山清水秀,气候不冷不热,土地也肥沃,就砍了些树枝,搭了一座草棚,取名“荒草庵”,住了下来。从此以后,他们就在这浮山坡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儿孙们长大之后,到山下安家落户,而王斗、徐静、兰小三眷恋着山坡上的“荒草庵”,不肯下山,直到他们相继去世。“荒草庵”没人住,日久失修。儿孙们凑了些钱,在原址上盖了座大瓦房,奉为祖祠,香火不断。渐渐地,云南交趾国来的人都把这座神堂当成了他们的“同乡庙”。交趾,也作“交趾”,古时泛指五岭以南,从汉代起,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也被纳入。越南独立建国后,交趾成为“越南”、“安南”的别称。明初,越南权臣黎季犛夺取了陈氏王朝的江山,应陈朝遗臣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铺、沐英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此举遭到了越南人的反对。二十年后,即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承认越南独立。在这风云变幻的二十余年间,大批越南人流亡中土。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越南籍小吏给朱瞻基的奏折中可知,交趾布政使撤销后,一批越南籍的官员被安置在河南、山东。翻检那些魂系云南老的家谱、族谱,发现他们的世系传承了二十至二十二代,若按一代间距二十五年计,他们涉足山东的时间与宣家安置越籍官吏的时间大致吻合。

山东的四川移民

在明朝山东移民中,人们关注的是洪洞大槐树移民、枣强移民和云南移民,还有一种移民被忽视,这就是四川移民。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中,我们检索出四十九姓、六十六个四川移民村落。

有些四川移民村落具体到四川某地,如莱州三元镇古台口张姓、土山镇东登村董姓、平度田庄镇西张戈庄张姓来自成都,莱州路旺镇匡郑徐家孙姓来自成都府铁锥臼徐家,招远蚕庄镇前孙家孙姓来自华阳县铁臼孙家,招远张星镇杜家杜氏来自华阳县,海阳发城镇发城牟氏来自雅安县,海阳泉水头乡泉水头初鹏飞来自陴县,荣城港西镇北港西张氏来自舒永厂永宁县八甲村。在六十六个四川移民村落中,莱州独占49个。可以说,莱州是四川移民的核心地区。莱州,明为掖县,也是明朝莱州府所在地,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前所、夏河寨前所,皆在莱州府境内;莱州府附近还有莱州卫、王徐寨前所。以莱州为中心的四川移民可能主要是卫所官兵及其家属。

明朝移民的意义

明代人口的大迁徙所造成的山东村落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东昌府的洪洞移民数量,洪武二十八年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说东昌、大名、广平三府移民58124户。其中东昌占多大比例,没有明文。若按三府平均计算,东昌府为19375户。而从今菏泽一带的洪洞移民村落分布情况看,菏泽一带的洪洞移民不比东昌府少。且按东昌府19375户计算,东昌、兖州两地洪洞移民约38750户,按每户5人计算,计193750人。菏泽的枣强移民数量,今已难考,从今枣强移民村落分布情况看,比东昌、兖州都少。云南移民和四川移民数量,史无明文,但规模肯定比洪洞移民小。此外,明代还有其他地区的移民进入山东,如河南、安徽、江苏,特别是江苏海州移民山东日照、胶南的较多。若把枣强移民、云南移民、四川移民以及其他省的移民按东昌府19375户计算,明朝山东外省移民总计约58125户,290625人。第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入山东的移民主要是垦荒屯田,这对于促进山东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明太祖实录》有明确的记载。如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礼报告: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移民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所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二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言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五,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第三,促进了民俗的重组。人是民俗事象的“综合载体”,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进入一个新的民俗圈,往往被当地的民俗所同化,这便是所谓的“入乡随俗”。但是,当大批的成群结队的男女不断拥入,当地民俗就很难把他们一口吃掉。进入山东的外省移民一般都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某一地区,如洪洞移民主要分布在东昌府、兖州府西部,枣强移民主要分布在济南府、青州府北部,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登州府南部,四川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掖县。在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区,当地原住民的民俗不可能完全同化他们,移民民俗与当地原住民的民俗在融合过程中重组,形成新的民俗。如今莱州民俗就明显与周边地区不同,原因就在于莱州是明朝四川移民的中心。再如即墨是云南移民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即墨一带的民俗带有云南移民的烙印。流行于今山东聊城、菏泽的“梆子戏”,也叫“泽州调”,是洪洞移民带入山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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