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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目前无法解释分离(dissociation)的矛盾性——在那些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的状态里，感知(perceptions)是准确无误而且全然意识的到的，然而对主体来说却没有可靠性。这篇文章指出，分离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认知方式(way of knowing)：病人仅仅在与他人互动时形成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主体意识到了感觉和心理状态(states of mind)，但是把解释这些感受的工作转交给他人。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反映了登记感觉的主体与对其命名的他人间的分工。因此，分离性病人对“我”的认识是由他人的解释决定的，只有当他人了解他或她的时候，他或她才能了解自己。 临床案例 F太太是一位已婚的职业女性，她在刚加入治疗时说她想告诉我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她生动详尽地描述了一件在少女时期遭到叔叔性虐待的事例。在治疗的随后几年，她拼凑了记忆、联想与梦境，第一次认识到她曾经被父亲强暴过，接着意识到这不只发生过一次，而是十分经常和频繁的。她常常觉得自己脱离了躯壳游离在时空中，惊恐不已、动弹不得，特别是在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刻。尽管她也提到过职业问题、孩子们带来的麻烦和婚姻冲突，这些却都是次要的。她不断地试图说出一些她无法命名的感受。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于我不能（或者在她看来，我不愿意）帮助她去说出这些感受的愤怒、绝望和灰心丧气。 F太太是一个言语治疗专家。她从事复健的工作，治疗遭受过残酷的创伤的人们，以及先前的心智能力遭到巨大破坏的人们——时常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失语症病人。她很受这些病人的爱戴。她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为她做到那些她可以为她的病人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无法给她最基本的人类反应？ 我清醒地察觉到她所遭受的痛苦并且对此积极做出反应，同时我也困惑她想从我这儿获得什么。她没有责备过我，但比这更糟糕的是，由于我面对她简单需求的难以避免和难以言表的失败，她绝望得听天由命。我试着弄清是什么引发了她的沉默和绝望的退缩，作为回应，她遗憾地说，如果我无法理解，那她也无法使我明白。我为理解她所做出的充满同情的努力一次次使我筋疲力尽；我试图去解释她的境况却并未使其明朗和带来解脱。这让我感到极度恼怒与内疚。
我执意问了一些更加细节的问题，然后知道F太太已经有这些症状两天了。她接受了下周的预约，“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她对我细说了她过去吃过的药——哪种抗生素有用，哪种不起作用，要多长时间它们才会起效，等等。她暗示这对她来说只是个小问题，恼怒我不注意倾听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我努力去理解她叙述中的一些含糊与省略的地方。我觉得我无法与她很好地沟通，我有了放弃的意向。“那么”，最后我总结说，“你现在吃了药来止痛？”仿佛如梦初醒般，她回答说，“不”，看起来很迷惑。我担忧地说她一定经受了剧烈的疼痛。她吞吞吐吐地鼓起勇气说，“嗯……我想是的”，好像正从遥远的距离去分辨一些看不清楚的东西。我有些惊讶，问她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不知如何解释，这时的她看起来惊慌失措、困惑不安。直到我提起，她才想到这些痛苦。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怎么能一字不提地忍受这样的痛苦呢？她回答说她只是没去想它，反正也做不了什么。 “那现在疼得厉害么？”我问。“很厉害，我想”，她说。我询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医生索要一些Pyridium（泌尿镇痛药）。应该没有，医生未能提到过，所以她没有提出。可是应该有的，她曾经使用过这种药物，况且她的丈夫是内科医生。但是不对，在我提出建议之前，她根本没想过要使用药物来止痛。这种疼痛在过去“只是一片空白，我从来没想到那种药，也从来没想到过疼，直到你问起。” 论述 F太太显然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中。她知道她的膀胱感染带来了疼痛，但是似乎感觉不到它。虽然表面上她感觉不到它，但是她仍然寻求治疗。她能意识到这些症状，能对医生描述问题，也能参与治疗，然而她却不能对我说：“我觉得疼”。这怎么可能？ 目前，对这个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精神分析并没有描述分离这一内在心理过程。这样的情况部分由历史原因导致：在弗洛伊德研究“并存意识(co-consciousness)”(Prince 1906)和“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Binet 1889)的时期，分离理论对分离提供的解释并不充足。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潜意识，他对潜抑作用(repression)的解释也具有卓越的影响力，这使得与其并驾齐驱的让内的分离心理学黯然失色(Ellenberger 1970; Erdelyi 1990)。事实上，精神分析学是建立在击败分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Wright 1997)。一旦胜利在握，弗洛伊德(1910)便变得不再那么好辩，并且立即发现“潜抑作用的假说并未把我们留在终点，而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心理学理论的开端”。他补充说，“如果冲突将导致分离”，那我们还须对此提出“更多的决定因素”。弗洛伊德承认潜抑作用并不能解释同时知道又不知道的现象。他后来仔细考察每一种新的理论发现，以搜寻那些“更多的决定因素”(Berman 1981)。在职业生涯的末期，他以一种与世无争的口吻说：“‘双重意识’——或者可更恰当地描述为‘人格分裂’——这一特殊症状是如此地令人费解，几乎没有人科学地掌控了它，因此我必须避免再跟你们谈及。” (Freud 1936, p. 245) 其后，精神分析学家才迟来地认识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一种是潜抑作用；另一种，最好把它描述为分离(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潜抑理论的成功是以对分离理论的损害为代价的(Berman 1981; Bromberg 1996; Erdelyi 1990; Fairbairn 1954; Hilgard 1986; Marmer 1980)。弗洛伊德死后，Glover (1943)呼吁精神分析学家们重新拾起分离的概念，倘若他们能赋予它“一种更加确切的含义”的话(p. 11)。但是直到如今，分离的含义仍然叫人难以琢磨。 分离的本质 尽管分离已经成为我们在文献中常常不经意地使用的一个术语，它仍然是从描述性精神病学中借来的概念。分离被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定义为“意识、记忆、认同和知觉等正常整合功能的破坏” (p. 477)，它的症状包含了遗忘症、神游、多重人格、人格解体和恍惚等状态。当前的说明混淆了临床分析报告水准和理论参照标准(Loewenstein and Ross 1992)，却一致地描述了意识状态和自体状态(self states)的突如其来或所谓的非线性的改变。它表现为情感、心境、知觉、自我意识和(或)自传式记忆通路(access to autobiographical memory)的骤然改变。病人在一种自体状态中会失去对其他状态中的经验的记忆，因此这些“碎裂的自体状态(disaggregated self states)” (Kluft 1988b)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例如，在我问起时，F太太意识到了她的疼痛，但是在与医生谈话时，她又显得并未意识到。病人到其知识（尤其是自传式知识）的通路改变了，病人对“我是谁”的主观意识也在清醒状态下随之变换(Putnam 1989)。自我知识于是具有如前所述的情境依赖性(statedependent)。当经历带上一种“似我非我”的特征，病人可能感觉自己对他或她来说像一个陌生人，这促成了对自我概念的特有的分割。一位女病人描述道，她感觉自己就像同时是克拉克·肯特和超人，她特别提到“这两个部分永远不会同时走进同一间屋子，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Bromberg 1994, p. 527)。这些自相矛盾的叙述比临床解释更好地捕捉到了病人的体验在主观上的特征。 2016年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课程，3月报名特惠季！（现在报名，心理三级五折优惠） 联系电话：0371-617728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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