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子林先生是陕西当代画坛颇具文人情怀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先生既是一位实践者，又是陕西现当代中国画发展的见证人，所以，对于先生艺术道路及主要艺术经验的研究，不仅仅是针对一位老画家的画风研究，也能够有助于认识陕西近百年的中国画发展及其环境，乃至它的未来。  西安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其苍茫的自然风貌和沉厚、质朴的人文风情塑造了这个地域独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理念。这里有深厚的周秦汉唐文化艺术遗存，这些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以及审美理念。随着南宋以后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西安这座曾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在文化艺术的发展上逐渐趋于沉寂。在南宋以后的近千年来，历史上有影响的中国画家，大多生活于江浙皖一带，并且发展为以文人画为主导，讲究作品内涵品格，讲究笔墨传承以及强调画者综合修养的画种。  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安画派”异军突起，成为了当代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画派，“长安画派”的出现，拓宽了中国画家审美的视野。当代的很多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长安画派”的影响，画派山水实力最强，人物、花鸟次之。尤其石鲁的作品让我们明白了任何一位画家都需要有自己熟悉和热爱的一方水土。随着赵望云、石鲁的逝世，真正意义上的“长安画派”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学生辈虽然在作品的题材上面依然以西北景观和风俗人情为主要的描绘对象，但在画面表现的角度和方法上，已经各自探索了。那么在 “长安画派”之后，陕西的花鸟画怎样能够继承该画派所带来的地域性历史性精神实质，又能够有传统中国画的精神。从这一点来说陕西画坛耆宿陈子林先生的花鸟画探索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和研究。  从先生的“自叙”中得知，先生的中国画学习是从《芥子园画谱》入手，中学时代起师从西安画家冯友石老人。《芥子园》是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画学习资料，这部画谱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画谱中所讲授的绘画技术层面，已经成为了中国画学习一种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画家。先生从《芥子园》入手，直到如今九十高龄，先生的艺术风貌依旧属于大多数学习《芥子园》出身的画家所从事的“传统型”或者“泛传统型”类型的中国画。综观先生的绘画题材，无非是梅、兰、竹、菊、荷花、玉兰以及鸡、鸭、鹤等等这些传统文人喜欢表现的题材，且历代不乏高手。先生从事花鸟画创作至今，均没有去涉猎“奇花异草”，以题材去与他人拉开距离。在画法上，又恪守着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语言方式——笔墨方法。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笔墨方法，不仅包括了写意画的用笔、用墨的方式方法，也包括了“骨法用笔”以及相关的染法。甚至也包含了画者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上世纪公认的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等等都属于传统型的画家。在西安这个地域环境来讲，元代以后就少有笔墨的传承，先生师事冯友石老人，冯老对美术史有精深的研究，并且兼擅中西画种，对陈子林先生常讲“拙为上乘，巧为下乘”，以及先生少年时代其远房叔侯国忠授以先生作书“笔笔送到”，这些极其传统的艺术观念和技法一直影响到先生如今，且甚合先生秉性，成为先生一生坚守的艺术理念。  在先生九十寿庆之际，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陈子林》，这本画集主要收录了先生近二十年的作品。而我曾于十年前在一位友人处得见先生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幅花鸟，笔墨技法颇似石鲁，从这一幅作品可以看出，先生迷恋过“长安画派”的笔墨形式而且深下过功夫进行研习。我也见过先生在“85美术新潮”期间的泼墨实验作品的照片。然而在先生公开的出版物中，都没有这一类的作品，不知是否先生对于那一时期作品的否定？在“85美术新潮”这一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特殊时期，艺术的革新成为了口号，如何对待革新，如何处理新与旧，传统与创造的关系，每个实践者的看法和做法都有很大的差异。对于先生的花鸟画之路来说，“长安画派”已经成为过去，泼墨实验的作品在先生看来，以为放纵太过。  如何将在“长安画派”中的探索和实践提到一个更为高的高度，先生在经历了这些探索和实验后又投入所有的精力去回归到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技法上来，选择了最为完美的“传统型”的中国画形式，在“传统型”这个形式下，近代已经有了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样的大师，在这种形式中探索，若满足于他们的成熟与完美，也许会导致艺术探索的惰性，如何存其精神而易其体貌，并且加入自我的艺术感受应是先生思考的最多的地方，在先生的艺术观念里重视人文传统，重视笔墨传承。于这种理念下，用力于徐渭、石涛、八大、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这些典型意义上的文人画家，对于其笔墨技法以及精神实质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在这本画册里面也正是先生沉潜传统多年后的作品。尤其近几年的花鸟画创作，更是达到了成熟期。  先生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个人气质、地域精神审美理念以及感受到的时代心声，使作品有了拙朴、清古的撼人力量，先生的作品简括，画面酣畅而凝重古拙，大朴不雕，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在画面中强化和纯化了画中所绘对象的意向，尽可能的追求简朴、厚重、稚拙、浓重。简化对象语言而求精神性的加强，因此达到形简情溢的艺术效果。先生做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大写意花鸟画家，从研习“长安画派”走向正统的文人画情怀，敢于否定和突破无论是“长安画派”带来的既成范式，还是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所有的几近完美的笔墨形式，赋予作品中以自我的人格精神。我不敢说先生的作品已经尽善尽美，也有精者极精而不精者未免失之粗略之感。甚至觉得先生在以后的花鸟画探索之路上，怎样将表现对象更为纯化而精神更为独立，以达到面貌更为凸显，大概是先生所要面临的。也不敢说先生的艺术道路艺术成就就可以取代他人在中国画现代化的选择与探索。然而从先生的画中可以知道，传统是无法也不可能割断的。  将先生作为一位陕西的地域性老画家来看他的成功条件和经验，或许有助于我们以后的研究、学习。先生在少年时代学习《芥子园画谱》，并且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环境，重视书法的学习。在陕西的中国画坛，先生的书法功底深厚，所以能够对中国画的传统笔墨有独到的理解。在中学时代，得到冯友石老人的指教，青年时代任西安美院国画系干事，这期间接触了石鲁等长安画派的画家，能够较为深入的研习“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八十年代初期于敦煌大量的临摹，加深了对用笔的理解和体悟，再回归到正统的中国画之路。这些反映在先生的作品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历史沉淀，也有地域文化精神，更有着个人的精神空间。从这一层面来说，先生的意义远还没有被认识。 许可 2016年3月3日初稿 3月6日定稿于西安美术学院  编辑：牛钰琨  爱哭、爱闹、爱吃香蕉 呆蠢、贱萌、还是技术宅虽然我的祖先是单细胞生物但我套上背带裤，扮啥像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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