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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病患者似乎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甚至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伤医事件中，精神疾病患者的出现频率也变得更高了。 作者：二刀 来源：医学界精神病学频道 除了社会影响，精神疾病本身也给患者带来痛苦，精神上的病痛之外，躯体的生理改变也值得重视——《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指出，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生活质量下降，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远高于健康人，而预期寿命甚至可以减少多达15年。 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通常情况下，精神病的初次发病多在青少年时期或者成年早期，甚至有一些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的高发期就是青春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这种疾病将严重破坏患者的人格发育和社会化过程，造成一些难以预计的麻烦——比如开头提到的那些伤医凶手。既然精神病初次发病有如此巨大的危害，再加上它自身渐进的发展过程，现在的精神病临床处理必须要转向于早期发现患者，并对其进行评估，对于可能进行发展为精神病的高危个体及时进行早期干预。 现存的早期干预一般是在二级医疗机构由专业的精神病专家进行，以目前中国可以说是极为糟糕的精神卫生状况来说，这种干预几乎完全依靠患者家属的发现和自觉——很不幸，目前二级以上医院精神科收治的患者中极少有早期发现的，尤其是青少年，几乎都是出现严重症状之后才被送医。 那么，在一级医疗机构就进行早期干预效果将如何呢？ 理论上来说，初级医院在精神病患者的常规管理上应该扮演重要角色，每年患有严重精神性疾病的患者据应该平均要咨询13到14次他们的全科医生（一般在初级医疗机构），因此，初级医疗机构完全可以在早期干预高危精神病个体方面承担责任。 如何干预？ 但是，因为病人的行为与心理前因没有特殊性，在初级医疗机构进行早期检测很困难。中国现行的精神病诊断标准为《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而常规的精神病诊断流程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医师对获取患者相关的疾病信息。第二，对获得的患者疾病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根据通用的诊断体系得出精神疾病的诊断。第三，观察随访病人，对诊断与处理进行必要的修正。而对于高危个体，则一般可通过美国耶鲁大学PmME研究小组编制的精神病高危综合征结构性访谈(SIPS)工具识别出来。 仅仅使用上述的标准或者工具就能让不是很熟悉精神病领域的初级医疗机构有成效的识别早期患者或者高危患者？笔者表示怀疑。那么，怎么样早期干预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可能的话，还最省钱呢？《Lancet Psychiatry》上一篇论文就关注了初级医疗机构不同早期干预的方式在精神病控制上的效果。 在这篇论文中，Jesus Perez和他的合作者们将104个全科诊所（初级医疗机构）分为三个组， 28个诊所为低强度干预组（用邮寄明信片的方式给他们一年两次发送帮助他们鉴别有早期精神病症状的病人的参考指南），26个诊所为高强度干预组（除了寄明信片之外，还让精神病专家给各个诊所提供基于理论的教育措施——这个理论是指计划行为理论（TPB）,即诊所鉴定高危个体的能力能够通过他们鉴定这些个体的意愿的强度所预测到），剩下50个为普通组（不做额外干预）。 在两年的实验过程中，高强度干预组比低强度干预组转诊了更多的初次发病患者（1.25vs0.7，发生率1.9，P=0.04），转诊的高危个体之间无统计学差异。高强度干预组也比低强度干预组转诊了更多的真阳性病例（(2·2 [1·7] vs 1·1 [1·7]; p=0·02)）和假阳性病例（2·3 [2·4] vs 0·9 [1·2]; p=0·005）。低强度组和普通组之间的数值没有统计学差异。 同时，他们还做了经济学上的统计，发现高强度组每转诊一名真阳性患者总共需要花费￡26 785，低于低强度组的￡27 840 和普通组的￡30 007。 启示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大量初级医疗机构（小诊所、乡镇医院等）的所谓全科医生甚至很多没有基础的精神病方面的知识储备，这必将严重影响到精神病早期干预的实行，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疾病预后等极为不利。从上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给他们提供相关的参考指南，并且有相关专家进行知识的讲解以及TPB理论的教育是一个临床上以及经济上更可行的办法。 从这个方式出去，许多其他疾病的初级诊断是否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呢？这需要研究人员的进一步探索了。 （本文为医学界精神病学频道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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