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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晋斋法帖》是南宋曹之格所刻，共十卷。第一至第五卷，除谢安《八月五日帖》外，余均王羲之书；第六、七两卷，为王献之书；第八卷为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涣之四人书；第九、十两卷为宋米芾书。明清以来，通常所见的十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卷本均仿《阁帖》体制，为历代君臣书，显然都不是《宝晋斋法帖》原本。传世真本仅有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十卷一部，系孤本。其不仅是现存曹氏刻本中最完整的，而且卷一中尚保存有米、葛二家所刻晋人三帖，尤为珍贵难得。此帖在元代曾为赵孟頫\收藏，内有“赵氏子昂”朱文印多方，卷三原刻的篆书题首早已脱失，经清王澍审定，现存卷三篆书题首墨迹为赵孟頫\补书。明代经顾从义、吴廷递藏，并有明冯梦祯、吴时宰、许志古及清人王澍、穆扬阿等人观款及题记，元明以来真可谓流传有绪。
近日，《宝晋斋法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本次影印，除十卷全本外，还附印馆藏《宝晋斋法帖》残卷一册，编为第十一卷。自此，孤本不孤，再传千年。
《宝晋斋法帖》的刊刻
关于此帖刊刻的缘起和经过，曹之格在卷末题跋中叙述得很明确，根据此跋可知：
（一）宝晋斋原为米芾斋名，米芾曾将所藏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摹刻入石。又据程文荣《南邨帖考》载：“宋徽宗初，襄阳米芾元章得晋代王、谢诸书迹，即以宝晋名其斋，其守无为乃取书迹入石，复以宝晋匾其官舍。”考米芾守无为当在北宋崇宁三年（1104），米刻宝晋斋书迹当在此时，然其帖石不久即毁于兵燹，故米芾当年刊刻晋人书迹的数量与规模，至今已无从知晓。
（二）南宋葛祐之守无为时，曾将火前善本“米刻三帖”重摹入石，即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三种。
（三）待到曹之格任无为通判时，还曾见到米芾所刻《王略帖》《八月五日帖》残石二种。据《景定建康志》载：“曹之格以宝祐二年（1254）差通判无为军。”其时距米芾刻晋人帖仅一百五十年左右。
（四）曹之格跋中提及留意书学的“吾家诸父”即曹士冕、曹士兖等人，为曹彦约之子。曹士冕是宋代帖学权威著作《法帖谱系》的作者，南宋大收藏家，曹之格系士冕的子侄辈。
由此可知，曹之格刊刻《宝晋斋法帖》之举，既是对无为前守米芾、葛祐之刻帖传统的延续，也是对帖学世家门风的传承，此帖刊刻始于宝祐二年（1254），成于咸淳五年（1269），前后共历时十五年之久。
《宝晋斋法帖》所据底本
法帖的声望，在于其所据底本的珍贵。稀见的底本会带有古老法帖的“遗传基因”，它是一代名帖高贵品格的基础。《宝晋斋法帖》所据底本主要为以下几种：
《星凤楼帖》
据元陈绎曾《翰林要诀》载：“宝晋斋帖，曹之格模刻，星凤之子……”可知《宝晋斋法帖》多从《星凤楼帖》摹出。但由于《星凤楼帖》真本很早就已失传，仅存帖名而已，就连它的辑刻者究竟是谁，历来就说法不一。今观宋拓原本《宝晋斋法帖》卷二《兰亭序》后曹士冕嘉熙二年（1238）题识：“恐此文（《兰亭审定诀》）久而失传，乃以临本附于卷末，且镌之星凤楼下，与同志共之。”另，卷二《乐毅论》、卷五《鹘不佳帖》后分别刻有曹士冕嘉熙四年（1240）、淳祐五年（1245）题跋，均可证明《星凤楼帖》为曹士冕在嘉熙、淳祐年间所刻。由此可见，《宝晋斋法帖》与《星凤楼帖》之间确有渊源关系。《星凤楼帖》虽久佚，但其踪迹，仍可在宋拓原本《宝晋斋法帖》中找到。
薛绍彭刻《清閟堂帖》
宋拓原本《宝晋斋法帖》卷三《二月廿日帖》《道意帖》《服食而在帖》《裹鲊帖》后均刻有“弘文之印”及“绍彭”或“道祖”字样。以上四帖即为薛绍彭所藏《唐摹右军四帖》，曾刻入《清閟堂帖》。因此，可以确定《宝晋斋法帖》确有部分内容摹自《清閟堂帖》。
单炜的襄阳刻石
基于《宝晋斋法帖》所摹多出自《星凤楼帖》，又因为《星凤楼帖》之王献之书部分，摹自单炜的襄州刻石，这可在曹士冕《法帖谱系》中得到证实，因而可以确定，《宝晋斋法帖》中王献之书部分，应该就是单炜襄阳刻石的再翻本。
江西帅司帖、隋州所刻帖
程文荣《南邨帖考》中有关《宝晋斋法帖》的记载甚少，但却意外地记录了卷九、卷十的目次，颇具参考价值。将其与传世宋拓本卷九、十两册比较，发现《南邨帖考》所载的内容少了很多，但同时也发现宋拓本中亦略有缺漏，如：卷九缺《米芾临谢安八月五日帖》，卷十《祥瑞帖》《满庭芳词》《贺圣朝词》后缺失“右江西帅司帖”六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图书馆征集到宋拓《宝晋斋法帖》残卷一册，恰有上述三帖，卷末还刻有“右江西帅司帖”字样。由此可见《宝晋斋法帖》卷九、卷十米芾书部分，是从“隋州所刻帖”及“江西帅司帖”中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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