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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3月的“波士顿大屠杀”（Boston Massacre）之后，英军全部撤出波士顿，《汤森法案》（Townshend Act）中的绝大多数条款都被废除了，只留下一项“茶叶税”。自1765年《印花税法案》（Stamp Act）颁布以来就一直闹腾着的北美殖民地一下子消停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安静时期”（Quiet Period）。《汤森法案》被废除后，各殖民地纷纷停止了抵制英货运动，大家都忙不迭地与英国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该怎么赚钱还怎么赚钱。“革命”似乎注定要成为过眼云烟。谁愿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天天瞎折腾呢？然而，人们没想到，将要成为过眼云烟的不是“革命”，而是这个转瞬即逝的“安静时期”。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波士顿人好像也累了。尽管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嚷嚷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大家把最后一项“茶叶税”剔除以后再休息，可是，眼见着纽约、费城等地的商人已开始进口英货，波士顿独力难支，最后，商会只好宣布停止抵制。“波士顿大屠杀”中唯一的英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仍然不愿卷入政治。他离开蒸蒸日上的法律业务，带着全家回到乡下，专心打理自己的小农场。那位提出“无代表，不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和一直资助革命的大富翁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虽然仍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议员，但他们的言论似乎变得更保守，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 唯一一位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的人，就是萨缪尔·亚当斯，他好像除了革命，什么都不会做。他知道，虽然“茶叶税”不起眼，但只要有一项税存在，就说明英国议会有权直接向殖民地征税。以后，如果他们想增加别的税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理的问题。可是，光他一个人在那儿扯着嗓子喊没用，怎么才能把大家再呼啦起来呢？就在亚当斯抓耳挠腮无计可施时，英国人又一次帮了他的忙。 这一次，是“钱包”之争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原来，北美殖民地的一个传统是，皇家总督、副总督、法院法官虽然由英王任命，但他们的工资由殖民地议会支付，从殖民地的税收里出。1772年，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金森（Thomas Hutchinson）通知殖民地议会，从今往后，我们的工资不需要你们支付了，改由英国政府发。英国政府拿什么发这份工资呢？就是《汤森法案》中的“茶叶税”。 托马斯·哈金森 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一听就跳起来了，什么？不让俺给你发工资了？那可不行！不让俺发工资，俺就跟你玩儿命！这事儿听上去有点怪，不发工资不是正好可以节省一笔费用吗？为什么殖民地议会非要死乞白赖地把钱往总督腰包里塞呢？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人嘛，一般来说，他的钱包被谁控制，就会为谁服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天经地义的事。过去，皇家总督的工资由民主选举的殖民地议会支付，总督们自然会向议会负责，也就是向纳税人负责。这是权力之间互相平衡、互相制约的有效机制，也是社会契约的重要表现。现在，如果总督不拿殖民地的钱了，他们当然也就不用再为殖民地人谋福利，完全变成高高在上的、代表英王的统治者。这样的总督要他何用？ 萨缪尔·亚当斯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与几个志同道合者组成“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并和其他殖民地取得了联系。其他殖民地的反英领袖们也组成各自的“通讯委员会”，他们互通信息，互相合作。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大家都看到了联合的力量，他们要用这种方式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端。“通讯委员会”就是后来“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的前身，它的骨干成员大部分是“大陆会议”的代表，并成为美国的“建国国父”（Founding Fathers）。 哈金森总督一眼就看出“通讯委员会”是个非常危险的组织，他警告说，殖民地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无限接近“叛乱”（Rebellion）。他说：“在英国议会的绝对权威和殖民地的完全独立之间没有中间路线。”也就是说，你要么选择接受英国议会的权威，让你交什么税就乖乖地交，要么你就选择独立。这也许是哈金森总督犯的一个错误，他把话说得有点太绝了。他以为，甭管殖民地人怎么闹腾，他们骨子里是不想脱离大英帝国的，只要放点狠话，来点铁手腕压一压，就会把危险倾向扼死在摇篮中。 以萨缪尔·亚当斯为首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可不是吃素的。亚当斯说，我们绝不承认英国议会的权威，因为它违反了殖民地宪章，侵犯了我们的天赋人权。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将选择独立！当然，此时的殖民地人根本就没做好独立的准备，这话听上去更像气话。但这却是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公开讨论“独立”的问题。亚当斯和其他议会领袖们在报纸上、小册子上大肆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言论通过“通讯委员会”迅速传播到其他殖民地，再次掀起反英浪潮。短短两年的“安静时期”结束了。 就在这个当口上，英国议会好像觉得局势还不够乱，于1773年通过了由首相诺斯勋爵（Lord North）提议的《茶叶法案》（Tea Act）。这个《茶叶法案》毫无疑问成了下面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线，最终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那么，英国议会为什么要通过《茶叶法案》呢？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什么？ 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人喜欢上了喝茶，茶叶生意就成了各国之间激烈竞争的大买卖。英国议会把茶叶的专卖权给了“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并规定，北美殖民地消费的茶叶只能从英国进口。但是，根据法律，东印度公司不能把茶叶直接卖往殖民地，而是必须在伦敦的拍卖行把货物拍给中间商，中间商再转卖给北美的商人，北美的商人再通过批发或零售推向市场。每转一次手就要剥一层皮，最后到了消费者手中，那价钱就高得没谱了。不仅如此，东印度公司卖到英国去的茶叶还要交25％的进口关税。当然，这个负担还是要消费者承受。如此一来，不光殖民地的茶叶贵，英国本土的茶叶也贵。一般人家哪里喝得起英国茶呢？ 你看，人家荷兰人就想得开。荷兰政府对进口茶叶不征税，也没那么多中间环节，这就让荷兰茶叶成了最便宜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商人都不约而同地跑到荷兰去走私茶叶。在北美，市场上大部分茶叶都是从荷兰走私来的，特别是纽约和费城，简直就是走私的天堂。东印度公司可惨了，大家都走私，没人买他们的茶叶，他们收购的那些货全砸在手里了。到1770年左右，东印度公司已经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 1773年的《茶叶法案》就是为了解决东印度公司的问题。法案规定，东印度公司卖到英国的茶叶还是要交那25％的税，但是，如果它转手把茶叶再卖到北美，这25％的税就可以退还给它。而且，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必须把茶叶拍卖给中间商的规定，允许公司直接向北美出口，卖给那里的代理商。那么，英国政府损失的这笔税收怎么找补回来呢？就是要通过《汤森法案》中的茶叶税，由北美支付。这就等于让北美殖民地承担起使东印度公司扭亏为盈的任务。北美人眼里从来不揉沙子，这种冤大头他们能当吗？ 现在，北美人面临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取消了中间环节，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成本大大降低，它直接把茶叶卖给北美的代理商，代理商们就算按《汤森法案》交完进口税，还是很便宜，那价钱竟然比走私的茶叶还低。当时走私茶叶每磅卖3先令，正儿八经进口的茶叶每磅只卖2先令。北美那些走私商真是没活路了。况且，东印度公司指定的代理商都是和他们有特殊关系的人，北美大多数茶商被排除在代理名单之外，这不是被人砸了饭碗吗？第二，还是那个老话题，《汤森法案》本来就“违宪”，凭什么让我们交税？ 1773年9月，满载着茶叶的7条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驶向北美，其中4条开往波士顿，1条去纽约，1条去费城，1条去南卡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船还没到，北美就已经先闹翻天了。各地的“自由之子”与商人们联合起来，除了示威游行，还把当年对付“印花税”税官的损招也使出来了，抓个倒霉的代理商或海关官员，给他涂上焦油粘上羽毛，还往人家嘴里拼命灌茶。然后就是威胁代理商，你要是敢进英国茶，敢交关税，俺就砸了你的店，砸了你的家，砸了你的车，砸了你的。。。结果，纽约、费城、查理斯顿的代理商吓得全部辞职，那3船茶叶又原封不动地运回英国。 被沾上焦油和羽毛的税官 波士顿的代理商这回却成了“茶坚强”，就是死挺着不辞职。为什么呢？因为有哈金森总督给他们撑腰。哈金森也是牛脾气上来，硬到底了。况且，波士顿的代理商中，有两个是他的儿子，到手的利益绝不能轻言放弃。11月底，第一艘茶船“达特茅斯”号（Dartmouth）抵达波士顿。根据海关规定，它必须在20天内，也就是12月16日之前，清关卸货。萨缪尔·亚当斯立刻召集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开会，通过决议，敦促“达特茅斯”号的船长赶紧把船开回英国，不要清关。同时，他们还派25个人昼夜监视，以防“达特茅斯”卸货。 可是，哈金森总督却拒绝发放让“达特茅斯”离港的许可证。不交税，就甭想走！过了几天，另外两条茶船也到了，第四条船在途中毁于风暴，根本就没开到波士顿。现在，三条船停在波士顿港，走也走不了，货也卸不下来，就这么僵在那儿。不知不觉中，12月16日就到了，这是“达特茅斯”清关的最后期限。这天，七千人聚集在会议大厅，等候消息。萨缪尔·亚当斯把总督府的最后决定告诉大家：哈金森总督仍然拒绝让茶船离港。然后，他说：“我们已经无法再做任何事情来拯救这个国家了。” 虽然并无定论，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各种迹象表明，亚当斯的这句话是给“自由之子”的“暗号”。他说完之后，在场的七千人立刻涌上街头，浩浩荡荡向港口走去。当天晚上，30到130名“自由之子”的成员，身穿印第安人的服饰，头上插着羽毛，脸上画着图腾，在众人的围观下，爬上那3条茶船。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中，他们把3条船上所有的342箱、共9万磅茶叶，全部倒入海中。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船上的人干得热火朝天，岸上的人看得欢声雷动，“新英格兰”的冬天忽然变成了一把火。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点燃的不仅是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也是一个新国家冉冉而升的希望。 波士顿倾茶事件 发生在1773年12月16日的这个故事，被称为“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其实，更准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茶派对”或“茶党”。当时，确实像一场几千人的特大“派对”，别提多热闹了，“茶党”的称号也一直延用至今。美国人为抗议政府高税收而走上街头时，总是喜欢打出“Tea Party”的牌子，真是革命传统代代传。 “波士顿倾茶事件”触动了大英帝国的底线，她做梦也没想到，整天自诩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人，竟然干出这么不英国、不绅士、不商业的事，真是刁钻野蛮，不可教也。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和英国议会终于知道了，他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的结果，就是让北美得寸进尺，让自己无路可退。此前，英国议会中有殖民地的敌人，也有殖民地的朋友。可是，“倾茶事件”后，英国议会变得空前团结，一致认为这种“罪行”必须受到惩罚，否则，大英帝国就完了。 英国议会下令关闭波士顿港，片帆不得出海。撤走的英国兵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们可就不像上回那么客气了，谁敢找事儿，那就是找死。英国议会明着告诉北美人，殖民地政府不但要支付英军的全部费用，还要给英军安排住宿。否则，英军士兵将强住民宅，把你们老老小小全都赶到大街上睡觉去。而且，波士顿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们是一群目无法纪的暴徒，没有资格管理自己，也没有资格享受“英国人的权利”。今后，如果再有人敢跟英国叫板，他们将被押往英国受审，而不是由殖民地的法庭裁决。 这下，波士顿可真要倒霉了。波士顿是个靠海吃海的城市，最大的产业就是捕鱼，其次是造船和航运。关闭波士顿港，立刻让一半的波士顿人丢了工作，他们何以为生呢？英军士兵擅入民宅，私有财产不再神圣。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失去了独立的司法，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显然，他们已经不再被当作英国公民对待。既然如此，他们还会留恋那个辉煌的大英帝国吗？ 可是，英国议会没有想到，他们对波士顿的惩罚却引起一个致命的副作用：北美殖民地也像英国议会那样变得空前团结。波士顿似乎不再只是新英格兰的一座城市，她牵动了所有北美殖民地的心。甚至在那些南方殖民地眼里，马萨诸塞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异国”，而成了她们的“姊妹”（Sister Colonies）。今天发生在波士顿人身上的事，明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罗得岛（Rhode Island）殖民地给波士顿送来了钱，南卡罗来纳送来了大米，纽约送来了羊。弗吉尼亚专门安排一天，为波士顿祷告。就在这一天，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和讨论与大英帝国的彻底分离。 还有一些人，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汉考克，纽约商人罗伯特·莫里（Robert Murray）等，都向英国议会表示，愿意自掏腰包，替波士顿赔上这笔茶叶钱（大约九千英镑），请议会放波士顿一马。可是，他们的提议遭到拒绝。议会说，这不是欠债还钱的问题，这是罪与罚的问题，波士顿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英国人算是看明白了，在北美，有一种东西比钱更重要，人们可以为她生，为她死，为她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自由。英国索要的赔偿就是殖民地的自由。 面对失去自由的危险，北美殖民地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等待她们的将是怎样的结局？请看下一个故事：不自由，毋宁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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