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牌坊街轶事之三鼎甲坊 所谓“三鼎甲”，是科举制度对状元、榜眼、探花之总称。以鼎有三足，一甲共三名，故称。潮州市区太平路昔日曾建有三鼎甲三座牌坊，他们之中曾有不少趣闻，岁久恐湮灭，兹试录之，以作茶余酒后的佐料。 抱“状元亭脚” 在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晋升良机，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将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亦成了对主宰文运神灵的崇拜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这种状况，至明清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昔日潮州，尤为文人学子所崇尚的，有三种方式： 一是往凤凰洲奎阁拜文武帝君及魁星爷。1999年重新修复的奎阁在二楼供奉有“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的文昌帝君及尊为武神的关公云长；三楼供奉的是魁星爷。这位神灵是汉族神话传说中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读书士子的守护神。把“魁”字拆开，便是“鬼”和“斗”二字，汉族民间工匠雕造或绘画魁星像时，刻意塑造成面目狰狞的模样。它单足立于鳌头之上，另一脚翘起，一手执笔，一手捧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而魁星手里那支笔，专门点考试中榜者的姓名。谁梦见魁星，谁就能成为考场上的幸运者。 二是往韩文公祠祭拜韩公，祈求“韩文公教示”，保佑文运亨通。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士子受儒学、理学熏陶，大多“尊韩”，但很少有像潮州这样全方位地尊敬和崇拜韩愈的现象。直到现在，潮州民间的老一辈在教育后代时，经常用的口头禅还是“韩文公教示——知小理”，可见这种“尊韩”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三是去大街抱“状元亭脚”。科举考试，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出官人仕的唯一途径，而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 每年的夏天，全国每座城市都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学生拥入考场，参加为期3天的高考，这三天，一定会牵动许多中国人的神经。在2015年高考中，有942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广东有75.4万多人），就有942万个家庭和数倍于这个数字的中国人在关注高考，而在这个庞大的队伍后面，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队伍在为明后年的高考做着冲刺的努力。 另一组数字来自于600年前，亦就是在公元1400年（明建文二年），明朝开国初期，6500万人口中，有3万人考中秀才，最终取中进士的人数是110人，亦就是说，每2000个人当中，只会有一个人考中秀才，而在这2000名秀才当中，每20个人才会有1个人题名金榜。 换句话说，今天的“高考状元”和科举时代的状元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现在的高考状元一年能出几十位，而科考史上的状元，三年才出现一位。除此之外，今天的考生通过高考获取的是高等教育的入场券，而科举，却是古代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是权力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背后的力量，是对个人命运的绝对颠覆，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像的。 而作为潮州乃至粤东地区古代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更是成为众人所向往的目标，来大街抱一抱状元亭正中这两条大柱，沾一沾运气，争取来年金榜题名，中个榜首。 林大钦（1511-1545），字敬夫，海阳东莆都（今潮安金石）人，自号东莆子。明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状元及第，依例听选为翰林院修撰，两年后乞归。其《廷试策》洞悉时政弊病，所议深中肯綮。著有《东莆先生文集》。 王利亨重书“榜眼”亭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秋台坊，在大街。为尚书王大宝建。” 坊南镌“榜眼”。 此坊在嘉靖《广东通志·舆地志三·坊都》已有记载，《潮安县城关镇亭坊简略史迹》（1951年抄本）谓：“当是明代追建者”。此判断是正确的。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就认为，宋、元时期的牌坊都是木结构，至今没有见到明代以前的石牌坊，可见石坊都是入明以后的产物，因为“自施工有盘（绞）车（滑轮），吊装石料始具备条件，则重于千斤之巨石可缘架而升，石牌坊遂风行于世，尤以明中叶后为多，其与技术、工具之改进息息相关也。斯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为促使各方面进展之主要原因”。“此言石坊之变迁不能不知者。”（《梓室馀墨·明以前牌坊皆木制》）入清后，此坊可谓时乖运蹇。雍正《海阳县志》言“废于火”，乾隆年间仍“今废”，（乾隆《潮州府志》）乾隆《潮州古城地形图》则标示“废砖亭”，说明此坊从一开始就是砖石结构。 迨清道光八年（1828）方由后裔发起重修，坊字由王利亨重书。王系嘉应（今梅县）人，号竹航，嘉庆六年（1801）进士，官翰林院庶常，山西忻州知府。后主讲韩山书院10余年。光绪《嘉应州志·人物》说他“诗词书画兼擅其长……养粹功深，与宋芷湾（湘）、李绣子相伯仲云。”邱汝滨在《蕉窗随笔》记载了一则逸事：“城中牌坊林立，榜书皆出一时名家。嘉应王利亨先生素以八法自负，见坊书少所许可。适宋王大宝尚书坊重修，先生书‘榜眼’、‘秋台’四字刻于坊石，径五、六尺。视‘三世尚书’、‘宫端’、‘人瑞’诸坊之遒健雍容，瞠乎后矣。然后方叹榜书之难，不复敢菲薄古人矣！”宋·米芾《海岳名言》有：“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古镜今照，未知今天那些急于红黄蓝紫一番的“速成艺家”，而题词、匾额、招牌满天飞，对米海岳之言、王进士的退思补过，作何感想？ 1918年潮州发生7.25级地震，“坊表摧颓墙壁倒”，（郑国藩《地震纪灾》）此坊亦未幸免，1924年才由裔孙延康、敏斋合族重修。坊屡毁屡建，近代爱国志士丘逢甲对此不以为然，“邦人重科举，巍坊九衢树。”心碑方难毁，“安知古名贤，风期足千古。”（《说潮·王大宝》） 王大宝（1094-1170），字元龟，宋海阳登荣都归湖（今属潮安归湖镇神前村）人。南宋建炎二年（1128）廷试进士第二，是宋代岭南唯一的榜眼。历官至礼部尚书。一生坚持抗金主张。朝廷擢秦桧余党汤相退为宰相，他三上奏章弹劾，不听，中外皆以不听大宝之言为恨。近代学者吴道镕在《广东文徵》说：“盖吾粤宋南渡后，高孝两朝人物，当以大宝为首屈一指，不止潮州八贤之冠。”著有《周易证义》、《谏垣奏议》等。 探寻“探花楼” 泰国潮人作家林太深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文集《佛塔影下》，把人生七十多年的坎坎坷坷形诸笔端，追述往事，情真意切。其中一篇《大街旧事》说到：“我走遍了中国大部分省份和城市，像潮州府城这般富于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的城镇尚属少见。潮州是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且不说韩愈治潮八阅月，自宋元明清以降，大街上的状元亭、榜眼坊、探花楼、进士坊、四狮亭、忠义坊、节妇亭、急公好义等近百个，每座牌坊都是当时劳动者与艺术家智慧的结晶，每一个砌口，都是石匠们用生命之浆凝结而成。”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文中所提到的“探花楼”，考诸志书，潮州科举史上仅有一唯一的探花——姚宏中。那么此亭无疑是为姚宏中而建。但此坊在乾隆《潮州府志·坊表》，雍正、光绪《海阳县志·坊表》等志书并没记载，难道是林太深先生记忆有误，而致信口开河？偶翻嘉靖《广东通志·舆地志三·坊都》，才发现有这样记载：海阳县“坊牌八：进士为王大宝、姚宏中、吴一贯、庄典、盛端明、潘大宾、郭廷序。……”这条记载为林先生提供了佐证，而清代志书不录，只能说此“探花楼”在清代初期已经倒塌，其子孙未能如榜眼坊那样屡毁屡建。而上述中庄典、潘大宾、郭廷序三人的牌坊在清代的志书亦未见记载。 姚宏中（约1181—1209），字安道，南宋海阳县塘湖（今潮安龙湖）人。天资聪敏，悟性奇佳，专心好学，术业精湛。性格特立不群，狂傲耿介。少年时期就跟随地方前辈学者学习，志向远大，醉心于濂、洛诸理学名家的著作。 南宋嘉定元年（1208）中进士。刚开始参加礼部贡试时，当时主持贡举考官中有理学家朱熹的门人刘爚，他看到姚的文章，认为他的文章以义理为根本，选拔为第一。一时间，名动京师。在参加殿试之前，他便准时斋戒，静心思考，极力剖露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希望能尽忠报国。但由于他的对策大胆切直，触及当时的政治禁忌，于是主考官不敢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前面，只定为第三（探花郎）。 登第后，他在京城寓居等候派遣职位有一年光景。在此期间，除了跟师友讲学研讨之外，摒绝其他的交往。从外归来，则镇日里端坐室内，温习从前的学问。后调任为静江府（府治在今广西桂林）教授，遗憾的是，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年仅二十九岁。著有《姚安道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