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计划煤炭消费在2020年或之前达到峰值、到2040年左右逐步淘汰煤炭使用，将会为中国带来巨大好处，包括提高能源安全、减少空气污染、减缓水资源短缺压力，以及大幅降低气候变化风险。 2006年，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曾计算出全球温度每升高2-3摄氏度，会造成全球GDP下挫5-10%。那年正逢美国带头退出《京都议定书》，直截了当的数字，震撼了全世界。 “现在看来，十年前我测算的温度和GDP的关系，可能还是非常保守的，还低估了气候变暖对经济带来的威胁。” 十年后的3月18日，在黄色预警的雾霾天里，这位气候经济学之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到上海做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达了担忧。 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先抵达北京，他特别注意到当天PM2.5到达了300了。“这是灾难性的。”斯特恩认为，气候变暖和空气污染虽然不是一回事，但都和燃烧化石燃料直接相关，“最近在印度德里，我看到了相似的，而且更糟糕的情况，身处糟糕的空气，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烟一样，燃烧化石燃料确实会在每一年伤害很多人，数以百万计。”斯特恩说。 虽然忧心忡忡，但斯特恩认为和十年前的悲观相比，他的心态已经有了积极变化。他认为过去十年中太阳能、风能等一些清洁能源的应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得引领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过去十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了90%，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特恩还指出，曾经的每一次巴黎峰会，都让他感到失望，唯独去年的峰会，成果远超预期。“它让我看到了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的迹象，尤其是中国政府，让我觉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强的责任感。” 刚刚发布的中国“十三五”规划，有专门章节提到应对气候变暖、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内容。斯特恩表示，中国的行动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方环境污染、地方自然资源压力、产业政策、竞争力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是相关的。“总体而言，中国一直能比较成功地通过五年规划来制定和实施宏伟的经济目标和气候目标，因此中国的气候行动是具有可信度的。” 应对气候问题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速？ 如今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应对气候问题的削减碳排放行动，会不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速，会不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对于这个问题， 这位全球最具发言权的气候经济学之父观点鲜明，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当前经济的时候，应当及时与如何发展低碳、效益及气候适应结合起来。
“其实煤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放在环境成本这个角度来说。”斯特恩建议中国应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及时抛弃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低碳经济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对此，斯特恩还算了一笔账，当前美国市场1吨煤的价格是50美元每吨，燃烧1吨煤产生的碳排放，在美国的市场需要排放者承担20美元，因此燃烧1吨燃煤的成本是70美元，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还会越来越高。而发展低碳经济，现在风能、太阳能的成本已经在一些地区比煤炭更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会随 着低碳经济发展，越来越低。 未来20年十分关键 斯特恩认为，未来20年对于应对气候变暖问题十分关键，其中能推动低碳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应对气候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更高质量、更加智能的投资，全球20年的投资总量需要达到4万亿-5万亿美元，即每年投资是现在的一倍。”斯特恩说，“全球正在进入低利率时代，所以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于中国能源结构和经济的未来走势，斯特恩给予预测，他认为如果中国计划煤炭消费在2020年或之前达到峰值、到2040年左右逐步淘汰煤炭使用，将会为中国带来巨大好处，包括提高能源安全、减少空气污染、减缓水资源短缺压力，以及大幅降低气候变化风险。 斯特恩提出，提高能源效率、绿色城市规划、制定能源创新政策以及财政和管理结构改革，都可以加快中国淘汰煤炭的过程，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分类措施可以为中国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主要中期收益；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结果，则能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额长期效应和减排连锁效应。 （本文整理自：上海观察） 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第一财经研究院（CBNRI）联合主办的“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新常态’——暨Nicholas Stern《WHY ARE WE WAITING》新书发布会”，3月18日在复旦管院举行。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CBNRI院长杨燕青女士介绍会议并主持。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致辞，感谢尼古拉斯·斯特恩先生远道而来分享他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在斯特恩先生发表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旨演讲之后，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女士主持了圆桌讨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冯琦，与尼古拉斯·斯特恩先生展开深入对话交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