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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梅花是知己

 天童老僧 2016-03-14
                                                         
只有梅花是知己

只有梅花是知己

鲁迅藏

只有梅花是知己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古人喜梅,常以梅花赠知己。鲁迅也特别钟情梅花,“只有梅花是知己”是他珍藏的一枚印章。

文人与印章,自古有渊源。管继平把印章比作中国书画的“知己”,在《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中著述了诸多文人与印章的逸闻趣事,譬如鲁迅、商承祚、台静农等,全书纳须弥于芥子,展人文大千世界。

果然·辑

只有梅花是知己

只有梅花是知己

文_管继平

文人和印章,或者准确地说,印章和文人,常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为,文人未必个个都雅好印章,但雅好印章的,那毫无疑问,一定就应该是文人了。尽管文人擅用笔,刻印须舞刀,听起来仿佛是一文一武,而实际上刀和笔,原本就是一回事。

上古时以刀代笔,后来又挥笔如刀,功能上似有相近之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刀笔并用,所谓的“刀笔吏”,即指当时的文吏在竹木简上写字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刮之。可见文人舞刀,自古以来就有很深的渊源,发展到后来刻印、玩印或藏印,也就顺势而为、顺理成章了。

说起文人印章,我首先总要想起鲁迅。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艺术爱好很多,对各类版画、汉画像石、金石碑拓、古钱币、珍本古籍等皆有所嗜。对于书法印章,显然是相当的内行。其实鲁迅自己也能刻印,早年在三味书屋念书时,为了勉励督促自己,他就曾用刀在书桌上以篆体刻过一个“早”字(当时鲁迅的书桌都是自家带去的,算不上是损坏公物)。而在现存的鲁迅遗印中,就有一方白文草书“迅”字印为鲁迅自刻,许广平当年捐赠时称,该印是实物印章中唯一一件鲁迅自刻印,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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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常用印章

据资料所载,鲁迅先生共有遗印五十六枚,其中有印章实物的五十方,留有印鉴而无实物的六枚。为鲁迅治印的多为篆刻名家,当然不得不说的一位是书画篆刻家陈师曾。师曾和鲁迅早年曾同窗于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后又同在民国教育部共事,他们趣味相投,关系非同一般。在鲁迅日记中,经常可读到他与师曾访友逛书肆的记录。陈师曾作印古拙纯朴,老辣浑穆,深得鲁迅喜爱。

陈师曾替鲁迅刻印多方,如“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俟堂”等,《鲁迅日记》大多都有记载。有一方“会稽周氏藏本”,是陈师曾所篆,张樾丞所刻的木质印章。我们都知道鲁迅喜藏各种金石拓片,在钤盖收藏印时,估计是鲁迅嫌石章太硬,易损坏珍稀拓本,故欲刻二枚木章。师曾因不善刻木,于是写好印稿就请琉璃厂的刻印名手张樾丞代劳。鲁迅得陈师曾介绍,后又多次去求刻,还代许寿裳求刻,如《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就记有:“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据查这五枚印分别是:“随喜”、“善”、“伪”、“翻”、“完”,皆为鲁迅校碑鉴赏之用。所见“随喜”一印,虽为木质楷体,却刻得古朴苍莽,饶有金石味。

鲁迅的常用印中有两方是早期的西泠印人吴德光和陶寿伯所刻,那是鲁迅居上海时,与“三弟”(周建人)到西泠印社花“泉四元五角”所刻。吴德光乃西泠创始人之一吴隐之长子,一方工整饱满的汉白文“鲁迅”印,顶款有“德光”二字,此印鲁迅常用于自己著作的版权页上的印花,看来比较喜爱。另一方朱文“洛文”即陶寿伯所治,陶寿伯后列赵叔孺门墙,与陈巨来、方介堪、叶露渊同为“赵门四杰”,亦印坛一时之翘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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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度为鲁迅治印

鲁迅晚年还经常使用两方略小点的印,一白一朱,分别是“鲁迅”和“旅隼”。一九三三年鲁迅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及:“名印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信中的“刘小姐”,指的就是刻此两方印的刘淑度。刘淑度名师仪,一九二五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课余在齐白石门下学艺。白石先生曾评她“篆法刀工无女人气……殊为闺阁特出也。”

据说郑振铎先生当初托刘小姐为鲁迅刻印时,刘刻得非常认真,刻完后专门拿给白石老师看,白石大师还修改了“旅”字中的一笔。由此看来,鲁迅的印章中间接还有齐白石的一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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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陶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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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陶治印

不过,最后还不应该忘记一位替鲁迅先生刻印最多的篆刻家,那就是当代印人钱君匋先生。钱君匋年轻时曾跟着装帧设计家陶元庆多次拜访过鲁迅先生,对先生怀有一份特别崇敬之情。“文革”中他广搜鲁迅用过的笔名,终于“文革”后期,倾一年之力,刻成了一套有168方的《鲁迅笔名印谱》,成就了他对鲁迅先生永久的纪念。

写过“鲁迅印章”,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周作人。尽管周作人的后半生与鲁迅是殊途而去,且越走越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早年,却是和鲁迅“兄弟怡怡”、携手共进的。从故乡求学起直到京城文坛上成名,周作人这一路上几乎都是跟着大哥的足迹,亦步亦趋……所以说,在人生的前半段,周作人受鲁迅的影响不可谓不巨矣。

在艺术兴趣上,虽说周作人可能没有鲁迅那么广泛和痴迷,但还是受了不小的熏染。周作人的自用印,约八十余方。一九六四年他应香港鲍耀明先生所求,亲手钤印成册,并于每方印下注明刻印作者和边款内容,然后寄赠鲍耀明收藏。为此,鲍氏专门影印了一册《周作人印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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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说起这位鲍耀明,很有意思。他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从事杂志编辑等工作。因他喜欢周作人的文字,得曹聚仁的引介,自一九五九年起,遂与周作人开始了通信联系,直到一九六六年,八年间他们的往还书信竟有七百余封。那时内陆物资匮乏,周作人仅凭著译稿费来养家糊口更是不易,于是鲍耀明则不断给周作人寄赠各种食品杂物,煎饼糕点啊、猪油炼乳啊、虾米方糖啊等等,交往得熟了,周作人也经常写信索要。而那边鲍耀明,也经常向周作人“提些要求”,譬如为友人题字啊、抄几页诗稿啊等。当然,首先鲍耀明是周作人的绝对“粉丝”,这毫无疑问;其次,也难免“吃了人家嘴软”,所以周作人对鲍耀明的要求也基本是“不打回票”,还将自己的日记手稿以及钱玄同、刘半农的信札、沈尹默题写的“苦雨斋”横幅等等,都寄给了鲍收藏,即便鲍提出要鲁迅的真迹,周作人也积极配合,只是苦于自兄弟反目后再无半纸通信联系,故而仅找出早年鲁迅手抄的《古小说钩沉》稿一纸相赠。也就是这一页残稿,去年在嘉德拍卖会上竟创下了690万的天价!

当然,在那个肚子尚未填满的年代,这些手稿书札之类的,也确实没什么稀罕,还真不如“煎饼、猪油”等更令人诱惑。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物换星移,我们还真要感谢像鲍耀明这样的有心人,若不是他在海外的收藏,这些信件手稿或许早在“文革”中就付之一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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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印章

从《周作人印谱》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印章的把玩并无太多的讲究,主要还是实用为主。他纯粹的闲章极少,仅有寿石工刻的“知惭愧”、金禹民刻的“寿则多辱”两方。寿石工和周氏同乡,也是绍兴人。印风古朴简捷,如朱文“药堂”一印,就大有黄牧父之意。金禹民早年家境贫寒,后在北京宣武门的古玩铺当学徒,一九三〇年拜寿石工为师,后寿氏应酬不过来时,也时常委其代为捉刀也。金禹民为周作人刻过很多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买过一册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金禹民印存》,其中有不少譬如为启功、郑诵先、董寿平等名人刻的名章,但就是不见一方关于周作人的用印。估计那时的“气氛”尚未完全宽松,对于周作人,避之唯恐不及,若放之今天,名气更大的知堂老人肯定会在印谱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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