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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贡献特殊，汉唐则在中国政治史上地位显赫。宋儒重道德而轻功利，故跨越汉唐、回向“三代”。文化重于政治是宋人的基本判断，而治政上取法三代是“法其意”（王安石语）。
宋时士大夫的社会地位
1、“焚香礼进士”，进士可以拜相，汉代必有军功、封侯，唐时则依靠关陇集团和山东门第为其执政基础，五代科举“武人化”。
2、立誓碑，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 “同治天下”的政治主体意识
1、唐时门第旧族之外，皆为“江湖之士”、“寒士”，为政府所轻薄，无法与“门第”子弟平等竞争，故转投藩镇，于李唐王朝无真切的认同感。宋时相反，士人被政府重视，故士大夫有“担当天下”的责任感。
2、“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吕大钧、吕大临兄弟承张载之志建“乡约”，范仲淹首创“义庄”，皆是从地方制度入手，以“礼”化“俗”。
3、“同治天下”、“共定国是”是宋儒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共识。
君权与相权之间
1、安石与神宗之间心志相契，“得君行道”，一如权相。
2、权相是宋代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哲宗时章惇，徽宗时蔡京，高宗时秦桧，宁宗时韩侂胄，理宗、度宗时贾似道皆是。
“国是”考
1、国是即当今之“最高国策”、“正确路线”。
2、北宋国是围绕“变法”，在内政方面;南宋国是围绕“和、战、守”（李纲），在对外方面。人之进退、权之争取与之相携。
秩序重建
1、“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以体用为政教之本。“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
2、“说经以推明治道”，重在“得君行道”、重建人间秩序。
党争与士大夫分化
1、宋代党争与汉、唐、明、清不同的是源自士阶层内部的分化与冲突。
2、“国是”法度化后，“朋党”成为权相打击异己的工具。一方是职业官僚集团，一方是道学集团，一方“安静”守“成法”，一方寻求积极变革秩序，道学集团是以改革进取派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的。
3、赵宋崇儒之原因：（1）摆脱唐末、五代以来武人操纵政局的困境、稳定统治皆有赖于士阶层。（2）民心望治心切，寄希望于“士”，上下相应。（3）尚文启之，行而崇儒，前是一种政治选择，后成为一种社会文化。 理学起于北宋，但至南宋方正式成立。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力倡说，成为儒学的主流。“内圣外王”为统一体，故于一人而言，“内圣外王”在时间和精力上存在矛盾。在知与行上，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在内圣外王上虽未见其言语，意见大抵应如是。 道学集团（道学朋党）为改革派，官僚集团（臣僚朋党）为保守派，两者在历史世界中的较量根本上是权力与利害的较量，体现为“位”的去留。道学派的问题，主要是：“自相推尊，患太过;与人无交际，患不及”，恃“道”傲人，宗派意识强烈，且有门人“伪”的问题。 孝宗对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态度的前后变化，可见联想皇权与学术的关系，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知识分子与执政者的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历史与时政，等等。一般认为，孝宗与光宗关系的破裂源自孝宗的“责善”与“吝权”。就本书言，孝宗对光宗沿用了高宗对他自己的做法，如果说其政治部署的三部曲尚好，则其在光宗的培养和引导上则存在巨大的疏忽和失误，造成“国是”上的反调。但《宋史》还没有看，不能作更多主观的评说。 认同感主要来自密切相关的社会集体：如他的阶级、民族和文化。儒家政治改革并不全出于“冷酷理性”的理想设计，而往往为君臣遇合的个人情感所激发。 孔子心中的“内圣外王”大致是“仁”与“礼”，即在“礼”的秩序下“仁”的功效才能发挥到“安百姓”与“博施济众”的极限。“外王”是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的，可以在大大小小任何生活圈子中展开，通过“内圣外王”而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余英时在后附的《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一文中指出，法国哲学史大家哈多从希腊的“精神训练”切入，指出古希腊、罗马所谓“哲学”主要是为了在生活中实践的，并不是如今人所了解的，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理论谈辩”。“精神训练”的主要功用是使人自我转化，提升精神境界，从关怀自我进而关怀他人和社会。哈氏的结论是：在古代西方哲学中，“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哈氏对古代中国和印度学问都有所了解，尤其认同金岳霖的看法：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知识与智慧是和哲学家本人分不开的，因为他必须依照自己的哲学信念去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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