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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两个标志。一是有它主导的国际组织，例如今日主导北约的美国；二是它敢于担当国际义务，扶弱抗恶，“善霸”。本国领导人不仅管本国的事，还要管外国的事。 这两方面，七世纪的大唐帝国基本都做到了。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起“政治流亡事件”。 公元651年，波斯国（现称伊朗）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侵袭，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沦陷，波斯国王伊嗣俊殉难。伊嗣俊的儿子、王储卑路斯“火线继位”，一边率残军退守抵抗，一边求助“国际干涉”。 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罗（今阿富汗），在吐火罗人帮助下，一度收复了边疆失地。然而，好景不长，阿拉伯帝国疯狂反攻，卑路斯和吐火罗人难以招架，堪堪就败。于是他们联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难”。 国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后关头为何向大唐寻求“政治避难”？ 史学家多是从军事实力对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纪，世界只有两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那就是大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 两国争夺的焦点就是现在的中亚与西亚。大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大小争战20余次，大唐军队胜多负少。 所以，当时西域各国，也就是中亚和西亚地区，一旦出现危难，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中国避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只有大唐帝国能抵制大食的东进。 其他中亚诸国，包括东罗马帝国，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权。 当然，这类分析也是不错的，但显然不够全面。这里，除了不可或缺的军事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统”地位。 无论是在东罗马帝国，还是波斯国、西亚诸国，甚至阿拉伯帝国眼中，都不敢小觑大唐帝国的正统地位。因为它主导着高举国际正义旗帜，具有军事干涉能力的国际组织——天可汗。 说起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天可汗”，众所周知。它不是一个简单名誉称谓，也不是一个纸糊的王冠，而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组织体系。昔日“天可汗”，从范围上，算不上今日联合国，但却相当于“东方北约”。 这是中国主导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机构”，其作用主要是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担当。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 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征调，受征中国“维和”平乱。 因为有了天可汗组织，公元七世纪“国际道义舞台”就此为中国领衔。 日本人称此时的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亦非谀语。 当波斯流亡君主向中国求援时，此时大唐太宗李世民已逝，进入其子高宗“永徽年”，这个高宗虽然不抵父亲伟岸，但尚有父亲领袖遗风，弱国被强国欺凌，大唐岂能坐视不管？ 中国皇帝管中国的事，也一定要担当国际道义，管外国的事！他毅然接受了卑路斯求助，马上设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内的扎博勒），任命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将波斯与大唐安西都护府连成一片。 由于高宗没派唐军驻扎波斯都督府，所以波斯全境不久终被大食吞并，波斯都督府也无法独存，卑路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怎么办？大唐还是要管。 公元670年，高宗召卑路斯入朝，授“右武卫将军”衔，命人修建长安波斯寺，卑路斯与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定居长安。 尽管大唐没能帮助波斯复国，但摄于大唐之威，阿拉伯大军终究未敢穷追卑路斯到中国内陆。 因为有了大唐帝国的存在，阿拉伯帝国东进的步伐终被阻挡在葱岭之外。此间阿拉伯大军发动了几次中等规模的战役，结果均败于唐军，后来倾其国力发动怛罗斯会战，20万阿拉伯军面对3万唐军依难全胜。 我们知道，汉朝时的汉军外战成绩也相当可以，但是比起唐军的战斗力，还是有些“不可同日而语”。 汉朝战匈奴，历经百年未告全胜。唐时主要有三个外敌：大食、吐蕃、突厥，都为当时的强大民族，突厥后来横行西方，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与唐朝并立。吐蕃帝国则雄据青藏高原，对中原虎视眈眈。但他们与唐军的交锋却基本是败多胜少。 突厥力量不弱于匈奴，而唐军却一战定天下。唐朝大将李靖夜袭阴山，活捉突厥可汗，建千古奇功。 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长安。这个国破家亡的古伊朗国君，因为有了中国的庇佑，安稳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余生，避免了成为阿拉伯军团战俘的可能。 扶弱济困、主持正义的大唐帝国，不仅赢得了弱国的尊重，而且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成为诸国敬仰的政治大国。 一个领袖国的侧证，就是她能建立起对世界流亡者的吸引力和信任度，成为各国政治流亡甚至叛国者的首选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在东方乃至全世界，能做到这一步，真正称得上政治大国的，唯有大唐帝国。 而这一切，都是大唐雄风造就。烈烈汉魂，成就华夏旷古烁今的领袖国气质，汉民族一改先秦以后的“内敛”传统性格，携华夏文明，充满自信走向世界，主导世界。 古伊朗国君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对此“唐版汉魂”敬佩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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