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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缝中透出的灿烂威严

 东子0512 2016-03-18
最让我共鸣的父亲形象,出自散文家鲍吉尔·原野的笔下。
  
  这个父亲笑容可掬,但往往在儿子夺路而出,急着去小便时,喝令他去厨房把烧开的水灌入暖瓶。儿子只好拎着铁壶,在冉冉热气中痛不欲生地灌着水。流水声使他将两腿紧紧夹着,身子扭来扭去。
  
  鲍吉尔·原野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酷刑。
  
  我那一代的父亲们,确实比较难以捉摸。比如,大家蹲在院子里的泥地上,正玩得专注。冷不防,一位父亲走过来,弯下腰,伸出手,毫无表情地拎起一位孩子的耳朵就走。于是,那孩子就一路向上歪着脑袋,一手护着耳朵,一只脚半跳着,哀哀叫着回了家。其他孩子只是抬头看看笑笑,继续着自己的游戏。类似情节,一天得发生好几回。好像父亲们与孩子们都有默契,没人关心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家,老爸是我妈最后的“核武器”。事态最严重时,老妈一般会放出狠话:“等你爸回来,看你怎么办!”认真回忆,好像老爸最多也就是揪揪我和妹妹的耳朵。暴力基本上出自老妈,但奇怪,我们就是害怕老爸。
  
  当时,家里有一台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体积比眼下的微波炉略小一点。那几天,老爸上县城开会去了,我在四个旋钮之间折腾着,很快收音机就成哑巴了。这收音机的重要程度,大约比得上现在单位里机房的服务器。你想啊,打碎一个碗,都得挨上一顿揍,这一回简直就是滔天大罪了。老妈束手无策到都忘了揍我,只是一直念叨:“好好等着你爸吧!”
  
  那段时间,我们家被下放至一个偏远的公社。每一回,爸爸从县城回来,都是我与妹妹欢天喜地的时刻。爸爸一进家门,总会掏出撒着白砂糖的面饼,一般是5个,用草纸包裹着得很严实。一层一层解开时,几乎就是一种仪式。可这一次,爸爸进门后,解开纸包的过程,每一层对我都是一种折磨。我巴不得老爸立马去开收音机,好让屁股早一点承受该有的灾难;同时又想,最好爸爸今天不去动那破收音机,能迟一时是一时。
  
  终于,老爸坐下来,满脸笑容把手伸向那个“定时炸弹”了。
  
  “嗯?”他的笑容凝固了,回头疑惑地看了看妈妈,又盯着我。我多灾多难的屁股,久已等待的重要时刻终于到了。很奇怪,每遇大事,我永远记不清老爸威严与咆哮,只记得老妈在我的屁股上如何严格落实政策。
  
  顺便说一下,我老妈动手时,一般是以肉掌相击,很疼。当年小朋友们口耳相传,有一种“断纹掌”打人极狠,有时能一掌毙命。我仔细研究过,老妈的掌上就有一条纹路,惊心动魄地横贯整个掌心。比较让我自豪的是,每次老妈打过我,就抱怨手疼。于是,她常有改进兵器的想法,说应该用细竹枝扎成一束,教训孩子比较好用。
  
  成年后,我才知道,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集市上,就有一种固定摊贩,专卖打孩子的藤条与竹枝,家家户户都在厅堂悬挂着此物。可见中国人观念落后,没人想着开发一下“打孩子经济”。有朋友听我讲起此事,笑说现在终于有地方买了,比如成人情趣店里,就有皮鞭嘛。你如果不喜欢打大人,用来教育孩子也行。在场人士听了,齐声“啊呸”了一回。
  
  老妈年轻时是个大美人,所以走到哪儿,都常有人问我:“你妈在文工团工作过?”每次我都表示最强烈的异议:“你妈才在文工团呢!”这个绝对暴力的“文工团”,虽然动不动就对我和妹妹痛下狠手,很奇怪,我们倒是一点也不惧怕她。惧怕她的,只有老爸。
  
  我老爸在当兵之前的,当过两年小学老师;转业之后,干的活儿又基本上是文秘一类,似乎没有理由不斯文。在“暴力文工团”的笼罩下,老爸基本上不用对我们动手。他越是不动手,我们就越怕他。于是,父亲就这样在云缝中透出了他灿烂的威严。什么叫“威慑”?就是像老爸这样,“大棒”在手,但基本不用。
  
  这个原理,很小我就想明白了。比如,舅舅每年都会从山东托运一筐苹果过来,路途约需一个月。苹果抵达福建,大约会烂掉半筐,然后老妈再送给左邻右舍一大半,只剩下少许几个。最后,往往会留一个最好的,放在房间里闻味。那时候的苹果,总是浓香扑鼻。有一次,我从镜子中看到,苹果冲墙的那面有一点破损,下午就成了一个小缺口,次日,缺口又成了月牙形。“蛀虫”当然是我妹妹。很自然地,对妹妹,我也挥舞起威慑的“大棒”:“你不想让妈妈知道吧?”那几天,我真是作威作福啊,把妹妹使唤个够。她稍有反抗,我鼻子里“嗯”地一声,就立刻能够扎实地“维稳”。
  
  那一代的父亲都不大管教孩子。所以,他们的威严,只是一种抽象的威严。后来,读到宗教学家的一种论述,说人类的宗教,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母权宗教,之后才是父权宗教。意思是说,人类最终是按父亲的形象来塑造上帝的。以我经历看来,父爱确实颇像上帝之爱,居高临下又暧昧不明。
  
  印象最深的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做了一个木头小卡车,让我用绳子拖着玩。可是,我才玩了一天,就被他勒令着,送给了邻家的孩子。我至今没想明白,老爸当时想干什么。莫非,我们家的这个“上帝”,想用大喜大悲考验一下孩子?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住在一个村子时,老爸骑着自行车,在两公里外的工厂上班。每天傍晚,我跟妹妹都眼巴巴地等在村口。远远地看见老爸,我们就狂呼着迎上前。每次,老爸只是淡淡地看我们一眼:“跑什么!别摔着。”他不停车不下车,速度如常。于是,我们就像颇有古风的马弁,徒步尾追着大将军的坐骑,一路绝尘,狂奔回府。
  
  弗罗姆说,父亲的本性在于:他发布命令,制定原则与法律,他对孩子的爱取决于孩子服从他的程度。我基本同意这一说法,稍有补充的是,孩子大都是在对父亲的反抗中,继承了父亲相对负面的人格特质。而且,这一反抗与继承,总有一个标志性事件。
  
  比如,希区柯克小时候顽劣,4岁时,父亲为了吓唬他,把他交给了一位警察朋友,关进了监狱。虽然只关了短短几分钟,却让他终生难以摆脱恐怖的感觉,就此成了恐怖悬疑片大师。卡夫卡童年时,夜里在床上呜呜咽咽,父亲一怒之下,把他揪至阳台,关了房门让他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37岁时,卡夫卡还对父亲写信说起此事:“您获得了所有暴君所具有的神秘品质。”“只有在您的怀里无法感伤的东西,我才到写作里感伤一番。”
  
  可惜,老爸不知道这两个故事。不然,他一定后悔自己的威严,还不够凌厉;后悔自己所伪装的淡漠,不小心流露出了暧昧的暖意。但不管怎么说,至少,父亲对那辆木头小卡车的予取予夺,从此让我对美好的东西,保持着适度的警惕;每得到一点点美好时,就预备着随时遽然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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