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和陆地作为两种文明力量的象征，经常出现在政治性神话叙事的幕后台前。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来表现波斯国王薛西斯的专制权力与尊荣高傲：当波斯军队横跨达达尼尔海峡之时，海水吞没了临时搭建的浮桥，薛西斯对此勃然大怒，命人鞭笞海水三百下，并将一副烧红的镣铐投入海水之中，以示在其绝对王权的威严之下，连大自然的力量也当匍匐于其下。希罗多德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笔法严肃平实，无丝毫不恭之意，这反而大大加强了这个故事的嘲讽效果——谁人能将君王权威下象征束缚的镣铐加于放荡不羁、永远自由的大海之上？ 希罗多德记载的这场战争简直是政治思想史中符号化的最好样本：在陆地上，薛西斯的大军无人可挡，以骁勇善战著称的斯巴达人尽管能够固守温泉关数天，但依旧败死；只是在海上，在用战船建筑起的木质城墙守护下，希腊人才打败了波斯人，守护住了他们天性热爱的自由。这场战役之后，陆地似乎就染上了集权的色彩，而海洋则成为自由的象征：陆地是数量无比巨大但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唯长官之命是从的士兵们的杀场，而海洋则是那些勇敢、自由、热情、富于冒险精神、笑对生死的海上战士们的栖息地。 不过，历史的阅读者们马上会纠正这种想象。在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海上帝国雅典人负于陆上帝国斯巴达，海洋以及海洋城邦依赖的贸易与通商就成了混乱、放荡、堕落、纵欲的象征。柏拉图不是主张理想城邦应当距离海洋有一定距离以免受贸易的影响致使公民失去美德吗？他不是用一个花里胡哨的大市场来比喻民主制度中出现的各种观点吗？——按照“老寡头”的解释，雅典这样以海为生的城邦最易出现民主制，因为穷人们可以充当战船上的水手，对贸易往来与战争胜负起到关键的作用。雅典战败之后，海洋性就成为另外一个象征，不断出现在对城邦的“船喻”之中。波利比乌斯就把民主制城邦比作一条船，在风浪之中大家尚能同舟共济，但在即将驶入港湾时，船就会因为水手的意见分歧而触礁沉底。我们已经能够在这次转换中发现一些后来在弗莱塔斯和格劳秀斯的争论那里重复出现的要素：一心向往陆地城邦斯巴达的柏拉图主张人和人之间在美德上必有自然等级——金、银、铜、铁，质料不同；而海洋城邦中那些主张民主制的人们（总体而言）则忽视或者拒斥这种区分。 随着罗马的崛起，陆地和海洋的道德地位发生了转变：自由不再是美德，爱国和富于牺牲才是。在罗马和迦太基的争霸中，罗马人被视为惯于陆战，而迦太基人则被视为擅长海战。这又是一场充满符号象征意义的战争：罗马人忠勇勤劳、愿为祖国牺牲，而迦太基则依赖其通过贸易积累的巨大财富收买雇佣兵作战。双方起初的战场在米莱（Mylae）海上，这是迦太基人更擅长的领域，但罗马人靠着谨慎认真的准备，给他们的战船装上了“乌鸦”（一种用来抓住敌船的木板桥），把海战变成了陆战，从而大胜迦太基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单纯靠着汉尼拔的天才，靠着长途跋涉的游击战与合纵连横的外交技巧将罗马逼入绝境，但迦太基内部政治则处在纷争之中，不能够为汉尼拔提供必要的支援；罗马却靠着众志成城的精神缓过劲来，派军登陆迦太基本土，将其击败。罗马人立足大地之上，土是一种稳定的元素，而水是流动的、不可靠的，因而也就不足以决定一个国家长久的幸福与命运。自此之后，公民美德、爱国主义、服从纪律、勇于牺牲、谨慎认真、长于耕战、发挥共和体制的长处，这些因素被归于罗马以及罗马代表的陆地文明；而醉心商业、纵欲堕落、贪恋金钱、过分依赖雇佣兵、在国内政治中总是争吵不休，这些因素被归于迦太基以及迦太基代表的海洋文明。自那之后，罗马贵族社会中的道德风尚不是鄙夷希腊人和希腊人那无用的哲学、夸夸其谈的辩论术、引人纵欲的航海商贸技艺吗？对加图这样优秀的罗马人来说，值得过的生活只有从事农耕、持家兴业、繁衍子女、服务国家。 之后的罗马宣称自己是世界的统治者，用它的铁血军队为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带来了罗马式的和平。再往后，思想家这种运用神话与符号解释世界的力量随着罗马世界的衰落和整个文明世界的衰落一道衰落了，陆地与海洋这两个经常被戴在历史中不同力量面孔上的面具也被弃如敝屣、束之高阁。日耳曼人、哥特人、汪达尔人乃至匈奴与蒙古的入侵，算是什么样的陆地力量呢？维京人又算是什么样的海洋力量呢？沉寂，沉寂笼罩了历史——准确地说，沉寂笼罩了历史记载以及记载者对历史的想象力。 然后是复兴——据称是现代文明的复兴曙光，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蛮族不断入侵，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居民不得不逃往亚得里亚海上的潟湖小岛，以海水为屏障抵御蛮族，是为威尼斯城之起源。不久之后，查士丁尼重新征服地中海沿岸，威尼斯顺势投入东罗马帝国怀抱。彼时帝国首都尚在君士坦丁堡，意大利本土只有一个拉文纳作为行省首府，故而天高皇帝远的威尼斯几乎就是一个自治地区。也就在这时，威尼斯形成了自己的议会、寡头、总督并行的共和政体。在击败了法兰克王国对威尼斯的野心之后，威尼斯人迎来了基督纪年的第一个千年。公元1000年5月的第一个礼拜日，威尼斯总督奥赛罗二世带领民众举行了这样一个旷古绝今的仪式：与海结婚。那一天，总督带领政府高官，登上豪华绚烂的黄金船，开向威尼斯的外海，当着所有民众的面，对海面说道： “大海啊！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都是属于我的！” 然后他将金戒指扔进海中，象征威尼斯与海神波塞冬的联姻结合。 卡尔·施米特后来在《陆地与海洋》中曾经颇带着些遗憾的口气说，这样一种仪式恰恰区分了一些仅仅是以海洋为导向的民族和真正的“海上漫游者”。中美洲那些以捕鱼和航海为业的印第安部落也向海神祭献项链等其他值钱的东西，还有动物甚至是人。但是施米特觉得真正的海洋民族从不会考虑与海洋结婚的仪式，因为这种仪式预设着献祭者与他所献祭的神灵是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相对立的存在，仪式的作用在于安抚某种对这个民族来说陌生的元素——他指的就是海洋。因此，这种与海结姻的仪式属于一种高度发达的滨海文化或者环礁湖文化，而不是属于海洋文化。施米特实际上忽略了威尼斯人五百年来控制地中海霸权的努力，尽管他声称自己没有忽视。因为一旦真正涉及威尼斯人的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这段历史中的一举一动才是真正符合海洋民族政治性格的行动——维京人或者后来的捕鲸民族则根本不是“政治人”。不过，我们暂时还是略过这段历史，放到后面更恰当的地方加以讨论。 施米特心目中真正的海洋民族是捕鲸人，是海盗，是擅长这两个职业的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在与海洋中最强大的生物搏斗，依赖他们的生物性力量与之搏斗，也就是他们肌肉控制的东西——帆、桨、标枪来与之搏斗。这场搏斗关系是一场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个体关系，是一种内在的敌友关系，通过与鲸的斗争，人越来越深地卷入海洋性存在的原始深渊中。捕鲸人、海盗和冒险家构成了新兴海洋民族的代表性力量。其中政治意味最强烈的是海盗，因为这些信奉新教的海盗们主动参与到当时历史最前线的斗争之中，每个人都针对天主教船只宣战，每个人都将自己的个体与这场生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并因此获得了历史荣誉。最后，海洋民族胜利的最高体现，在于英国人引领的空间革命，引领我们这个星球的人第一次从行星空间的视角而非陆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什么是陆地的视角和海洋的视角？——自由。自由这个关键词从希罗多德那里复活了！施米特又回到了希罗多德的年代！英国海权鼎盛的时期也是自由贸易的时代，也是英国的工业和经济优势自由拓展的时代，自由的海洋与自由的国际市场在自由这个观念中汇合了！在英帝国这里，自由的海洋文明再次战胜了不自由的陆地文明！ 自由的海洋民族英国人先是征服了欧陆上的法国人，然后又战胜了德国人。再接着，它被两大新兴帝国瓦解了——旧大陆的俄国和新大陆的美国。不过，神话的担纲者破灭不代表神话的破灭，海洋战胜陆地的神话继续寻找到其新时代的代言人，一方是苏维埃俄国，另一方是自由主义美国。这样，20世纪世界历史的权力斗争又成为一个注脚，一个自1600年以来海洋战胜陆地这部神话历史剧中的新篇章。 苏维埃俄国的覆灭似乎象征着这场神话历史剧又一个章节的落幕，代表自由、进取的海洋精神又一次战胜了代表保守和集权的陆地精神。随着这场落幕，近代以来许许多多有激发性或无激发性的思想力量在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帝国的成功中汇合了，然后为这个帝国的成功编织更多更美丽的世界历史神话：享有古典自由的民族、自诺曼征服以来的宪政共和主义、审慎的政治智慧、属于海岛国家的离岸均衡策略、克制自己对欧洲大陆的霸权野心、对个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自由市场的竞争原则、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引领者、第一次依靠人类的智慧在庞大的国土上建立起共和制度、富于进取心和创新精神……这些美妙的词汇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只是“崇自由教”中那些富于激发性的词句，一旦讲台或电台中的现代牧师们吟诵起这些词句，就会得到数以亿万计的信徒们的欢呼？而另一方面，有多少人用华丽的辞藻赞颂海洋精神，就有多少人用激烈的语词贬斥陆地精神——黄色的、愚昧的、封闭的土地文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