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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人景仰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大廳，展出了一個捐軀於抗日戰場，為當時愛國青年所熱愛的文化戰士趙宗麟，即柳乃夫被中央大學開除學籍的“通知”。這是1931年6月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兼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給該校注冊組的一份通知：“逕啟者，學生陳潮海、趙宗麟因宣傳反動，經衛戍司令部查明法辦在案，應予開除學籍，除布告周知外，相應函達。此致注冊組，校長朱家驊6月3日。” 陳潮海烈士已血染雨花台，為革命捐軀。趙宗麟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隻是由於讀書認真，勤於思考，喜愛讀一些進步書刊。對於中國深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掠奪；國內軍閥官僚殘民以逞，民不聊生，國勢衰微的局麵十分憂憤。在革命師友、進步書刊的影響和幫助下，深知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挽救中國於危亡，因而積極投身於黨所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 1931年4月，趙宗麟的同鄉、摯友、共產黨員李散之，從上海給他寄了一本瞿秋白的著作，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郵檢部門查獲。國民黨對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愛國青年也不肯放過，將其投入監獄。他雖然沒有和他的同學陳潮海一樣血染雨花台；卻被國民黨司法當局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判處徒刑五年，囚禁於南京江東門外中央軍人監獄。 趙宗麟又名趙孚、趙玉書，1910年出生於四川省榮昌縣路孔鄉。父親趙秉乾，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1912年曾任銅梁縣知事，1920年任榮昌中學校長。趙宗麟少年時就讀於榮昌中學第九班，後來考入成都政法學校預科。1930年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法律係。 囚禁在這所監獄的“政治犯”們有一個堅強的政治群體和一個隱蔽的領導核心——中共黨組織。和趙宗麟一起被關在這所監獄的難友們，有後來犧牲了的楊澤、趙宗麟的摯友史照清(即史亞璋)，南洋歸僑鄭天保(胡英)，以及蔣照麟、應士元、左洪濤(微波)、李竹平、吳振鵬等。這些政治犯們大都有堅定的革命立場，較高的文化素養。他們團結一致，安危與共，互相砥勵，互相幫助。把一座陰氣森森的監獄，變成了一所和反動狼犬鬥爭的新戰場，充滿革命熱情的大學校。大家在這裏充分利用一切時間，學革命理論，學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特別是那些老革命、老黨員，身處逆境仍不畏強暴，臨危不懼，英勇不屈。他們和難友們患難相依，竭誠相助，團結鬥爭，使敵人膽寒，使趙宗麟這些年輕人受到感染和熏陶、在鬥爭中鍛煉成長。 趙宗麟年齡最小，個兒不高，性格活潑，風趣幽默，白淨稚氣的臉蛋上經常掛著微笑，大家親昵地稱他為“小弟弟”，受到大哥哥們的特殊照顧。由於他學習勤奮，“大哥哥”們還幫助他學習英語、日語和世界語。他這個投身革命鬥爭戰場的好戰士，是這所“大學”的好學生，在政治上受到鍛煉茁壯成長，在知識上日益精進。 由於監獄中長期缺乏陽光和勞動，他的身體日趨瘦削，紅潤的麵龐日漸灰暗，他感到再不能埋頭讀書了，他爭取到同其他人一起到外麵第七工場——印刷部勞動，得以接觸更多的人，受到更多的教益。 他在工場裏用最快的速度在一個禮拜中，學會了檢字和排版。此後他又兼學鑄字，打紙版，裝訂等。他決心趁這個機會多學一門技能，精通印刷技術，鍛煉身體，增強體能。 工場增加了這位“小弟弟”，沉悶的空氣活躍了。他幽默恢諧的講話總是引發全工場難友們捧腹大笑。他工餘時候在車間邊想邊排，鉛印了不少給親友們的書信、賀年片和幽默小詩，拿臭蟲、小狗等做題材，象征和鞭笞現實社會中的不公平和各種醜態，這些小詩集結成獨特的獄中詩集《愛與憎》。此一小冊子曾分贈親友多人，如果還能找到“幸存者”的話，那就會為中國革命文化史增輝添彩了。 後來“大哥哥”們先後出獄，這位“小弟弟”逐漸代替他們的工作，擔負起教育、組織和援助難友的重任。 當時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曹瑛被捕後和趙宗麟關在一起，同睡一個上下鋪，他在《滬寧的地下烈火》一文中談到趙宗麟說：這個青年“是個非常純潔的青年。”“他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的思想傾向進步”，“我們經常給他講些馬列主義原理和革命道理”。曹瑛談到在趙宗麟出獄之前，晚上兩個人都不能入睡，談了一個晚上。趙宗麟說，為了紀念曹瑛和獄中同誌對他的教育和幫助，出獄後要改名為“柳乃夫” (New Life)，在英文裏就是新生命的意思。又說要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裏去，拿起槍杆子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到底。 趙宗麟在南京監獄被囚兩年多，經全力營救於1933年春保釋出獄，他再不能上中央大學了，就轉學到上海持誌大學經濟係，於1934年畢業。在此期間，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趙宗麟出獄後，以在‘監獄大學’充實的豐富理論知識和富有感染力的表達能力。即以“柳乃夫”為筆名，為中華民族抗日救亡呐喊。他奮筆撰寫文章，出版多種專著，成為當時抗日救亡戰線上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戰士。 柳乃夫深知，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要拿起筆杆進行有力的戰鬥，就必須深刻了解日本社會、經濟、哲學、文化、國際關係等各方麵的狀況。1935年春，柳乃夫懷此目的東渡日本東京留學，在日本心髒研究日本，解剖日本。後來成為專攻日本問題和國際關係問題的專家。 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中共上海市文化界救國會黨組書記錢俊瑞因“文救”工作開展快，缺少黨內骨幹，向上級黨組織建議電召柳乃夫回國。 柳乃夫回到上海，即在鄒韜奮創辦的、以愛國著稱、進步色彩鮮明的生活書店任編輯。參加左翼社聯(社會科學研究聯盟)和文化界救國會工作。襄助主編錢俊瑞編輯《永生》雜誌。他又是對當時抗日救亡運動有重大影響的《大眾生活》、《時代論壇》、《客觀》等雜誌編委。 1936年底，《永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柳乃夫精力十分充沛，他夜以繼日，奮筆疾書，撰寫了不少針對當前時局，剖析深刻，論斷精辟，富有激情，引起社會注目的著作。據不完全資料收錄已出版柳乃夫編著的書籍有：《日本大陸政策》、《世界往那裏去》、《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歐洲問題的關鍵在那裏》等。從當時各種期刊上，現能查到柳乃夫的文章有：《從國防說到上海所占的地位》、《暴風雨前夜的希臘》、《從政治上觀察綏遠抗敵》等文。他在這些著作中深刻剖析當時國內外的政治軍事形勢；日本侵華政策的來龍去脈，目的、影響；他大聲疾呼中國人民必須奮起抗日自救，才不致於國亡家破，不做任人蹂躪的亡國奴。他以犀利清新的文筆，和廣大讀者娓娓談心，成為廣大讀者的益友良師。 這些書籍、文章、可以說都是“柳乃夫”(新生命)的呐喊。事隔幾十年之後，柳乃夫的論斷已為時代發展所證實。北京、上海、成都、重慶等大圖書館大都能找到這些著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妄圖滅亡中國的全麵侵華戰爭，中國全民族奮起抗日。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大舉登陸，上海抗日軍隊在廣大人民群眾熱烈支持下逐街、逐巷、逐樓和日寇浴血奮戰。柳乃夫積極參加上海文化界抗敵後援會工作，活躍於戰火紛飛的上海街頭。 為了發動群眾共赴國難支援抗戰。9月13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動組成“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柳乃夫任團長。團員有從南京中央陸軍監獄出獄的同誌吳狄周、李竹平、江豐、林淡秋、史亞璋、毛紀發、殷士元以及陶行知組織的山海工學團的學生和部分愛國青年等30餘人。這些成員都是學有專長的熱血青年，沒有經費，全靠自己湊集。他們背起行李、油印機、宣傳品等，每人負重幾十斤，徒步跋涉在蘇、浙、皖的嘉興、吳興、長興、宜興、溧陽、祁縣、舒城等地集鎮、農村、港埠。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又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柳乃夫等人爭相搖櫓拉纖，雖揮汗如雨，仍高歌入雲，雖苦猶樂。 離上海將近一月，服務團的經費沒有了，眼看連飯也吃不上了。柳乃夫連忙返回上海，趕寫成一本《內地工作經驗》得到60元稿費；此時家裏電告父親病危，給他寄來30元路費催他立即回鄉，他也傾囊而出。好不容易籌到150元，興衝衝帶回服務團，解決了燃眉之急。 11月，服務團等19個救亡團體雲集蕪湖。11月6日，柳乃夫根據當時戰爭危急狀況毅然帶隊離開蕪湖。果然第二天，敵機即對蕪湖狂轟濫炸。柳乃夫的當機立斷使服務團避免了一場大災難。 半年多時間裏服務團活躍在大江南北百餘個城鎮。他們在各地辦大型圖片展覽、出壁報、畫漫畫、教唱歌、演劇、演講，發動成立各界救國會，抗敵後援會。每到一個地方，柳乃夫就忙於和地方各界、駐軍部隊聯係，安排團內活動，還要忙於寫文章，常常在油燈下工作到深夜，不知不覺間，晨雞已啼破長夜，晨曦已透進窗欞。 1938年6月，抗日部隊38軍(原西北軍楊虎城部)派人到武漢請求中共黨組織協助聘請教官到該部協助訓練幹部、改造部隊。特別提出要請柳乃夫這樣知名的文化人到部隊去。經中共中央長江局同意，派遣柳乃夫等到38軍去。董必武親自和柳乃夫談話，鼓勵他作好友軍工作，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柳乃夫臨行將一些生活用品交給服務團的同誌們笑著說“我萬一犧牲了，交給你們的這些東西，就是很好的紀念品了。”這不是一時的戲言，而是一個視死如歸的革命者的誓言! 柳乃夫到38軍後，隨部隊在王屋山一帶和日軍作戰。8月，部隊開進中條山，在芮城、平陸兩次粉碎日軍大舉進攻。柳乃夫隨軍作戰地采訪，以“維之”筆名寫了—些戰地通訊，發表於漢口《大公報》及西安《文化日報》等各報。 38軍幹訓班設於山西平陸縣茅津渡。分軍官隊、軍士隊、通訊隊、教導隊。中共華北黨組織派去孔祥楨任教育主任，教官中還有溫朋久、陳雨臬、崔仲遠等。柳乃夫在幹訓班講授“日本侵華史”(中日問題)課程。許多訓練班的學員們以前讀過一些柳乃夫的文章，慕名已久，現在這位知名作家就在自己身邊，大家都很高興。課前課後，柳乃夫身邊常常圍滿了學員，問長問短，天南海北，高談闊論，談救國，談理想，他語鋒敏銳，妙趣橫生。一身整潔軍裝的柳乃夫，對人謙遜和藹、熱情。同誌愛，師生情，非常融洽，非常友愛。 柳乃夫講課善於從理論高度結合實際工作進行綜合概括，探索當前工作規律和最佳工作方法。他精心編寫的講稿，形成了對當前工作有指導意義的著作。先後出版有《怎樣發動群眾組織》、《當前的幾個實際問題》、《軍隊政訓工作的幾個實際問題》等書。 1938年秋，柳乃夫因病到西安治療。他病中在寄給夫人唐宗鶴的照片後麵記有他矢誌抗日的詩四首。其中兩首這樣寫道：“倭奴入寇一年餘，河山破碎已半壁，男兒不禁興亡恨，投筆從戎古有之”；“高堂遙盼他鄉子，戰地星月倍家思，若問何日歸故裏，殺盡倭奴建國時。”表達了他以身許國壯誌。 現存不少柳乃夫當年的親筆信件，在這些樸實無華的烈士遺墨中閃耀著柳乃夫高尚情操的光彩，震撼著人們的心靈。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裏說：“這回我們同日本打仗，不是為一個人、兩個人的事，而是為了四萬萬同胞不做亡國奴，為了子子孫孫不做奴隸。如果大家不幹點有意義的事，那不是牛馬不如嗎?懂得這個道理的人不去幹，不是最可恥的人嗎?所以，為了這光榮的事業，就是不幸打死，也是值得的。”他在另一些信件裏寫道：“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裏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拚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本鬼子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關於家庭，他說得很簡單：“家中事，你們應該節衣縮食，好好教育孩子。”這位抗日文化戰士的心中，想到的就是抗戰，抗戰，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 1939年春，柳乃夫病愈再渡黃河回到前線。他為了深入基層，經軍部同意，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 4月初，日寇以20師團，37師團一半，配屬兩個炮兵聯隊，一個飛機中隊，大舉進犯平陸。38軍非蔣介石嫡係一直受到排擠，人員不足，裝備極差。4月8日，177師在平陸東部普濟橋一帶被日軍包圍，遭到日寇飛機、大炮、坦克築成火牆掩護下日寇的猛烈進攻。麵臨滔滔黃河，部隊隻有背水一戰，英勇回擊。在激烈的戰鬥中許多將士血染黃河，柳乃夫也壯烈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抗日政治工作》遺稿。日本侵略者在柳乃夫遺體上翻出了他的日記和文稿，也肅然向這位愛國作家鞠躬致敬。 12月11日，重慶《新華日報》報道了《文化戰士柳乃夫中條山抗敵殉國》的消息。中共中央長江局決定，由大後方各界隆重追悼紀念。12月17日，經知名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鄒韜奮等發起，在重慶張家花園巴蜀小學召開盛大的柳乃夫烈士追悼大會。參加追悼大會的有黨內外知名人士錢俊瑞、王炳南、陳家康、陳克寒、金則人、史亞璋、崔仲遠、趙純繼等以及《新華日報》、《新民報》、《新蜀報》等各大報記者共200餘人。大會由沈鈞儒主持。演唱了沈鈞儒作詞，史亞璋等作曲，專為哀悼柳乃夫烈士創作的歌曲，熱烈讚頌柳乃夫烈士：“你背著一杆槍，橫著一支筆，熾熱著文化人的心，流溢著武化人的血。你是救亡者的前驅，你是火線下的鬥卒。……我們把你深鐫在每一個朋友的心上。” 沈鈞儒在致詞中說：“有人講古人後死則生，我認為這是不對的。許多人醉生夢死，生既不知為何生；死亦不知為何死，乃夫先生生得有意義，死也極有意義。”鄒韜奮、錢俊瑞先後致詞，高度評價柳乃夫熱愛祖國，奮不顧身的犧牲精神。他們說：“乃夫先生以大有作為的英年，投筆從戎，犧牲在抗敵前線，真把那些畏敵如虎，奴顏婢膝的大人先生們羞死。” 追悼會編印了紀念柳乃夫烈士特刊。《新華日報》以半版篇幅刊載了追悼大會的盛況和悼念文章，報道了重慶各界“追悼文化戰士柳乃夫先生大會”的消息。《新民報》、《新蜀報》等各報都對追悼大會作了報道，發表悼念文章。西安、成都、桂林、平陸、上海租界(上海各國租界當時已成為被日寇圍困的孤島）等地都隆重召開追悼柳乃夫烈士大會。 柳乃夫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中華民族的脊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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