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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正在经历从 “管理”到 “治理”的转型，教育舆情研究具有危机管理、舆论引导、政府决策、政府形象维护等重要的现实价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教育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危机处置与科学决策迫切需要教育舆情研究强大的助力。目前教育舆情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研究内容浅层化、研究方法狭隘化、研究机构杂乱性、研究目的单一性的不足。教育舆情研究需要专业的科研机构作为支撑力量，急需转变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加强跨界合作、注重舆情的分析研判与预测等工作，进而发挥教育“智库”的作用。 教育舆情研究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目前国家行政职能部门越来越强调“治理”，而不是管理。传统的管理往往是通过行政法规制度、行政指导、行政命令等上级对下级的执行与监督过程，灵活性、创新力往往不足，容易产生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不良后果。“治理却是一个包含多元主体围绕一个目标，共同参与、协调互动的过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完整的治理结构。”在高等教育领域，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现实任务。对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教育舆情研究价值，如何把握教育治理面临的新态势，如何提升教育舆情研究能力，对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舆情是教育领域内产生的舆情，具体可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教育领域的“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群体性“情绪、意愿、态度、意见和要求的总和及其表现”。而教育舆情研究，则是通过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的科学研究方法，围绕教育舆情所开展的研究。 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离不开高效的教育传播和准确的教育舆情监测。在治理视角下，审视教育舆情研究，其价值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有利于提高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危机管理水平；有利于进行舆论引导；有利于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政府形象的维护和提升。在当前的传媒生态环境中，教育治理产生了两大新的特征: 对大数据的需求日益凸显社交化媒体成为新的舆情发源地。教育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教育舆情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给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提出了挑战: 把握正面积极的舆论导向，获取准确科学的舆情信息，甚至提前预测到舆情危机事件……这些在传统媒体环境中相对可控的事情，在网络环境中变得异常困难。在信息社会，舆情危机的高强度、广覆盖使得危机处置的成本达到史上最高；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推广，未来科学决策将更加依赖有说服力的数据，以及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预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网络信息中发现教育舆情危机并且及时进行危机处置，提高科学决策的实效，需要可靠的高水平教育舆情研究作为支撑。因此，教育治理呼唤新的手段。随着网络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不断加深，教育治理必须紧跟新的传媒生态环境，采用最新的舆情监测手段与分析方法，保持长期、专业的科学研究；否则在新媒体技术平台中，教育治理将陷入“缘木求鱼”的窘境。 1.教育治理需要数据技术作为支撑 面对爆发式增长的海量网上信息，传统的监测方法已经行不通。首先，随着数据库、云计算、人工智能、语意网 ( Semantic Web) 和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 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SOA) 、地理定位技术等网络技术的进步，开放技术的推广和深入，以及移动智能终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发展正从 Web2. 0过渡到Web3.0阶段。在 Web3.0时代，传媒生态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数据化、网络化。其次，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壮大，个人或者团体、组织与专业媒体机构共同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互换、资源共享。如何在大数据的快速增长中把握住舆情的整体态势，在大数据的庞杂中把握住舆情的重点，在大数据的无序中探索出舆情传播规律，这给舆情研究发起了重大挑战。当前网络舆情研究的价值与难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治理不仅仅需要信息技术 (IT) 提供信息沟通交流的手段，更加需要数据技术 ( DT，data technology) 为危机管理、科学决策提供预测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2.教育治理需要专业科研机构作为智库 目前我国缺少专业的教育舆情研究机构，而教育治理的推进离不开专业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在我国舆情研究领域，商业机构介入较多，开发各类舆情监测系统的公司有两百多家，它们主要是通过自主研发或者购买的搜索引擎技术和文本挖掘技术，进行教育舆情的数据挖掘，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相关数据报告。商业机构的舆情研究主要是以商业利益为驱动的，缺乏专业的教育学知识积累，往往研究成果欠缺深度，有的甚至是低水平的信息收集与发布。 而从高校舆情研究来看，以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为代表的国内高校也开设了各自的舆情研究中心，并且定期发布舆情研究报告。但是，我国高校舆情研究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着研究机构数量少、研究同质化、技术开发能力弱等问题。综合各方信息，国内六所高校舆情研究室的研究现状也反映出目前我国舆情研究的发展概况。 当前我国教育舆情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教育舆情研究有助于全方位了解教育相关的社会话语表达、社会心理、社会诉求，可以更好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公正的实现。然而，我国的教育舆情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一些高校或者研究机构有对教育舆情领域的专门研究，但是与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教育舆情的研究目前是低层次的。第一，对教育事件的舆情研究很多，然而对数据的分析却不够深入。媒体对教育舆情的研究目前只限于对一段时间内关注度较高的教育事件进行解读和评论，这种研究是具体而不具备普便参考价值的。而教育研究机构或舆情研究机构对教育舆情的研究，受到人才、资源和研究视角的限制，多侧重于单一方面，如或是集中在对于教育事件、教育政策法规的舆情解读，或者偏重对于数据的采集和量化分析，而对数据的传播学意义、教育学意义的解读则不足。第二，侧重网络教育舆情的分析，对线下的民意调查研究不充分。当前对教育舆情的研究主要都是通过在网站、论坛和微博等网络媒体上对有影响力的教育舆情事件进行分析、对教育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抓取和做一些量化分析。专注于网络教育舆情研究，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民众对教育的群体性情绪和态度。第三，现象研究过热，理论研究尚未成体系。在我国，对教育舆情的研究主要关注舆情信息工作、舆情机制、网络舆情等，对教育舆情的相关理论探讨不够。国外的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舆论的主体客体、民意调查以及舆论、媒体和决策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备相对健全的理论与应用体系。 目前，舆情研究所采用的数据采集技术大多为网络爬虫技术、分词技术和议题聚合技术等几种，只能局限于简单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对数据的挖掘程度远远不够。而在大数据时代，舆情研究的对象是海量资料，资料量的规模巨大到难以借助当今的主流软件工具，难以高效率地完成信息的撷取、管理、处理并且得出结论。正如喻国明所说，这种舆情监测方式类似于小作坊。舆情研究并不局限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研究方法更不能盲目依靠对大数据的挖掘，因为大数据能够反映舆情发展状况，而不能解答舆情变动的原因。“我们不能再把精确性当成重心，我们需要接受混乱和错误的存在。另外，我们应该侧重分析相关关系，而不再寻求每个预测背后的原因。”因此，在舆情研究中仍需要借助传统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探究舆情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感情、态度、愿望等，并且基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相关社会学科的理论支撑，对调查结果进行深度分析。 目前，教育舆情研究机构呈现出多而杂的特点，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各机构自身也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在高等教育传播与舆情监测领域，尚没有专门机构。社会上用于商业运营的软件监测主体有几百家之多，它们接受有关政府部门或者教育机构的委托进行舆情分析，提供报告；然而，目前这些公司规模大小不一、研究实力悬殊，能够做到方法科学、分析准确的机构少之又少。而一般的教育机构组建一个包含技术设备和技术团队的教育舆情研究机构，成本过于高昂；依靠单个研究机构完成单项舆情研究项目的现实困难巨大。此外，网络舆情的信息主要掌握在网络平台的运营商手中，研究机构必须要与网络公司进行合作，才可能根据第一手数据展开研究。同时，已有机构的专业研判能力也有待提高。数据采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许多数据信息还需要专业分析师和有经验的人员加以甄别，作出合理的研判。 教育舆情研究的价值是巨大的，对政府决策、学校等教育机构的改革、企业对教育相关事业的投入等方面都有指导意义。但是教育舆情研究目前的功能只限于为政府服务，其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究其原因是研究目的单一造成的。第一，我国教育舆情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政府执政服务，而忽略了舆情研究除服务政治外，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的广泛应用。这方面的反例如益普索 ( IPSOS) 公司常常为高校监测学校声誉，今年益普索为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学校声誉调查，就如何传播学校信息以及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学校的独特性、竞争力等方面进行监测，并对高效发展提出战略性建议。第二，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教育舆情的监测和反映，达到服务决策、指导实践的目的，对舆情的预测工作不够重视，难以预测教育舆情的走向和潜在的危机。 加强教育舆情研究的政策建议与实践探索 从国外舆情研究历史来看，国外普遍采用的方式不是舆情监测，而是民意调查，即通过抽样调查方法。目前，也有部分机构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舆情监测。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于 2005 年成立了公开信息中心，每天在万维网中搜索公开的军事信息，并分析民众对军事议题所持的情绪、意见和要求。此外，欧盟舆情分析官方网站、坎特伯雷大学欧洲舆情研究中心等机构也致力于通过网页统计、文本分析等方式进行舆情监测。但从国外舆情研究的实践来看，专业教育舆情监测机构几乎没有。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学院开设的英国舆情监测网，对健康、犯罪、公共政策等各方面进行舆情监测，致力于为学术机构进行政策辩论提供舆情根据，然而其做法也是通过在全英国组建 6000 人规模的常设调查对象小组，在特定议题上通过对 6000 人的问卷调查，来获取相关舆情。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促进教育舆情研究的发展，这是中外教育研究机构都亟需思考和解答的困惑。只有从症结入手，才能对症下药。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舆情研究只重视网民话语表达的单向度研究必将改变。话语作为一种外在的社会表达，属于浅表层面，不能够有效地窥探出网民群体的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和社会诉求。 大数据是指体量大、类型繁多、增长率高、价值密度低但总体价值高的信息资产。当前的教育舆情研究普遍只注重内容研究，维度单一。未来的教育舆情研究在内容研究之外，更要注重对舆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信息化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更加精准到位地对舆情背后潜藏的现象进行探究，丰富研究的内涵。 从大数据库中将具有教育舆情研究价值的数据撷取之后，通过高级算法进行数据运算，并且得出能够具有舆情研究意义的数据结果，并将其结果通过简明易懂的文字和图表呈现出来，才是舆情研究方法的发展大势。第一，采用自动分词标注系统，分析网络舆情材料。通过对教育舆情的主题词进行自动分类、自动聚类以及倾向性分析，可以即时监测到实时热门话题与舆情预警信息。第二，注重数据加工。当前，大多数舆情信息采集主要利用网络爬虫技术、分词技术和议题聚合技术，缺乏信息挖掘 ( DataMining) 。我们认为，舆情研究不应只停留在浅层次的信息采集和分析，而要将数据更为精细地进行研究，由点及面地按照特定的舆情专题进行深度分析，按时完成深度专题报告，进而进行跟踪研究。 大数据需要特殊的技术，实现对大数据有效果、有效率地处理、运算。目前大数据利用的技术，主要包括大规模并行处理 ( MPP) 数据库、数据挖掘电网、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互联网和可扩展的存储系统。这需要一整套高精尖的硬件和软件，还需要一批精通大数据技术的专业化人才。因此，教育舆情研究要注重产学研的结合，引入协同创新机制，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大数据时代，舆情预测成为可能。反观教育舆情研究目前还集中在舆情监测、危急应对的阶段，暂不能对教育舆情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提供舆情预警服务。从舆情研究的目的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 第一，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舆情模式识别等先进技术，将人工智能和人工经验相结合，实现对舆情趋势的科学预测。而这种预测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凭借经验、感性认识、概念化的理论而得出的预测相比，必然会更加快速、精准。第二，提高舆情的分析研判能力，通过技术平台的搭建实现舆情的监测与分析研判，在出现舆情危机之时，能够迅速得出科学的分析报告以指导舆情的导控工作，有效克服舆情危机。 何欣蕾 王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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