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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极经世》十二卷，宋邵雍(1011～1077)著。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曾祖徙衡漳（漳河古址，在今河北河南交界处），父古又徙共城（今河南辉县），渐徙渐南。雍少时自雄其才，治学坚苦刻厉，夜不就席者数年，於书无所不读。已而复走吴、适楚、过齐鲁、客梁晋作四方之游，久之未归共城，曰“道在是矣”，年约三十左右。时雍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名访之。初教以物理之学，他日又教以性命之学。先示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终于授易。易有河图、洛书、伏牺八卦、六十四卦等图象。之才不幸，暴卒於庆历五年(1045)，雍年三十五，特表其师之墓，有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考之才闻易学之道于河南郓州穆修，修受于河南洛阳种放；放受于毫州真源陈抟。下录诸人之生卒年，以概见其传受之时。
陈抟(890?～989)一种放(956～1015)一穆修(?～1032)一李之才(?～1045)一邵雍(1011～1077)
此可见雍之易，由之才而直承陈抟。之才之学，贵能合五经于易。所存之“卦变图”，于宋易为陈抟“先天图”外之重要发展。雍于数年间依次接受其学，故于三十五岁已闻易道。如未经艰苦自学与四方游观，则虽遇之才，亦未必能悟先天之旨。二年后雍作《共城十吟》，前有小序曰：“予家有园数十亩，皆桃李梨杏之类，在卫之西郊，自始营十余载矣，未尝熟观花之开，属以男子之常事也。去年冬，会病，归自京师，至今年春，始偶花之繁茂，复悼身之穷处，故有春郊诗一什，虽不合于雅焉，抑亦导于情耳。庆历丁亥岁(1047)”。下录其二《春郊闲步》
病起复惊春，携筇看野新。
水边逢钓者，垅上见耕人，
访彼形容苦，酬予家业贫，
自惭功济力，未得遂生民。
读此十吟以味其旨，可喻雍于是时之思想境界。其诗既感春天生生之气，又忧国伤时心情未宁，杜诗所蕴之一生感慨，此一首足以应之。雍于《皇极经世·外篇》有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今知雍于三十七岁，乃初达天人之际，然尚知情而未知性，所学犹未全化，遑论发挥。故雍之学盖成于五十岁后，所成之《皇极经世》可为标志。以事迹言，自三十八岁起南下定居于洛阳，至此人文荟萃之地，不复移动，直至六十七岁卒。《宋史本传》：“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椎炊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今本雍一生之成就以究其所甚乐者，即在著此《皇极经世》。直至嘉祐五年(1060)年五十作《新正吟》曰：
遽瑗知非日，宣尼读易年，
人情止于是，天意岂徒然。
立事情尤倦，思山兴益坚。
谁能同此志，相伴老伊川。
以此诗与《共城十吟》并读，庶可见时德性情之理。《皇极经世·外篇》有言”……元者春也仁也……言德而不言时；亨者夏也礼也……言时而不言德……利者秋也义也……言时而不言德；贞者冬也智也……言德而不言时，故曰利贞者性情也。”识此阴阳之辨，或当时与德，或当性与情，或当亨利与贞元，或当天与人，于其间之精微皆能体味，方能理解先天图之妙用，故《皇极经世·外篇》有言“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唯雍之有得于此，乃能承陈抟、李之才之旨，明辨时德性情而五经类不可纳入易之先天图，且尚有据于天文事实，由是《皇极经世》之结构建成，其间确有甚乐处。诚中形外，宜达者相与者日增。留守王拱辰亦于嘉祐荐于朝，七年(1062)有为成新居者，雍曾作《天津新居成谢府尹王君贶尚书》诗，至熙宁，又有《天津弊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诗曰：
重谢诸公为买园，买园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
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
……
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
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
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笔似椽。
买园之时，以熙宁元年(1068)论，雍已五十八岁。当雍于五十四岁时其父古(986～1064)卒，三年后葬其亲于伊水上。《宋史本传》“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今以理推之诸公之雅敬之，决非仅见其执亲丧之哀毁尽礼，实有应于雍之《皇极经世》。观司马光之兄事之，相感尤深。此因光于治平四年(106)得英宗之《资治通鉴序》，乃退居洛中以著书，而雍之《皇极经世》以备其旨，光安得不雅敬之。故雍于易道，知于三十五岁前，自得于五十岁。后若应用此《皇极经世》，已在王安石实行新法之熙宁。必迨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雍之学始为时重。诗中“二十余家争出钱”之事实，恰说明司马光退居后之心情，而雍学不合于安石新政，更不言而喻。然以学术言，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之价值，前人早有定论，而雍之《皇极经世》虽书成已历九百余年，其价值如何？迄今未得正确之理解，且所谓《皇极经世》，其内容如何？大旨何在？流传之变化又如何？皆未经详考，雍书之流传过程中，后人之说每每得以托名于雍而杂入之，故雍之名虽著，而雍之实反为虚名所蔽，所传之易道，迄今云雾重重，未得正确之评价，此宜先作客观之介绍。
《宋史艺文志》：
“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门人张 记雍之言。《观物内篇解》二卷雍之子伯温编。”
又：“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一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
按《皇极经世》十二卷之著成，约当雍五十岁左右，然此书中有一部分系纪时书，每过一年必记是年之时，故雍连续记之，及卒年而止。然则雍最终完成此书，当为熙宁十年(1077)。是时其子伯温已廿一岁，故除门人外，伯温理宜传之。《宋志》所记述者，殊合南宋初流传之情况。而雍自著之《皇极经世》十二卷及雍自言而有门人张所记之《观物外篇》六卷，此二书，非但与张行成无关，与其子伯温亦无关。今仅存之《道藏本》《皇极经世》十二卷，实包括此二书，尚无内篇之名。
《道藏》本之首十卷为观物篇一至五十。第十一卷为观物篇四十一至五十二。按此数重复，似当为五十一至六十二，凡此观物篇六十二即为《皇极经世》。又第十二卷为观物外篇凡分上下。以《道藏》本论，既有上下二观物外篇，相应可视前之《皇极经世》即为观物内篇，然亦未有内字。今通行本皆以观物篇之五十一至六十二为观物内篇。此实起于邵伯温或张行成。至于伯温之《观物内篇解》二卷不知当时是否有解，是否仅为编次。内篇何指，亦未明确。张行成自序《皇极经世索隐》中有言：“先生之子，尝为叙述而象数未详，辄索其隐以俟同志。”则《宋志》著录：“《叙篇系述》二卷”亦系伯温所作於《皇极经世绪言》前，尚有四节伯温之言，当属《叙篇系述》，虽合于义，然未能以象数传其父之道。读伯温自著之《周易辨惑》一卷，尤见其不介象数，追随二程之后孜孜于人事而不知基于物理。雍学由是而紊乱，其父之长乃荡然无存。伯温卒于高宗绍兴甲寅(1134)，考是时张行成或已生，其杜门十年以著成七种易著上于朝，时当孝宗乾道二年(1166)，基本能私。淑雍学而尚有发展。今准《索隐》与《衍义》，殊可考见雍书之原貌。考明《道藏》收集劫余之古《道藏》在永乐初，此本《皇极经世》之纪时及洪武十六年(1383)当属明初人据古《道藏》本所增，与原著无关，至于通行之《皇极经世》，莫不属于已经伯温之叙述乃经张行成之发展，故与《道藏》本有极大差别。今必据雍原著之《道藏》本，庶可见及《皇极经世》价值。
《皇极经世》十二卷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曰历，凡六卷，分“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各二卷。第二部分曰律，凡四卷，本律吕声音以辨平上去入与开发收闭相唱和，分“平开”、“上发”、“去收”、“入闭”各一卷。第三部分综论全书之理，张行成本名之曰内篇。第四部分曰外篇。系雍之语录，《宋史》属张所记。雍之《未壤集》中，收有张一诗题曰《观洛城花呈先生》：“平生自是爱花人，到处寻芳不遇真，只道人间无正色，今朝初见洛阳春。”得明师，诗中喜慰之情，足补雍当年之《共城十吟》，准此，当可传雍之道，不幸早世，宜外篇尚未成书。凡此四部份，同以“观物篇”计其数。
列表如下：
历 观物篇一 ——三十四 律 观物篇三十五——五十 综论（内篇） 观物篇五十一——六十二 外篇 观物外篇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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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此全书之纲领，乃可据内外篇之理，以究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变。一言以蔽之，雍之可贵处，要在知时。“时者四时也”，所以见一年之周期。《外篇》有言“落下闳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又曰：“落下闳改颛顼历为太初历。子云准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细分之则四分半当一卦，气起于中心，故首中卦。”此论《太玄》之结构以当历理。凡历法一年之变，仅在踦，嬴两赞中，而三百六十四日半之周期，全合于三数四次方乘九之二分之一。以算式示之，即1/2·9·(3)[4]=364故客观之历法能合诸数学模式，是谓《太玄》所得之历理。三数四次方当方州部家各三进制成八十一首，乘九者每首分九赞，二分之一者赞分昼夜，即二赞合一日，此扬雄之历理而邵雍知之，是之谓后世之扬子云。雍以语司马光，光之重视《太玄》在此，所以知年之标准，成为偏年体《资治通鉴》之核心。既得时之标准，始可论史，且以见历史发展之迹。雍特作《书皇极经世后》，须录之：
璞散人道立，法始平羲皇，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
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
两汉骧龙凤，三分走虎狼、西晋擅风流，群凶来北荒，
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
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
北齐举爝火，后用驰星光，隋能一统之，驾福于臣唐，
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莫中央，
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
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己昌，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详，
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
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
剧力恣吞噬，无涯罹祸殃，山川才表里，豆龙又荒凉，
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龙蛇走平地，玉石碎昆岗，
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读此方见雍深入研究史学之事实。自“七国争强梁”至“五代如传舍”即《资治通鉴》所取鉴之历史背景，终于后周显德六年己未(959)，亦同于《皇极经世》之“以运经世”所记史事之所终。司马光于著《资治通鉴》外，又草《潜虚》者，亦欲见史鉴之质。法《太玄》而另成数学模式，乃可以人事合诸天理，此当时所谓“天人之际”之学问，今犹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结合。唯天理难言，不得不用易之象数，此犹今日所谓数学模式。吾国三千年来重视易卦（今已得先周之数字卦），实为独特之数学语言，於筮中容入哲理，渐以哲理为主。然易之哲理，始终不可忽视卦象所包含之数学语言，故自数字卦发展成阴阳符号卦后，九数、十数之组合图形，至迟在战国时早已流行。唯数学语言之所指，自然有天人之辨，亦势必因时代变化而变化。故宋起恢复九、十数之组合图形，并名之以“河图”、“洛书”，实为认识论之一大进步。先以《潜虚》拟议《太玄》，尚未及《先天图》之发展《太玄》。又陈抟之先天图，可谓之以二进制变化《太玄》之三进制，《潜虚》欲立七进制以承《太玄》，而其所指，仍属一年之标准，故远不及《皇极经世》之作用。且先天图传及李之才，已合五经而深得易与春秋互为表里之旨，乃雍继之而发挥之，实合孔孟老庄而一之。《庄子·秋水》有言“……五帝之所运，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此于雍，盖思之已久，观人类活动之时一空区域，仅此而已，何可知善“设”而不知能“齐”。《逍遥游》中所谓“大年”“小年”尤为不可不知之事实。由是大其时一空周期而著此《皇极经世》，乃反映宋初时对世界之认识，且有“年”之客观标准，斯非空想可比。又须录雍之《皇极经世一元吟》：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
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此即《皇极经世》之数学结构，所可贵者，雍未尝否定中间三千年之陈迹。观《资治通鉴》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403)，故总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由之以为鉴，其何可忽乎三家分晋以前之史迹，况多史前文化。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722)终于获麟(-481)。司马光尊经，阙77年而遥承之。雍据发展至宋的科学文化成就而上溯史前文化，尤见早年研读陆淳《春秋》之心得。准人类社会而上推至自然环境，属我国古有之天人之学。能详述自先秦起之天人观，方属吾国之自然科学史。此《皇极经世》之一元，即公元十一世纪时对世界之认识。特绘一图以示其结构，可一览而知之，未尝有丝毫神秘色彩。（见附图）
皇极经世一元图
上图示《皇极经世》一元，凡一元分为十二会，此有取于十二辰次之古义，早以地支当之。一会分为三十运，以当天干三周或以花甲分辨之即甲子，甲午为运首，二会合一花甲，一元十二会为花甲六周，共三百六十运，凡园周分为三百六十度，今中外所通用，而每运恰当园周一度，又分一运为十二世，亦以地支当之，则每世犹园周之五分。最后分一世为三十年，为“世”字之古义。凡三十年为人类每代遗传之平均数，正可视为人类生物钟之标准时间，仍以甲子、甲午为世首，二世合一花甲，一运十二世为花甲六周，计每年犹园周之十秒。由是以园周一圈观之，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是谓《皇极经世》之一元。更以下表示之：
更以当时之天文知识观之，一元之周期，亦非贸然而言，若《太玄》定年之标准仍须从先秦古义，以合于二十八宿恒星，故《玄数》有言“求星从牵牛始，除算尽，则是其日也”。然一周天并非一周岁，此有岁差之理。《吕氏春秋·有始览》有言“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今人陈奇猷认为当时已认识岁差，殊可取。西汉末与扬雄(-53～18)同时之刘歆(?～23)，已认为“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至贾逵(30～101)则已知“冬至在斗”。直至晋成帝（326～342在位）时，虞喜始算得岁差约“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370～447)则认为百年差一度。祖冲之(429～500)又认为四十五年十一月退一度。及隋刘焯(544～610)总结之而认为七十五年差一度，方与实际情况相近，此一事实至宋初，凡有志于推求天象变化之规律者，自然须注意之。雍与光盖极度重视之。光之门人晁以道(1059～1129)特著《易玄星纪谱》，其后序曰：“说之在嵩山，得温公《太玄集介》读之，益知扬子云初为文王易而作《玄》，姑托基于高辛及太初二历。此二历之斗分强弱，不可下通于今，亦无足议。温公又本诸太初历而作玄历，其用意加勤矣，然简略难明。继而得康节先生《玄图》，布星辰，辨气候、分昼夜而易玄相参于中为极悉矣。复患其传写骈委易乱，岁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释而意不置，乃朝维夜思，取历于图，合而谱之，于是知子云以首准卦，非出于其私意，盖有星候为之机括，不得不然，古今诸儒之失则多矣。”
此所谓“斗分强弱，不可下通于今”者，即指岁差言。雍曾作《玄图》惜未传，当雍之卒，以道仅十八岁，不及入门而学于雍之门人杨贤宝，然贤宝任其师《玄图》之散漫而不加整理，可证其未得《皇极经世》之蕴。若以道准实测而传之，以复卦当初斗十二度，且注曰：“温公康节同”，此实为宋初之客观天象。然以道准之而成《易玄星纪谱》，仅可传光之《潜虚》，以见汉至宋之不同，然尚未足以传《皇极经世》。若《皇极经世》之元，所以在斟酌岁差之周期。今测每年之岁差变化约50".2，则《皇极经世》之一元，约合岁差周期五周，下示雍推广岁差之实测数，及今日之实测数，以作比较。
《皇极经世》一元数＝129600年
《皇极经世》岁差周期数＝129600年÷5=25920年
今因《玄图》已佚，布星辰之详，不可得而见，然《外篇》有言“天浑浑于上而不可测也，故观斗数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则其义已明。故雍本岁差周期而建立此《皇极经世》之一元，似可肯定。以雍之推测，认为七十二年差一度，较刘焯更接近实测。若雍之据历代记载并实测后，毅然改用七十二年差一度者，不得不认为其有受于《周易·系辞》之启发，因吾国于先秦时，对园周之三百六十度，阴阳非平分成各一百八十度，而是取参天两地之比数，由是阳取三百六十度中五之三，阴取五之二，原文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是其义。故七十二之数恰当园周度数五之一，由是《皇极经世》之一元必用五周岁差周期。至于岁差周期于人类究有何种影响，因迄今有史之文化，尚未及万年，则极难有正确之认识，况雍且合五周而观之，尤多变化。然以发展至今日之科学知识而言，理当了解雍所谓“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之理，何可再认为其有神秘感，亦何可再认其为一己之妄言。自虞喜认识天自天岁自岁，今已知其作用，安知雍实在高一层次更见天与岁之又可相合，其作用何可忽视。当雍得此一元数后，平均三分，每分为四万三千二百年，其一为闭物开物之间犹混沌。其二为开物闭物之间，一分渐由开物而出，一分渐向闭物而入。认为开物于寅会之七十六，闭物于戌会之三百一五。此数即当园周之度数，故另分当午会之一百九十五与一百九十六之际。或以十二会之消息论，几在亥子之际，则变在巳午之间。而雍之三分，特取寅午戌三会之中，由是自巳午会之际移至午会之中，间当五千四百年，迄今有史之文化皆在其中，乃可由天而及人，且雍仍取孔子以尧舜为划时代之代表人物。以之当巳会之末，由尧舜禹禅让而至禹七年为巳会止，故禹八年起为午会始，凡尧之年安排在一百八十癸（亥）运，二千一百五十六未世，六万四千六百六十一甲辰年，由此甲辰年至巳会末尚有一百三十九年，想像为禅让之盛世。至禹继之，而八年起，渐成传子之风，其当午会一百八十一甲（子）运。会之不同，仅此一见。雍有意使之当传贤传子之辨，不可谓无见，是即所谓天人之际。以雍考得之尧元年，合诸今日世界通用之公元观之，盖当公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及雍之率及计之，总为三千四百三十四年，其间于世事之陈迹作客观记录。虽或尧舜三代之事，未必全合于史实，然有此正确之时间坐标，何可不认为是有作用之科学著作。由一元之周期，尚可上推下推，实已得宏观微观之时间标准，一会当岁差移动一百五十度，不可忽视自然条件之或确有变化。人类社会与自然条件当然有密切关系，然决不可以一世之人作无限之推论，后人读《皇极经世》之失即在此，欲以十秒之变，论用天之消息，其何能得雍之安乐。今之科学贵能明辨宏观微观之数量级，而《皇极经世》中，早已取《庄子》所谓大年，小年而加以科学分析。惜历代读其书者，每未加注意，且自张行成继承牛无邪所传之卦气图起，详以卦象配之，一卦配一年，仅下及园周之十秒。则读其书者，莫非蜩与学鸠，以之而观鹍鹏之化，则何以识老庄之能齐。今观《道藏》本之《皇极经世》，子历之部分，绝无卦象，雍之本旨乃见，斯为可贵。而后世通行者基本重视邵伯温张行成辈已配入卦象后之版本，此为一大错误。唯张栻(1133-1180)著有《经世纪年》，犹能客观应用《皇极经世》之时间坐标而详加考证，甚有见地。其后，祝秘于宋理宗淳祜辛丑(1241)作《皇极经世解起数诀》孜孜论张行成配卦象之非而另为配之，斯更引入邪途而全然未解雍作《皇极经世》之旨。迨宋元以降己无人不知《皇极经世》为占书，逐年有一卦系以觋是年之得失，斯则全然不解极可宝贵之数系模式。若《道藏》本刻成后四十年(1485)，有黄畿读之，经二十年而于弘治甲子(1504)成《皇极经世书传》，理尚可明，且知道藏本之重要，然难免仍用卦象。此外皆不足言。《四库提要》亦曰“凡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官方且然，遑论民间。今全以《道藏》本为准，唯其不用卦象，故又须说明《皇极经世》与《先天图》之关系。
按先天图创自陈抟，雍由之才直承之，欲知其直承之象，道宜自雍诗观之，其一“观陈希夷先生真及墨迹”
未见希夷真，未见希夷迹，止闻希夷名，希夷心未识。
及见希夷迹，又见希夷真，始知今与古，天下长有人。
希夷真可观，希夷墨可传，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其二，“谢宁寺丞惠希夷”
仙掌峰峦峭不收 希夷［陈图南也（自注）]去后遂无俦
能斟时事高抬手 善酌人情略拨头
画虎不成心尚在 悲麟无应泪横流
悟来不必多言语 嬴得清闲第一筹
由前一首可见雍曾见希夷之画象及墨迹，当雍之生，希夷已亡二十三年，即之才或亦未亲见，故其所传之先天图，难免“心未识”，幸相隔未久，犹能见及真迹而始知“天下长有人”，其人通古今犹知时，时为《皇极经世》之旨。其心“不可得而言”者何？即先天图能以数学语而括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后一首更自言其志，实同希夷。时事人情，画虎悲麟，以明不必言之言而有以足成之。由是雍准先天图，合以天地人物之象。凡历六卷，以阳仪乾兑离震四卦当日月星辰以合于元会运世。律四卷，以阴仪巽坎艮坤四卦，当水火土石之音与日月星辰之声相唱和。则天人之际虽有无穷之变化而有四四十六之纲领可循，代入各种概念于《内篇》中反复明之。至于以卦象配入皇极数，有极深之意义，据《外篇》之义以下式示之：（另见附图）
上式依先天图之次，卦各有数，此为雍所定之进位制。盖本简单之二进制，化成十二与三十相间隔，实即上爻之变以合成三百六十度之周天。由周天之引伸，终于未能算出之长数坤，今以方数示之殊简单而理至深邃。张行成自序《衍义》曰“外篇行于世久矣，阙数者三节，脱误者百余字，今补其阙而正其脱误。”观《道藏》本之“外篇”，实有三节阙数及脱误百余字，此可确证其为原著，而为张行成准之以成《衍义》者。至于所阙之三节数，二节同为复卦，一节为姤卦。雍特重天根月窟之姤复，乃消息之几。自后以上之三十二卦皆有数，自三十三卦姤以下之三十一卦，皆以为无数，实当(360)[16]至1/30(360)[32]之间。观雍原著中算出
时的都絜《易变体义》、沈该《易小传》已用之，虽曰有据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释龙之例，实通观全易者始自雍，其后直至清末，用一爻变注经文者有百余种之多，尤其是清代注经者用之，陈陈相因，什九已不足观。而雍之以数合诸一爻变之卦象，加倍于三百六十度周天之方数，由乾当0次方经1,2,4,8至姤为360之16次方，其对宇宙之认识，实有划时代之创见。先以象数论能使十二群卦与一爻变之卦发生联系其数凡一世之差。即姤卦数除三十为复卦数，同人卦数除三十为临卦数等等。故雍之一爻变其数自然可推及六十四卦，凡用上九乘十二，用上六除十二，用九五乘三百六十，用六五除三百六十，以下可例推，其理确妙，实可与陈抟之先天图、李之才之卦变图鼎立而三为宋易之三大原理。更以认识客观之形象论《外篇》有言“天以理尽而不可以形尽，浑天之术以形尽天可乎。”考吾国之天文学，由盖天而浑天，不可不谓之一大进步。若当宋初，雍能不满于浑天之形，又为近千年来尚未为人所注意之大进步。观盖天之形，基本成于能推测二十八宿之周行，唯其为周行，必当有中心。孔子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其义。然自战国起，逐步了解当有南极存在，如邹衍惠施等之思想皆能认识，则自然有浑天之形。其后文献渐多，始可见北辰之变。秦汉以来，经数百年之实测天极，并对校文献，始识极星移动之岁差。故魏晋后之重视天文者，基本皆知岁差，正在寻其差数。若雍之算得岁差周期及其变化著《皇极经世》，犹在推测浑天外之宇宙周期，故已非岁差浑天之形所可尽，不论其形而论其理，乃纯以方圆图形喻之。所谓天圆地方者，义承先秦之古说，然当宋初，又内含当时之象数意义。凡所有图形，不外直线与曲线，直以成方，曲以成圆，以喻天地阴阳之两端。若浑天之形，不外六合之方，弄丸之球，其何能尽天之形，故雍用周天方数之加倍以喻其理，是真庄子所谓“六合之外”之象，宜其不取浑天之术。由数量级之不同，自然可进入微观宏观两端，而有其不同之结构。故能总合六爻之一爻变，并通观六十四卦，庶见《皇极经世》与“先天图”之关系。由其卦数当周天方数之倍增，庶睹取一爻变之大义。奈大义又废，而仅以一爻变作为占书，斯诚雍之不幸，亦易学之不幸。
由上介绍，或可客观理解其结构，要而言其书凡“以元经会”者，详记十二会以及三百六十运与四千三百二十世，唯于二千一百五十七至二千二百七十世，为雍及见之人事。此属乾之大壮，雍以象数语言叙述当时已可理解之天理。“以会经运”者，详记开物至闭物间之二百四十运（自巳七十六至戊三百一十五）当癸一百八十运至癸一百九十运之间，则准运而及世与年。自尧登极之年直之雍之卒每年记之。最可注意者，当雍所自记直至卒年。每年有契丹之年号，可见其对现实状况的注视和重视，然自洪基二十三年后属后人之笔，则无人再记契丹之情况，斯见雍之志而后人示能传之，而其子伯温难辞其咎。“以运经世”者，自经世之未二千一百五十六甲辰至经世之酉二千二百六十六己未，逐年记其大事，是所以完成之才之志，准陆淳明《春秋》之理以发展春秋大义，由孔子二百四十二年间之例，推及于三千一百十八年之间，可云宏伟。然除《道藏》本外，此“经世”之义，他本中全删，故何能见雍有综合经史之旨，或舍史而论经，经义著空；或舍经而论史，史迹散漫，而《皇极经世》实能以史证经而一之。当时之观点，虽必为时代所限，然其理有可取者。下录《乐物吟》以见其旨：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
皇王帝伯由之生，天意不远人之情。
飞走草木类既别，士农工商品自成。
安得岁丰时常平，乐与万物同其荣。
此雍之晚年所以能寿终于“安乐窝”，若乱几已显，雍岂不知，奈人各有志，与光之《资治通鉴》互为事理，又有何求。
以下为律四卷，乃承其父古之学。古字天叟，号伊川丈人。卒后一年岁治平二年(1065)雍集录其书，名《正音叙录》，间有二段宜录之：
音非有异同，人有异同；人非有异同，方有异同。为风土殊而呼吸异故也。东方之言在齿舌，故其音轻而深；南方之言在唇舌，故其音轻而浅；西方之言在颊舌，故其音重而浅；北方之言在喉舌，故其音重而深。便于喉者不利于唇，巧于齿者不善于颊，由是讹正牵乎僻论，是非生乎曲说，幡然淆乱于天下矣。不有正声正音，恶能正之哉。
日生律，月生吕，星生声，辰生音，金成律，土成吕，火成声，水成音。日月星辰，金土火水正而天地正焉，是故知律吕声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律为君，吕为臣，声为父，音为子，律为夫，吕为妇，声为男，音为女。君臣父子夫妇男女正而人道正焉。是故知律吕声音之道可以行人道矣。
由上之说，已可概见古之学，盖本《庄子·齐物论》中所谓天籁地籁人籁之象。合诸事实，其家由涿县而南迁，经衡漳共城而洛阳，古所遇之方言甚多，雍亦更有四方之游，最后定居于洛，其地本有天下之中之称，宜有定正声正音之志，于四方方言之辨，归于发音部位，虽非绝对，而于声音之分类，殊可参考于此。由是知司马光之《切韻指掌图》，实亦有得于邵氏父子。又张行成曰：“声律之学，本出于伊川丈人，康节祖述之，小有不同，要之理则皆通。”此因以声律全合于数，势必经过高度之抽象安排，且收入而作为《皇极经世》之组成部分，宜与全书之数相通，故声律音吕之数仍取于天干地支，声数为十乘十六共一百六十，内有四十八勿用，准十用其七之例，乃音凡一百十二，各择一字示之。音数为十二乘十六共一百九十二，内有四十勿用，乃声凡一百五十二亦各以一字示之。由是声音唱和而可喻万籁之情。又以先天图之两仪论，阳仪声律为日月星辰见天文，阴仪音吕为金土火水见地理，此处特取金字而尚未用石字，庶见雍取水火土石与五行之关系，石与金含义同，石尤合自然。观五行之中唯木为生物，宜雍舍之以取水火土石四者，经天地由一二而各四以唱和，生物乃生。据《内篇》之言，以算式示之：
112×152=17024（于阳为变数，动数。于阴为化数，植数）
17024×17024=289816576（动植通数）
雍由具体之方言不同，推及语言之本，由语言之声音律吕推及万籁中有生物与自然之不同。于生物中又明辨动植物之吹有万不同，是诚庄子所谓“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彀音，亦有辨乎，其无辨乎？”观生物由进化而有人，人有语言文字以传信息，不可不谓之动物中之最高级者。然不幸而竟有为语言文字以阻隔人类之间，人类与天地之间之互通信息，则语言文字是否果为传递信息之最佳工具？此已在引起今日人类之深思，不期佛教中之禅宗，早见及此，雍之《皇极经世》化声音唱和为数，亦有此义。以象数语言运载之信息确多于文字语言，上已引及“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而或未得象数之旨，欲以语言文字以观《皇极经世》，其何以见雍之至乐处。最后以四分先天六十四卦方图，则一元之历理，唱和之相通皆在其中，宜雍有以取十六进位制。
至于《外篇》，确属语录性质，虽未成书而纲领反在其中，尤其是象数部分。惜张早世，牛无邪辈难免妄加推测。张行成整理成《衍义》有可取处，然已另加编辑。今以《道藏》本校勘之，什九仍同，亦互有阙佚。为引用方便，于“外篇”上下，各依原本分段，以数字表明之，计上篇有157节，下篇有257节，共为414节，极多精粹之言。读其书者，可遵张行成之说以外篇入。
编后：本刊编委、国内著名易学家潘雨庭先生离开我们已三年了。此期刊发潘先生的遗作，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已作古的易学家的追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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