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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贝托·艾柯，1932年生于意大利，2016年2月19日去世。他可能是全世界最聪明博学的人之一，身兼作家、中世纪学家、哲学家、符号学家等多种身份，著作等身，个人藏书超过三万册，写作范围无所不包，小说随笔犀利睿智。艾柯是有趣的，他会玩，但玩的前提是他懂，或者至少，他一直在研究 ' “我要求找律师，他们给我送来一个鳄梨。” 律师是“advocate”，鳄梨是“avocado”。《带着鲑鱼去旅行》，安伯托·艾柯所作的一篇有名的小文章，我读到这句时，“噗嗤”冲口而出，心想艾柯大爷终于让我绷不住了。我是笑贫不笑娼的，看不上耍贫嘴的幽默家，当艾柯说到，他所住的酒店里有个服务员，“唯一能说的那种语言……是一种只通行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珊娜时代喀菲里斯坦地区的方言”，我真的以为他就那么两下子呢。 《带着鲑鱼去旅行》虽然短，却浓炼了艾柯式幽默的两个基本场地，一是清单，二是语言。语言，在这篇故事里体现为狭义的语言不通，像“律师”和“鳄梨”这种打你个措手不及的谐音，发生在艾柯下榻的、位于伦敦的一家由印度人和马来西亚人经营的宾馆里，而店内的电脑“刚好”也坏了。至于清单，那真真是艾柯的至爱： “那家宾馆的冰箱却是家庭型号，里头的威士忌、杜松子酒、苏格兰威士忌利口酒、拿破仑干邑等足足有50瓶，矿泉水则有8大瓶巴黎水、两瓶伟图矿泉水、两瓶依云，又有3瓶小香槟，许多罐健力士、淡啤酒、荷兰啤酒、德国啤酒，还有从法国与意大利进口的白葡萄酒；零食则除了花生米，还有各种小点心、杏仁、巧克力……” 艾柯后来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无限的清单》，详说了清单这一在古往今来文本中一贯存在的现象：“从希腊人到现代社会，一件事物的偶有属性都是无限的。”不过他没有提到列清单也是一种有效的幽默技巧。随着清单的延长，读者开始期待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一些本来不奇怪的东西也变得陌生了，仿佛包含了什么信息量。相声作家梁左在《着急》里写一个人趁副食品涨价前囤积柴米油盐：醋打了一洗澡盆，酱油两水缸，花生油十五暖瓶，味精八抽屉，花椒面一大衣柜……英雄所见略同。 文字有两个向度。第一，文字会因语言不同而不同；第二，文字会无限延伸。在《带着鲑鱼去旅行》这本由专栏集成的幽默小品集里，我们看到一个整天飞来飞去的旅行家艾柯（因而能同许多种语言相遇），和一个在旅途中任什么文字产品都要看两眼的艾柯（所以总列清单）。比如他在飞机上翻杂志，就把杂志里介绍的各种新鲜发明胪列出来（显然有很大比例是他自己脑补的结果，但没有人会细究其中的比例）：“鼻腔自动定位仪”，“十全十美功能毯”，“男士浴室贴心宝”，“调味料自动选择器”，“侏罗纪手套”…… 艾柯还有一个拿手好戏，就是文献学。看他把冷僻古籍的版本信息一五一十列出来，一本正经得让你严重怀疑那全是胡编乱造，只不过玩这套的自己是行家罢了。不是对语言学和诗学有专精研究的人，是写不出《五斗橱上的三只猫头鹰》的，《星际帝国传说》像是一份出自一个精通军事部署和军需学的天文爱好者之手的伪科幻，而在《可找到组织了》一文中，马耳他骑士团的来龙去脉，它的分支及分支的分支，构成了一个迷阵，其中涉及的人物都是连名带姓一起写的，连起来也是一份冗长的清单。 艾柯最有名的一张肖像照，夹着烟卷，支着脑袋，好像面对镜头是件挺无奈的事情似的：拍我？干什么？就我这么个博学的无聊汉。 艾柯是有趣的，他会玩，但玩的前提是他懂，或者至少，他一直在研究。艾柯写过的最知名的书，是1980年首版的小说《玫瑰之名》，写14世纪一所修道院里的谋杀案，故事的核心是一部据说失传的著作：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喜剧部分。这部小说本是一个写作计划的一部分，那个计划请一些已有文名的作家试写侦探小说，不料艾柯写出一本超级畅销书来。他把他的中世纪知识全都用在了里头，小说出来后，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行销五洲四海。 为什么要设定一本喜剧主题的佚书，而不是别的什么？艾柯曾说，他是因为梳理不清喜剧/幽默的逻辑，才在小说里安排了这么一个核心秘密。这就是玩。而对喜剧/幽默的原理，艾柯也是保持了终生的兴趣，尽管和很多前辈一样，他也无法摸透笑的奥秘。人类的笑与幽默，让智商卓绝的理论家们伤透脑筋，它的核心每每在人们以为快要抵达的时候突然滑移；没有任何一个关于幽默的定义能让人满意。正因此，艾柯晚年编著了两部艺术主题的大书：探讨崇高感的《美的历史》和探讨幽默、滑稽、讽刺感的《丑的历史》，后者水准远逊于前者，缺少体系，零散不堪。但他已经尽力了。 《玫瑰之名》所获得的最精准的评价，来自英国大批评家戴维·洛奇。洛奇比艾柯小3岁，1979年两人在开会时相识，立刻引为知音，洛奇觉得两人的幽默感和健谈度都在一个频道上。他说，艾柯把握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髓，《玫瑰之名》有一个谨严的架构，僧侣们的学术辩论也都庄重得如同天问，然而书写全书的作者，相信的却是人创造上帝，而非上帝创造人，宗教本无关上帝，只是人类渴望知道生命起源和死后的景象，故而发明了它。洛奇的洞见得到了梵蒂冈方面的证实：教廷恼怒地谴责《玫瑰之名》，说它攻击、拆解正统的信仰，艾柯企图领着羔羊们亡于歧路。 我们隔岸观火，欣赏艾柯的玩兴，其实诟病者是不少的。毕竟从24岁开始，艾柯就是米兰、都灵、佛罗伦萨、波伦亚等城市中高等学府的常客，开课讲授美学、建筑学、符号学。1962年，他出了第一本有影响的代表作：文集《开放的作品》，学术性也相当强。不过他在书中宣称，读者有权任意阐释一本已完成的书，不必理会作者的意图，给人以不小的震惊（也许还有不祥的预感）。果然，当他的写作风格历练纯熟，把古籍珍本、高头讲章跟艳星名妓和个人难言之隐熔于一炉的文章，就一则则地问世了。 其实在被《玫瑰之名》炒成明星作家之前，艾柯的学术著作已出了不少，比如《符号学理论》、《读者的角色》。他还有一本书叫《怎样写论文》，可谓“忧患之作”，写作背景是1970年代以来，不断扩招的意大利大学里人文专业的衰微，读文史哲的人很多，但将来去从事教职或者当编辑记者的人很少。艾柯从来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清楚，意大利大学里，愿意从事写作、研究的学生屈指可数；他们很难靠取得的学位来提升社会地位，反过来，学生的倦怠又让学位进一步贬值。 但是，艾柯又不赞成教育精英化的论调。对大众开放是必由之路，只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再适用了。他仍然坚持必要的学术训练，就写了《怎样写论文》，细细解释为什么会做学术研究的人，受益范围远不止于写论文。 在“严肃”行当里感到失望，才去写小说“娱己”。然而，在艾柯眼里，学术研究才是真正的生长愉悦的沃土。不说别的，就是为图书资料编制索引卡片，艾柯都觉得是莫大的享受。他在《怎样写论文》里津津有味地写，每种卡片都该用不同的颜色，卡片右上角要有缩写，为了给一组卡片和另一组卡片建立关联，卡片A引向卡片B，卡片B又引向卡片C…… 无限的引用，无限的清单（和艾柯的另一本书同名）——艾柯认为，制作为数越来越多的索引卡，或者在笔记本或活页本里记下平时所见所需的信息资料，看着这些本子越来越多，都是一桩不同凡响的、令人心满意足的业绩。这当然要求研究者能够放慢速度，不可急于求成，要享受过程，而非直奔结果；它是一种有关精确和负责任的操练，也是一种关于创新的操练。既要开放，又要敢于下自己的价值判断。 但有几个人能分享一个把世上的一切都看作符号、徜徉其间、享受符号与符号的无限引证的人的快乐呢？有几个人能从一本学术著作的附录、从一件电器的使用手册、从报纸的分类广告里、从一抽屉写着钢笔字的发黄的卡片里看到激动人心的东西呢？ 形而上学、神学外带传说中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串起了一部由一位变形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担任主角的古典推理小说，《玫瑰之名》把作为符号学教授的艾柯推向了大众，其名气瞬间超过了他之前二十多本学术专著的名气的总和。虽然很健谈，但艾柯并没有准备好去做明星，他跟聚光灯彼此看不对眼。2000年，出版第四部小说《波多里诺》——不出意外地又畅销一时——的时候，艾柯彻底烦透了飞来飞去的读者见面会、签售和宴会，比起永远戒不掉的烟瘾，名声更要他的命。 他经常调侃媒体，常说一个笑话：他收集了一大堆报纸书评，印欧语族所有的语言都有，书评标题大同小异，从“艾柯的回应”（TheEcho of Eco）到“一本自带回应的书”（A Book with Echoes），都是拿他姓氏做的陈腐文章。“有的恐怕不是作者本意，是报纸小编改的，”然后他继续脑补，一群编辑开会，主编提出标题该用“Eco”做个文字游戏，编辑们纷纷吹捧，主编洋洋自得：“天赋，天赋而已。”
《玫瑰之名》、《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一系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在二十多年里问世；媒体是很贱的，只要艾柯成为热点，就搞所谓的“民调”，然后不出意外地宣布，艾柯的书买的人多，读的人少——咳咳，装门面的意义更大。 这不很正常么？——我替艾老拟一句回答——买书要不为了装门面，我的图书馆打哪儿来呢？ 不知道艾老是不是满意。我是说，就像很多普通的爱书人，我十分眼红艾柯的私人图书馆——它是一笔多么适合自嘲的财富呐。“无限清单”的喜感再次出现：一个以有涯之生收集无涯之书的人，身上能出多少笑料。比如，一本书看过之后忘记了出处，劳师袭远去找，找到灰头土脸，血压升高；比如一本书明明记得在什么地方，结果另一本书恶作剧般地待在那里，接着就该挨个审讯保姆、管家、女主人了……
然而，艾柯似乎更有热情为一所私人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辩护，为不识书卷多情的人画漫像。“拥有一个超大图书馆的人，比如我吧，”他说，“谁要进我的屋子，迎面只能看到图书馆，因为它把所有地方都给占了。访客进门就嚷，这么多书，你都看过了吗？”唉，人们觉得书架就是个储物的地方，储那些已经读过的书就够了，他们想不到，图书馆是一种生产工具，如同厨房之于主妇，酒窖之于酿酒师。对书的恐惧是基于“学习的焦虑”而来：“我相信，在一大排巨量的书面前，每个人都会被学习的焦虑所攫住，会不可避免地去问那个问题，表达他的痛苦和感伤。” 1993年，艾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年，他创建了一所交流学科学院，自任院长，学院隶属于欧洲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创始于艾柯最着迷的时代——中世纪——的波伦亚大学，他在那里已经任教有年。同时，他把自己在米兰久居的旅馆改建成了私人公寓，将走廊变成一座气派的图书馆。此外，艾柯夫妇在巴黎有一间寓所，在意大利乌尔比诺附近还有一所由17世纪的教堂改建的私宅。那里群山环抱，给予他的工作以绝对的安静。 同样是1993年，在纽约的一间宾馆里，艾柯带着刚刚从肺炎里恢复的身体，告诉来访的《纽约客》记者亚当·普拉特，他的图书馆里有3万册书。他还透露了一个信息，《战争与和平》是他直到41岁时才读的。 难怪戴维·洛奇能从富丽堂皇的《玫瑰之名》里读出通篇戏谑的意味！入了符号学与结构主义之门后，艾柯才接触文学宏大叙事之经典。如此再看艾柯的图书馆，再想想那些古籍和伪古籍在他的文章中露出的那副贼头贼脑的样子……3万册藏书与其说是什么人类精神财富的结晶，真不如干脆说是“生产工具”啊。 在用这些工具完成了《波多里诺》后，人们看出来，年近七十的艾柯要寻根了。有些小说家一辈子都在写自己，艾柯则从来不写自己，只写那些时空遥远的事情，但是《波多里诺》的故事发生地、意大利小城亚历山大里亚，是他的故乡。在那里，他的爷爷是一个书籍装订匠，奶奶也爱读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柯躲在地下室里，借着烛光读了不少书，马可·波罗行记，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有许多嘻嘻哈哈的通俗冒险故事。
戴维·洛奇曾感慨说，玩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和解构的那票人，尤其在其重镇法国，个个都是晦涩写作的老手，术语越堆越多，阅读门槛越砌越高。唯有艾柯例外（到底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的后代）。虽然曾参与创建了“格鲁波63”这一受罗兰·巴尔特影响而成立的先锋团体，但艾柯的文章，不管是学术还是非学术，可读性都比巴尔特强多了。没有一种人文科学话语，是可以不在乎读者感受而存在的，而世上既已充斥着话语，堆满了书籍，还想创造话语和书籍的人，就必须让读者找到新的愉悦。不管是写托马斯·阿奎那，写詹姆斯·邦德，写法西斯主义，写符号学，还是七七八八的写中世纪马耳他骑士团和他的祖辈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艾柯都想着怎么让读者读着既长见识，又开心，最好还能大笑。 于是又回到幽默，回到笑。在《玫瑰之名》里，一群僧人坚称，耶稣从来没有笑过，因为如果耶稣有幽默感，历代对福音书的所有精微阐释，以及信仰中最关键的一环——对上帝的畏惧——都将瞬间崩溃。 艾柯说过一句很难翻译的名言：滑稽（comic）和幽默（humor）都具有颠覆性，滑稽是感知逆反（perceptionof opposite），幽默则是感受逆反（feeling of opposite）。宗教中人对滑稽十分警觉，更视幽默为大敌，因为幽默意味着一个人不仅能知觉到逆反，而且很享受逆反。就像艾柯，他善于也乐于“感受”一个事物蕴含的逆反的可能性，大脑时刻在引爆一颗颗炸弹。这种感受是无法解释的。在《巴黎评论》的专访中，艾柯坦言： 动物缺少幽默感。我们知道动物会嬉戏，会伤心，会哭泣，会感到痛苦。当它们和我们嬉玩时，我们看得出它们很快乐，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幽默感。幽默是一种典型的人类经验，它包含了……不，我说不清。 艾柯真的说不清，但当提问者追问时，他讲出了“死亡”。他说，我们是惟一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的动物，别的动物只能在死到临头时才晓得它们要死了。凡生命俱有死，这是人才懂得的道理，宗教、仪式由此而生，幽默也正是人类因惧死而产生的反应。访谈到末尾，他还留了一个不算悬念的悬念。他说，他可能会告诉别人，他的著作中藏了一个关于幽默的理论：“或许，我死的时候，人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找我的秘本。” 我对秘本不感兴趣，也不关心艾柯逝后，他的藏书会不会被子女随意处置。84岁，他是带着笑走的吗？我从大脑里捉出一个谐音句，它跟“律师-鳄梨”不能比，却发自真心：以前视你为幽默（humor），现在才知道，你只是个人（human）。 特约撰稿|云也退 编辑|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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