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个人，救了10万人

自1937年中日开战以来，由于日军先后在华北和华东开启战端，所以中国军人的前进方向是向北、向东，踏上战场，抵抗暴日。

与之方向正好相反的是，普通中国人、战略物资的逃难路线，先是向南，继而向西。总的来看，日军从东而来，国人向西逃难。

那个时候，没有飞机航班，没有高铁，仅有的几条铁路线也基本指望不上。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通过公路、水路，向西逃难。实在急了，也只好交通基本靠走。

除非你贵为达官贵人，才可以优先离开；否则逃难路上的千辛万苦，你将一一品尝。而这样的辛苦凄凉，在1938年的湖北宜昌，达到了顶峰。

78年前的宜昌，成了“敦刻尔克”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至此，中国难民向西、向四川的逃难，达到了最高峰。

再不跑，就只能留在沦陷区，靠日本人的恩赐而苟延残喘了。所以，除了跑不动的，想投降的，基本都跑了。

当时入川，只能走长江水路。而水路入川的咽喉要道，在湖北宜昌。

宜昌，因为“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所以古称夷陵。自古以来，宜昌扼守着著名的长江三峡，上接巴蜀，下控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来自华北、华东、华中的难民，在宜昌的大量聚集，是因为他们要在这里换船。

由于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险象环生，甚至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所以1500吨以上的轮船当时不能溯江而上。

从长江下游来的船只，都不能直接进入三峡航道直达重庆，所有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换船，转乘能走三峡航道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所以，由于水路运输的运力有限，宜昌小城顿时人满为患，到最后连起码的住地都没有了，很多难民只能露宿街头。

难民中，最特殊的，是从华北、华东等沦陷区辗转而来的8000余名难童。他们年龄幼小，却已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然而，他们是我中华民族的未来。现在的成年人，有责任将他们转送后方，让他们长大成人，让他们接过我们手中的枪，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

难民、物资从各个方向云集宜昌，一时之间，宜昌成了东方的“敦刻尔克”。

著名作家、出版家、教育家，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叶圣陶，此时也在宜昌的难民人潮之中。

他在宜昌苦等7天也没有找到一张入川的船票，而眼前混乱绝望的人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不少人找不到住处，只有露宿街头。

叶圣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的确是“苦无船”。具体来说，当时宜昌不仅是“苦无船”，而且是“一少二多二急”。

一少：自然是船少。当时在宜昌，能走三峡航道的大马力小船，只有隶属于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单艘运力约400-600吨）。当然，还可以利用渔民们的那些运力极其有限的小木船。

二多：一是人多，当时聚集宜昌的难民，保守估计已达10万人以上。二是物资多，主要是需要运至后方的军工器材、军用物资和战略物资十万多吨。这些物资将在未来形成中国的国力与战力，再重也是必须要运走的。

二急：首先当然是战情急。武汉距离宜昌也就三百多公里，虽然我们还有部队在层层设防，日军要打来，按以往的经验，也就是个把月的事儿。其次则是水情急。长江的水情是从每年10月中旬起，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可以通行较大的轮船。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了。到那时，所有大船和大型设备将根本无法入川。

一言以概之，要在40天时间内，用22艘船加上征用渔民的木船，将十多万难民和十万多吨物资转运入川。

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述的难民和物资，是平时民生公司一年的运量，怎么可能在40天内运走?

除非奇迹出现。

天不灭我中华，奇迹真的出现了。

创造奇迹的人，叫卢作孚

卢作孚，是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也是当年在宜昌创造奇迹的人。

1938年10月23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达一片混乱的宜昌。他没法儿不来，毕竟现在能够用的22条船，全是他公司的。

但是，人们认为这位浓眉大眼、身材瘦削的总经理来也白来。你又不是神，你能用那么少的船，运走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

事实证明，卢作孚虽然不是神，但还真就不是一般人，至少，他是能创造奇迹的人。

通宵的会议协商之后，第二天清晨卢作孚就宣布：我能！

卢作孚的办法是，分段运输。分三段：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它物资或在三斗坪或在万县卸下；码头24小时全天运转，船只白天的时间全部用来航行，夜间则用来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清理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

对于难民，他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从而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降低收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战区难童免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征用民船2000余只，临时增加雇工3000余人，以保证运输需要。

一个严密、合理、紧凑，甚至是完美的方案。

宣布方案的当天，10月24日上午，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而第一批上船的，正是几百名难童，他们由卢作孚亲自护送上船。

轮船启航之时，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挥着小手儿向卢作孚告别。这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花朵，在向战乱之时保护他们的大人们表示感谢。

此情此景，令观者无不动容。

接下来的日子里，20艘轮船、2000多只木船，沿江的多个码头，就如精密仪表的各种零件一样，又如交响乐团的大小乐器一样，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有条不紊、丝丝入扣地运转着。

到了1938年12月，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安静了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他欣慰地看到：堆积如山的设备物资2/3已被拖走，人员也被撤运一空，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结束了。

卢作孚自己，后来是这样回忆这段日子的：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牙齿不断的呼号，汇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卢作孚就这样，拯救了十多万人的生命，还有十多万吨战略物资。

这次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的重要意义，还是让敌人来评价，最为权威：

日本军方后来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才认识到此次宜昌大撤退中被抢运的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年）在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应该记住卢作孚

宜昌大撤退，后来经常被人拿来与“敦刻尔克”相对比。

但是，同样是大战来临前的人员和物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比“敦刻尔克”更难。

“敦刻尔克”依靠的是国家动员、政府力量，撤退的主要是组织相对简单的军队人员，而且留下了几乎所有的重型装备没有撤走；宜昌大撤退则主要依靠的是企业和民众的力量，撤退的也是杂乱无序缺乏组织的逃难平民，还撤走了十多万吨战略物资。

而在这次大撤退中，民生轮船公司的员工们，不仅要面对时间紧、任务重、水险滩急，还要面对日军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员工为此献出生命：共损失轮船16艘，牺牲员工116名、伤残员工61名。

民生轮船公司作为企业，其战时经济损失更是高达400万元之巨：战时各种原材料价格成百倍上涨，比如机油价格上涨200倍，煤炭价格上涨150倍；但公司轮船的货运业务，每吨收费仅60元左右，难民则几乎是免费运输的。

中国有幸，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还有这样爱国的企业，爱国的企业家。

卢作孚，重庆合川人，1893年出生。他17岁加入同盟会，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总编。1925年弃文从商，创办民生轮船公司。

抗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并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卢作孚的企业已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作为一个大企业家，卢作孚一生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将公司经营的盈利全部用来发展，自己只在公司按月领取一份工薪。

1952年2月8日，他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时，家里仍然一贫如洗。他不仅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还留下遗嘱要求妻子把家中借用的民生公司家具送还给公司。

伟哉，卢作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