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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孝”观念的演变，我们拿“郭巨埋儿”的故事，来进行阐发。“郭巨埋儿”，世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西汉刘向的《孝子图》，一个是晋代干宝的《搜神记》。 这两本书里，都有郭巨的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大意是说：郭巨兄弟三人，家庭条件富裕，父亲死了以后，两个弟弟要求分家，于是，他把所有的家产，一共两千多万，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分文不取，偏偏把老母亲带在身边，靠给别人打工养家。没过多久，老婆生了一个孩子，他担心这小孩成为负担，妨碍他养母，就到荒野里挖个坑，准备把这孩子埋了，挖着挖着，在地里面挖出一罐金子来，里面还有文书写道：“上天赐予孝子郭巨”。
问题来了——既然郭巨的故事，两本书讲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又要特意用这两个版本，来讲解说明呢？这是因为出自不同年代、又看似一致的两本书，其实暗藏了尖锐的矛盾——在经过了几百年之后，晋代的“孝”观念，和西汉的“孝”观念，是大不相同的，换句话说，这两个版本的高度相似，恰恰是不正常的。 我们先来看西汉。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得到官方认可的西汉大儒，而他的“孝”观念，和荀子是非常接近的，董仲舒说，只要是出于“正义”，不听父母的命令要求，并不是不孝，而且他同样认为父亲应该“爱慈”，他甚至还说道：“父亲如果不做一个好父亲，儿子恐怕也难成为一个好儿子（父不父则子不子）”。 接下来看刘向，刘向同样是有官方背景的大学者，还曾经主持过多部大型图书的编纂。刘向的生活年代，比董仲舒晚50年左右，其时适逢百家争鸣的尾声，和董仲舒时代相比，意识形态与社会风气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在刘向编辑的《说苑》一书里，有多处“孝”的论述，下以书中曾子的故事示例：曾子在瓜田里劳作，不小心锄断了一棵瓜的根，他父亲大怒，操起一根大木棍，就向他打过来，一下子把他打昏在地，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孔子得知此事以后，责备他说：“古人挨父亲的揍，要看父亲拿什么家伙，是小木棍儿就乖乖挨揍，是大棒子就赶快逃走，因为暴怒之下，大棒子打人很可能会失手致死，从而陷父于不义的境地。一味的顺从怎么行呢？你想没有想过，杀人将要承担什么样的刑责啊？！” 可见刘向并非“愚孝”的推崇者，而且在《说苑》中，还常常提到“慈”，例如： 贤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 显然，刘向的“孝”观念是非常理性的，尤其他提倡的“父慈”，和郭巨埋儿的残酷完全相反。 而晋代的“孝”观念，就与西汉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的 “孝”观念，被描述为子女的一种单方向的义务，而且理性色彩日渐淡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改变呢？部分原因，是因为儒家成为唯一的官学，缺乏了自我批判与反思的动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政治上的需要。鲁迅先生说过，“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魏晋两个朝代，都是权臣篡位而来，如果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迎合了新的政治形势，这一时期的“孝”观念中，更强调单方向的服从，“愚孝”成分越来越多，各种奇葩的孝子故事也纷纷出炉，例如王祥“卧冰求鲤”：王祥早年丧母，遭继母朱氏虐待，但他依旧对父母孝敬，从不懈怠。有一年冬天，继母朱氏想吃鲤鱼，但地冻天寒，河水结冰，上哪儿去捉鱼呢？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忽然间冰化开，从裂缝处跃出两条鲤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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