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王安石看来，这是一场把饼做大的变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分饼大战。 文｜郭建龙（行者、自由作家）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京师汴州（开封）接连地震，在冀州一带出现了黄河决口，而在河朔也发生了巨大的旱灾。为了应付救灾，政府花了不少钱，有官员请求神宗不要再在例行的南郊典礼中颁发赏赐。按照规矩，典礼中皇帝应该给他的功勋们赏赐金帛财物。 宋神宗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请了三位学士王珪、王安石和司马光前来商量。[1] 三人中，学士承旨王珪资格最老，却性格温肉，被人称为“三旨相公”，讥笑他平生只会做三件事：“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2] 面对皇帝时，王珪果然适时地保持了沉默。 而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则赞同提议，认为为了救灾，需要节省其他开支；皇帝亲近的人做出表率是应该的。 这时，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却把话题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于是这次讨论变成了财政思想的大辩论。  司马光与王安石 1.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辩论 在辩论中，司马光持有类似于今天西方社会保守党（共和党）的观点，而王安石则更接近于工党（民主党）。两人唇枪舌剑，毫不相让。 民主党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不是紧缩的理由，政府的正常开支不应该缩减。至于钱不够用的问题，需要想别的办法解决，通过政府积极理财，是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 共和党司马光则嘲笑对手：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政府从民间搜刮的理由而已。 民主党王安石不同意，认为：善于理财，不需要从民间搜刮；聪明的官员不增加民间税负，照样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做到国用充足。 共和党司马光继续反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天地就产出了这么多的财物，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朝桑弘羊使用过的花招罢了。 双方你来我往，争议不休。由于《宋史》采用的材料更加有利于司马光，现在已经无法完全还原争论的现场，保留下来的史料显得司马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但事实上，王安石的观点却更能打动人。皇帝最后打了圆场，宣布作为个人，他赞成司马光的提法，但是作为皇帝，姑且按照王安石说的去做。皇帝的态度已经预示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命运。 在这件事之前和之后，王安石与皇帝有过密切的交流，系统地将变法思想告诉他。争论过后的第二年，王安石担任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启动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熙宁变法。 2. 一个理想主义改革家 自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人们就对于下一次改革如何进行议论纷纷。 范仲淹改革的突破口是整顿官僚，通过整顿官僚和军队，减少财政开支，这种方法是保守主义的。自从他失败之后，人们意识到削减官僚已经不现实了。 宋神宗继位后，由于国家用度更加成问题，神宗将理财放在了最为优先的位置上。 最初，他仍然采取传统思路，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制定政策，以庆历二年（也就是庆历新政的前一年）为标准来压缩朝廷开支。但司马光研究了几天，承认这个工作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他对皇帝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3] 当司马光等坚守传统的官员承认无法快速完成使命时，这时恰好有另一个人跳出来，宣布他有妙法能够让帝国财政起死回生。这也就难怪宋神宗偏向于此人了。当他掌权时，宋代的改革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从节省财政开支，走向了增加财政收入。 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理财专家，而是一个带着梦想、又缺乏实务经验的人。他自始至终相信，可以在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兼顾发展民间经济，让社会共同繁荣。 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曾经向皇帝递交过万言书，详细地陈述了改革思想，然而宋仁宗并没有重视他的提议。[4] 到了神宗时期，年轻的皇帝急于扭转财政的颓势，王安石坚硬、无所畏惧的性格恰好与皇帝不谋而合。 3. 变法之前先打倒反对派 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条文。主线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指导和参与具体经济运营，希望通过搞活经济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他的理想和现代社会主义有类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几乎在所有的朝代王安石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而到了现代却成了正面榜样。 这个主线的唯一问题是：政府只要参与了具体经济运营，必然降低整个市场的效率，从而败坏了民间经济，造成经济的衰退。至于政府的财政增收，这的确可以做到，但这是以民间的损失为代价的。 在王安石看来，这是一场把饼做大的变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分饼大战。政府分得多了，民间必然分得少。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熙宁变法的失败。 另外，变法之所以对未来影响深远，还在于王安石在集权过程中对于官制的破坏。在熙宁变法之前，宋代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比如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三苏等人，但这些人大都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对新法最甚。虽然他提不出立马见效的方法，但他极力反对新法，认为裁剪政府机构、减税才是王道。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争斗中都表现得很极端，为了让对方下台，不惜把反对者彻底打趴下搞臭。宋代的官斗愈演愈烈，已经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变成了纯粹的拉帮结派。 而苏轼等人的想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讲求实际效果。苏轼一方面看到了王安石大部分主张的不可行，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改革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是不错的。同时，他对剧烈的官斗非常反感。  苏轼（1037?1101） 在整个宋代官僚体系里，苏轼的见解和态度一直高人一筹。但王安石不分青红皂白，将这一派的人士也一并打倒。 在打倒了这两派之后，王安石必须另选一批官员来执行他的改革。但是，随着正直大臣的纷纷离职，他能选择的只有一批“无所谓东西”的钻营之徒。这些人缺乏成熟的政治主张，却不缺乏自我意识，很快就学会利用新法为自己牟利，这就更加败坏了新法，使得变法加速失败。 另外，王安石的集权主张让这些人更加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缺乏制约。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北宋终了。 4. 改革的成本转嫁 从具体的条文上来讲，熙宁变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以前的历史中出现过，并非王安石的原创。 他制定的均输法，是为了节省政府的运输能力，允许主管官员（发运使）更灵活地处置税收，比如将大米卖掉换成土特产，土特产的重量更轻，也就节省了运输能力。 这个法律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著名的理财大臣桑弘羊提出。[5] 在汉代的运行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由于发运使权力太大，搅乱了市场，必然产生囤积居奇、强买强卖等各种行为。 青苗法也是一个古代的制度，不过王安石将它的规模扩大了。所谓青苗法，是政府给农民发放青苗贷款的法律。[6] 农民耕种土地，当地里还是青苗时，是他们困难的时候，因为这时农民可能已经把去年的存粮都吃完了，而今年的粮食还没有收获。有的农民甚至把留种子的那点粮食都吃掉了，连地都种不下去。这时如果官府出面，拿出钱来贷给农民，等庄稼成熟了再让农民归还，官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而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这个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错的。 可是，很不错的想法在执行环节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官僚效率的低下和粗暴。 从理论上分析，这个做法的确可行，但实现起来，如果中央政府不强行推动，各地政府就懒得理睬，让法律变成一纸空文。中央政府要想推动，就必须下达指标强行推进，如果官员完不成指标，就要受到惩罚。可是，一旦下达了额度指标，每年必须贷出去多少、收入利息多少，这个额度就必然被滥用。 本来一百户农民中可能只有5户需要贷款，但官僚系统的低效率却无法找到真正需要的这5户，反而抓到了另外的农户，强行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好赶快完成指标。到最后，地方政府执行青苗法就变成了强制贷款、强行收租。 这就像现在的GDP攀比，或者财政攀比一样，最终的成本都转嫁到了民间，而借贷的效率反而愈加低下。这也可以看出，变法的本质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增加财政收入。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市易法上。[7] 政府想建立一个叫做市易务的机构，对市场上的物品进行官方交易。王安石的本意是利用这个官方的交易平台来调节市场，这样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完善的。只是经过了时光流逝，到了现代经过社会主义实践，人们才意识到其中的漏洞：官方主导的流通市场必定是一个剪刀差横生、低买高抛的好地方，最终会成为官僚企业和关系企业大赚其钱的地方，不仅不会降低市场的波动性，反而会扩大不确定性。 为了降低军事开支，王安石还订立了保甲、保马和将兵之法。这些法律要求裁撤不合格的军队，同时在民间建立保甲组织，相当于民兵资源，定期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民兵是不花政府钱的，这样就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另外，军马以前是官方养殖，现在也要把军马放到农户家里去养，减少官方成本。但是，北宋时期由于职业分工的发展，农民搞军事训练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耽误了种田，可谓劳民伤财。 开封府有人为了逃避保甲，不惜断指自残。知府韩维上奏谈到这事儿，王安石却认为，这是士大夫针对他的阴谋，就算有这种事情，也说明有愚民被士大夫们挑动了，政府不应该因为出了一两起极端事件就收手。[8] 王安石的观点穿越了千年，被现代官员们继续采用。一些官员面对民众自焚对抗拆迁时，也认为这是少数人不懂得发展的道理而做出的愚蠢举动，他们跨过了钉子户的尸体，继续进行着伟大的变革。 5.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王安石制定的改革政策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有若干法律如果慢慢地实行，而不是一下子打包推出，是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的。 比如农田水利法，政府的确应该承担一定的公共工程，解决灌溉等基本需求。中国历史上，治水的名臣辈出，经验丰富，但是这项法律必须在地方层面上落实，各个地方有水利需求，才会有效果。如果以运动的方式来做，必然会由于征调了太多的劳力，而对民间形成干扰。 另一个可能有好处的法律叫方田均税法。如果执行得当，对于政府和民间也都有好处。由于宋代的土地占有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加之许多本该纳税的人逃避了纳税义务，让税收向着穷人集中，通过重新丈量和登记土地，让税收更加公平。 但是，除非像北魏那样，存在大片荒地可以进行重新规划，如果像宋代这样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人占了，那么不管怎么调查，总会有遗漏的土地。所以，执政者一定要清楚，完全调查明白是不可能的，必须考虑调查成本和民间承受程度，适度而止。 而王安石希望进行一次全面的丈量，还设计了一个新的单位叫做方（一百万平方步），将土地重新划为五等，重新厘定税收，这就有明显的加税意图了。 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执行时，民间的敌意终于越来越深，担心清查过土地之后，税收会加重。随着各地的抵制和恶评，这项法律最终搁置。经过清查的土地已经达到了248万4349顷，约占当时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9] 在王安石的所有改革方案中，免役法是最可能成功的一项。宋代有着繁重的劳役，已经给人们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衙前”、“里正”，这两个差事可以使人倾家荡产。王安石制定这项法律，是想让人们缴纳一定的钱，获得免役，再用免役钱去雇佣劳役。这是符合当时的需求，进行职业分工细化的措施。从执行的情况来看，由于把户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财富交钱，也就是将主要的出钱方锁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穷的人不需要纳税，而中间户也获得了足够的利益。 根据杭州知府苏轼的观察，杭州的三等户人家一般八年一个轮回，出差役两年，再休息六年。如果按照免役法的规定出钱免役，那么每年需要出三四千，八年合计约3万钱左右。如果不免役，必须服役的话，那么两年的服役费用约为7万多。即便不算时间成本，仅仅从金钱上衡量，免役法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10] 但随着两派争斗的升级，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派，还是司马光的保守派，都已经不纯粹站在政策本身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党争。 当王安石下台后，新上台的司马光不顾大量的反对声，将免役法废除。新政留下的仅有的正面成果也消失了。 6. 变法的孱弱与党争的坚硬 王安石拜相之后，宋仁宗时期积累下来的一批名臣被一一拿下。吕公著、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都被不遗余力地排挤。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等，也都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离任。 而王安石的党人却只有吕惠卿、蔡确、章惇等少数。这些人都已经经过了党争的训练，宋代的朝廷规矩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在朝堂上斗个你死我活，已经抛弃了一切原则。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两位太后的要挟下，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但熙宁九年，又启任他重新担任宰相，直到一年后，再次罢黜。 但即便王安石离开朝堂，他的政策也没有被废除，此刻朝廷已经没有人能够主持拨乱反正，也没有人能够将他的新法坚持到底。更重要的是，他的新法虽然给民间带来了混乱，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财政收入让政府无法割舍。 根据记载，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的改革高峰时期，官方青苗法的收入大约为292万贯利息。[11] 免役钱也是一个能够带来实实在在收入的项目，熙宁九年的数据显示，该年免役收入为1041万贯，买役支出仅为649万贯，两者的差额就是政府的收入，约为393万贯。[12] 市易法的收入每年不到百万贯。[13] 除了这三项法令之外，其余的对财政的贡献微不足道。但这些钱大体上可以缓解一部分财政压力。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钟山。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宋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已沦为各派系相互倾轧的工具。从此宋朝陷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注引： [1]《宋史·司马光传》。 [2]《宋史·王珪传》。 [3]《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4]《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5]《汉书·食货志》。 [6]《宋史·王安石传》：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7]《宋史·王安石传》：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 [8]《宋史·王安石传》：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 [9]《宋史·食货志上二（方田 赋税）》。 [10]《宋史·食货志上六（役法下 振恤）》。 [11]《宋史·食货志上四（屯田 常平 义仓）》：六年，户部言：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把这两个数字相减，就是利润。 [12]《宋史·食货志上五（役法上）》：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13] 市易法带来的利润，可参考今人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2）。  郭建龙 行者 曾经的IT工程师、财经记者。科技专栏作家。近年行游世界，有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领域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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