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学人｜“三社联动”的内涵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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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人 冯元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博士生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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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选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正文

“三社联动”成为近两年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议题，然而，以往学界有关“三社联动”的内涵界定尚不清晰，“三社联动”的深层动因缺乏探究，以及实践中存在“三社联动”效应尚不凸显的情形。笔者认为，要有效发挥“三社联动”之于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就有必要首先对“三社联动”的内涵进行再认识、再建构。 

以往研究指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联动，强调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的联动格局。这种定义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谁在联动”的问题。目前，“三社”的主体不清晰，如果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都是较明确的主体的话，那么，社区代表什么主体呢？仅仅强调社区的平台性是明显不够的。不少人将社区这个平台限定在社区居委会这一组织形式上，因而，形成了看似平衡的“三社”主体。但实际上，这种“三社”的边界限定显然不够充分，基层社会中的主体远远超出上述“三社”的范围。二是“为何联动”的问题。“三社联动”的内外机制不明确，即一方面，“三社联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才使得“联动”得以可能？另一方面，通过什么外在化机制而使得“三社”得以联动，以促成“三社”有效联动，在现有的学术观点中较少体现。三是“联动为何”的问题。即“三社联动”的目标指向不清晰，如果按照主体视角来谈“三社联动”，那么，通过“三社”的“联动”，最终是要实现何种目的？目前的论述尚不清晰。

基于以往研究论点的困境与不少实践中正在探索的“三社联动”经验，笔者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体制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这个定义包括如下相关关联的核心要素：

其一，社区的“本位”特征。

“三社联动”中的“社区”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平台或治理主体，实际上，社区构成了“三社联动”的核心元素，这需要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理解“社区”：一是地域和行政区划意义的社区，在这里，“社区”不仅指的是地域空间，还指涉管辖这一地域空间的主体——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当然，还包括社区层面的党组织）。这是在现有“三社联动”内涵中被普遍忽视的方面。只有认识到“社区”的主体性特征，我们才能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纳入同一个维度加以分析。二是平台意义的社区，也即现有学者指出的“以社区为平台”的观点，在这里，他们更多倾向于将社区视为一些活动平台或服务平台，尤其像珠三角地区推广的社区服务中心。在这里，“社区”仅仅被视为一个缩影，一个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社区”显然是不够的。三是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即我们近些年讲的社区建设的目标问题。如果“三社联动”不将最终落脚点放到社区建设上，那么，“三社联动”就可能会迷失了方向。笔者认为，第三个层面的社区意义，指的是通过多元化资源的整合与运用，在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下，实现多元主体推动社区建设的合力，以推动社区建设从社区碎片化向社区整合，从地域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转变。因此，“三社联动”的核心在于坚持“社区本位”特征，其根基是“社区”，其最终旨归是迈向一种社区共同体建设。

其二，社会组织的“桥介”属性。

“三社联动”中有关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强调社会组织的载体作用。但是，以往研究的一个缺憾在于：它们仅仅强调的是法定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即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强调社会工作者以这些组织为载体，为社区提供各类服务。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组织的多元性问题，除了法定意义上的三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外，社区层面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自组织）也应纳入“三社联动”的社会组织范畴。即通过发挥具有法人资质的社会组织在社区内的枢纽和孵化功能，不断促成社区内各类人群的自组织化，形成一个个兴趣爱好类、绿色环保类、公益慈善类、法律维权类等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它们将分散于社区的个体进行再组织，为参与社区建设贡献组织化力量的过程。实践表明，仅仅通过现有的法人社会组织来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既缺乏实际又成效甚微。因此，通过社区组织化逻辑，不断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通过一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将社区内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相似行动偏好的居民组织和凝聚起来，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建设，这体现了从单位制时代“国家—单位—个人”，到单位制解体后“国家—社区（缺失状态）—个人”，再到当前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国家—社会组织（包括社区社会组织）—个人”的转变逻辑。这就体现了社会组织在国家与个体之间扮演着重要桥梁和媒介功能，成为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调适器和缓冲剂。因此，从单一狭隘的社会组织范畴，向更广泛的社区社会组织范畴的转变，是“三社联动”内涵的重要构成。

其三，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整合功能。

社会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核心宗旨，强调通过一系列专业价值、专业方法和技术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社区提供相关的服务。但是，纵观全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情况，现有社会工作人才在践行“助人自助”理念、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成效尚不明显。其中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现有的社会工作实践过于强调（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进而导致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他们在开展服务时，不能“对症下药”。无论是推行岗位购买的实践模式，还是推行项目化购买模式，从根本上讲，社工都需要“接地气”。而现有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主要由两大队伍构成：一是以高校专业毕业生构成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二是在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推动下产生的一批社区工作者。当前的社会工作实践表明，这两支队伍在现有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中存在“疏离化”现象，即两支队伍并未在服务社区群体、促进社区建设方面得以整合、互动与合作。笔者曾在深圳市花果山社区对其社区治理创新进行过系统研究，发现其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实现了专业社会工作者（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员）与社区工作者（花果山社区工作站综合协管员转型而来的人员）的结合与优势互补，这就形成了“专业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效应。在这样的实践中，一方面，专业社工通过理念、方法等元素影响着社区工作者，积极改善了原有社区工作者的服务心态和行动实践；另一方面，原有社区工作者则依托于其熟悉社区情况、具有丰富社区工作经验的优势，带领专业社工进社区、上门入户了解社区需求等，形成了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格局。唯有通过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的整合，社会工作才能有效发挥其整合功能。因此，“三社联动”中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不仅仅应该强调专业社工的重要性，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如何有效整合现有存量人才，并提升其能力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壮大，以实现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抓手作用。

总之，“三社联动”是在因应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因此，只有重新对“三社联动”的内涵加以厘定和再认识，并在学理上进一步完善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才能真正发挥“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创新和社区建设中的机制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社联动”不仅能够充实其实践性意义，也能通过其理论优化而不断厚实其学术底蕴，以进一步指导现实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