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那个年代

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

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

 

孩提时，上海有一条又斜又土的弹格路叫斜土路；每当车子开过，车后便会扬起些许灰层土。为此，一直盼着哪天斜土路能由蛋格路变成没有扬尘的柏油马路。大约在70年代末89路通车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80年代初我随父母搬家到了虹桥地区，以后大约是去过几次，每次去时便会发现记忆中的样子不断地被抹去直至哪一天起完全消失了：斜土路茶陵路口的小烟子店不见了，徐汇木材店不见了，泡开水的老虎灶不见了，平阴桥不见了、老大昌也不见了。斜土路大木桥路上能用热水瓶打散装啤酒的杂货店不见了，45路旁的米店不见了、水果店（黄篮头）不见了，先锋饭店也不见了。

记得消失的小百货店有香烟牌子及黑白小照片；香烟牌上印着各种人物图画：有孙悟空、有黄继光、有邱少云等；黑白照片上印着图及对应着的歌曲，有“乌苏里船歌”、“苦菜花开”、“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太阳出来照四方”等。

近些年，每当看到公园里的蛋格路小径，就觉得特别的有味道；就会想起小时后的斜土路来，甚至有去老地方看一看的冲动。

大约是人到中年的缘故，前些年起，各种同学聚会多了起来。于是便有机会又见到了几十年未见过面的老邻居、同学。那天，我一眼就认出了人群中的他——汪德才。“你胖了”我越过人群走到他跟前说。“哎。你头发怎么这么少？以前你是满头黑发的。”他答。“德霞呢？”“在捷克”。不知因何事曾经闹得不可开交的两个家庭的儿子就这样微笑着见了面，这也是我们近四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栋50年代末建造的三个层楼的公房里。

汪德彩有四个姐姐，及一个孪生弟弟德霞。除了父母外，那时他家还有位胖乎乎的奶奶，三代九口人住在102室，按今天得称之为朝南的两室户了。我家住在103室汪家隔壁（直套间，南间父母住，北间五个孩子住），父母及三个姐姐与弟弟。住在我家对门的是被称杨大炮一家，杨大炮是市革委会头头的“保镖”，杨大炮的父母都健在，漂亮的妻子为他生有三个儿子及一个女儿。杨大炮家有三房。还有一位是女高中毕业生，住在101甲。我们四户共同使用者一间不大的灶披间。

记得是个雨天，大楼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大约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汪晓东在XX年参加国民党警察等等…….。这张大字报是汪德才父亲单位来人贴的。这无疑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三层的大楼共住着大约22户人家，不到一天的时间此事已传得家喻户晓了。还引来了周围小瓦房邻居的关注，就连里委会、派出所也在当天知道了此事。人们似乎还像以往那样，也不见有谁对汪家有什么歧视性言语和行为。只是每当刮风下雨天汪家会被人提醒，让他们家人把被风雨吹落的大字报用浆糊重新贴上墙去。不久，大字报纸张已是支离破碎无法看清内容与名字了。

大字报张贴后的那几天，人们虽然没有对汪家采取过任何歧视性言语和行为，汪德彩母亲揪心的样子也没被任何人察觉，但汪母的这种忧愁在与我母亲的交谈中便呈现的一目了然了。汪母那一天在公用灶间与一起在做晚饭的母亲闲聊时对我母亲说：“大嫂，我孩子他爸这些天天天对着天花板发愣，多次在我面前说如果他不在了希望我好好照顾这个家，把六个孩子带大。我真担心哪一天他会走那条绝路啊。”母亲看到此时的汪母已是泪流满面了，便安慰着说：“不会不会！汪家嫂子，别多想……”。

打那以后，我父亲在我母亲的支持下，几乎每天在半夜前后便会悄悄地溜进汪家，与汪晓东聊天一直聊到天亮，还生怕被101室造反派头头杨大炮知道。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事，每天晚上到了时间便准时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才知道，父亲悄悄滴溜进汪家大约也有十多次了。

汪家的事未出两月，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每年春节的时候，大楼组长及要张贴对联的人家都会拿红纸来请汪晓东书写对联，汪晓东写得一手好毛笔。记得写得最多的对联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

隔着联合新村几栋楼不远处住着一户两层的小木屋瓦房，房主夫妻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已经成家膝下生有三子。女的便是我三姐的同班同学孙晓红。孙晓红的父亲病了，由于被打成右派出不了单位证明，医院不让他就诊。杨大炮虽说是位造反派头头，但他一直对我父亲还算尊重，整天见我父亲称大哥大哥的。那天我父亲特地安排与杨大炮一起喝酒，当大炮得知晓红夫妻得不到就医情况时便一口许诺为此事出头。

大炮带着晓红父亲去了医院，便让医生把医院领导叫来，指出医院的做法与毛主席的“救死扶伤”指示精神不符，并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对医生说：“他不是阶级敌人！如果你们不对他进行医治，出了问题我带人冲击你们医院”。医生被大炮的那副腔调、架势一下怔住了。孙大伯就这样看上了医生。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小事：孙大伯发现自己女儿最近每天晚上外出到很晚才回家，问女儿为什么？在干什么？女儿抖抖嗖嗖地不作回答，还一个劲地流泪。原来隔壁弄堂里有个外号叫“大地主”的小混混天天纠缠着她，说是要与她处对象做她的男朋友。并让她每天晚上八点钟去一条没有路灯的黑乎乎的小巷子等他。

那天还是这条小巷，“大地主”抽着烟站在孙晓红的对面。黑黑的巷子，原本他俩彼此是谁也看不清谁的脸。只是“大地主”抽吸烟时的那几秒，红红的烟头时隐时现着“大地主”的半张脸面，那是张白白的脸。虽说如此，孙晓红其实根本没有敢看他一眼，她怕他；她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听着“大地主”温柔地问东问西，说着笑着。

突然，杨大炮出现了，一把抓着大地主的衣领，并直接送达他的家。孙晓红与大炮的妻子一起跟在后面。

与杨大炮一样，大地主的哥哥也是个习武之人，听罢一个耳光打在了大地主的脸上。并向杨大炮歉意地说：大哥，以后一定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突”“突”“突”，每当人们听到这种由摩托车发出的声响，便知道杨大炮上班去了，或是下班回来了。

有一次我听到俩位姑娘的聊天，一位说：“大炮看上去五官蛮端正的，长得蛮好看的。只是略胖了一点”。另一位不屑地说：“呦，挺胸凸肚的难看死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她们都笑了。

三楼住着一对夫妻，女的在纺织厂做党支部书记，男的在江南造船厂做工程师。育有一男一女。真可谓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啊！男的曾经还在大炮的指教下学开着大炮的摩托车呢！可是……。

一天晚饭后，夫妻俩进了睡房，男的用那沉重的语气对妻子说：“我们明天去法院离婚吧！”妻子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她懂丈夫！丈夫虽被单位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可他心里怎会真想离婚呢？提出离婚是为了不想连累自己和孩子啊。俩颗苦涩的心再互相取着暖。

第二天，当法院一位老同志接待他们并询问他们来法院有何事后，只见男的看了看女的，女的看了看男的，谁也说不出话来。老同志发话了：“我看你们俩感情挺好的！有些事是要慢慢来解决的，事情总有解决的那一天，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她们就这样回去了。

一年以后，问题也确实解决了，单位对男的平了反。当邻居们知道曾发生过这事时已是八年以后了。

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小巷子。杨大炮在公房前的空地里教工程师学骑摩托车；汪国栋在桌子上用毛笔替大伙写春联；父亲半夜悄悄滴溜进102室；汪家的孩子在墙上张贴掉下来的大字报；教导员在夏日的傍晚坐在杨柳树下讲故事，身边围着一群红领巾在认真听着；还有那许许多多的人和事。

                                           乙末仲冬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