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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为何能躲过盗墓之劫?

 木木书阁 2016-03-23

二十个世纪以来连绵不绝的盗掘,已让汉代墓葬“十室九空”。海昏侯墓园能够基本保存完好,堪称众多不幸汉墓中之万幸。 这座墓何以能躲过历代盗墓贼的光顾?盗墓与考古,堪称一对如影随形的正邪兄弟,它们有着怎样复杂的双向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先生,将在本文中为您一一解读。

盗墓团队使用技术手段,精准地测定了主墓室正中位置,并打下了一个深达14米的盗洞。盗墓者循盗洞而下,已经将主椁板锯开,离发现主棺“功亏一篑”。村民的及时报警、考古队员的及时抢救,让海昏侯墓免于被盗。

选编于《中国国家地理》 撰文/王子今 摄影/郭晶  等 

由盗墓引发的海昏侯墓考古发掘

2011年3月23日,正在做饭的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接到电话后,杨军匆匆放下手中的锅铲,迅速赶往南昌郊外的墩墩山。

墩墩山,是南昌人所共知的荒郊野岭。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杨军连饭也不吃?

原来,群众举报,墩山发现了一处盗洞,这里极有可能正在进行一场盗墓。杨军驱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山包上有一个长约1.2米、宽约0.6米、深达14.8米的盗洞。他循盗洞而下,发现了一个已被局部破坏的棺椁——持续五年的西汉海昏侯国墓园考古发掘工作,就此拉开了大幕。

一座创造了诸多纪录的汉代大墓考古发掘,竟然是由一次险些成功的盗墓意外引发的。江西考古所方面介绍,盗墓者并非单打独斗,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盗墓行动也绝非业余,他们显示出了很高的专业水准。历史的吊诡在于,海昏侯墓已经在地下沉睡了20个世纪,如果没有这次“功败垂成”的盗墓,恐怕它还将继续沉睡下去。

回顾历史,盗墓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自古已然、长盛不衰。可以说,中国自有墓葬以来,便伴随着对墓葬的盗掘活动。《吕氏春秋·安死》所谓“大墓无不抇也”、“自古及今,……无不抇之墓也”的情形,让中国古代出现了“斜阳射破冢,骷髅半出地”、“群盗如蚊虻”、“白骨下纵横”的文化风景。帝王将相的陵墓陪葬奢华,往往成为盗墓者的首选目标。汉代墓葬更因其存世久远、厚葬成风,招致了“十室九空”的不幸结局。

“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被盗掘者破坏的墓葬往往是后世对名士达人的最后纪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清理古代墓葬时,一看到盗洞,常常不免沮丧、遗憾和愤慨交集于心。当然,这次看到海昏侯墓盗洞的考古工作者们是幸运的,他们在惊喜、幸运的心情中,开始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

海昏侯墓已经在地下沉睡两千多年。难以想象,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它要如何逃脱无孔不入的盗墓者,保住清白之身?海昏侯墓为什么没有被盗?这成为我们在惊喜和幸运之余,心中不由得浮现出的好奇和疑问。

千钧一发之际,海昏侯墓逃过一劫

图为海昏侯墓主椁室内,正在一丝不苟地处理文物的考古人员。

天命加运气,不幸中之万幸

当然,盗墓者绝不可能对海昏侯墓这样的王侯之墓心慈手软。在考古发掘现场,除了那个作案未遂的现代盗洞外,主墓室西北角还发现了一个盗洞和一盏五代时期的灯具。原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盗墓者就已经光顾过这里。不过,同样没有成功。

昔日盗墓“望水兴叹”,今朝考古一片坦途

图为刚刚打开的海昏侯墓,从主椁室上方的盗洞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有积水。历史上发生的鄱阳湖水倒灌,使墓穴内浸满了水。在技术条件限制下的古代,这让盗墓者“望水兴叹”。现代考古技术则成功地解决了排水难题,让海昏侯墓的保护和发掘成为可能。

汉墓“十室九空”海昏侯难得有“善终”

观察汉墓地域分布图我们看到,全国汉墓可分为四大分布区。已发现汉墓中未被盗掘过的汉墓已经屈指可数——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汉墓,以及本次发掘的南昌海昏侯汉墓。即便如此,马王堆和海昏侯也只是一半墓葬幸免于难(軚侯利苍被盗,夫人辛追未盗;海昏侯未盗,侯夫人被盗)。由此可见古代盗墓之猖獗。

一次地震、一次渗水,再加上总是适时眷顾的运气,保护了海昏侯墓免遭盗掘。

观察中国地震带分布图,我们看到南昌并不在其中,江西也是中国地震灾害等级最小的省份之一。不仅如此,在《中国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里,江西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微震区,历史上发生过的地震微乎其微。然而,偏偏就在海昏侯墓埋入地下快四百年之时,南昌发生了一次地震。《晋书·五行志》记载:“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干宝以为王敦陵上之应也。”

公元318年的这次地震造成墓室坍塌,这让盗墓者不得其门而入。一百多年后的南朝刘宋时期,鄱阳湖水倒侵,墓穴内充满了水。在排水技术欠佳的古代,这也让盗墓者无从下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盗墓者还输给了运气。2011年的这次盗掘其实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在海昏侯墓旁的侯夫人墓也有一个盗洞,且已被摸空。侯夫人墓封土植被甚为茂密、封土显大,这让盗墓者误以为是侯墓,而先行盗掘成功。盗墓者于是再盗海昏侯墓,盗洞已打穿了7层封土、木板中的5层,即将触碰到主棺之时,就被村民发现报警了。

盗洞就打在主墓室的正上方,十分精准,显示了盗墓团队的高超技术。考古队打开墓室后发现,主椁室并不是一个大单间,而是被两竖一横共三层椁板隔离成六个单元,共约70平方米,主棺位于主椁室的东北处。盗洞直接打到了主椁室的正中方,盗墓者锯开了顶椁板,还沿着两个单元椁板的交接处一直锯到了底椁板,却没有挖到并带走任何东西。

天命般的地震和渗水,加上无处不在的运气,使海昏侯墓得以保全。

横横竖竖看汉墓,石室土坑各不同

竖穴土坑墓以北京大葆台汉墓为代表

大葆台汉墓也是一座竖穴土坑墓,墓主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虽为诸侯墓,却使用了“天子之制”的“黄肠题凑”。“黄肠题凑”为汉代特有的奢华葬制,指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虽是“天子之制”,有时也可恩赐王侯贵戚使用。大葆台汉墓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格局的汉墓,其墓道、外回廊、车马库、内外椁房、“黄肠题凑”等衔接在一起,构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绘图/付大伟

竖穴石室墓以济南双乳山汉墓为代表

汉初流行竖穴墓,竖穴墓是从地面上垂直向下挖出墓葬坑,然后将墓主棺椁垂直置入坑内,再摆入随葬品的,最后逐步填上封土的墓葬形制。依据椁室材料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竖穴土坑墓、竖穴石室墓等形制。竖穴墓的代表有长沙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也属于典型的竖穴土坑墓。绘图/付大伟

横穴崖壁墓以河北满城汉墓为代表

西汉中期以后,黄河流域开始流行横掏土洞作为墓圹,所以称为“横穴墓”。满城汉墓是“横穴墓”的早期代表。不仅如此,因为它造在山崖之内,因此又被称作“崖墓”。满城汉墓的设计突出了一条水平神道,包括耳室、前室、后室等部分,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地上的建筑,因此也有“地下宫殿”之称。总的来说,用横穴取代竖穴,用砖和石料构筑墓室,这是汉墓的主要发展演变趋势。绘图/付大伟

盗墓与考古:一对正邪兄弟

图1

图2

图3

考古发掘,必须遵循“程序正义”

考古发掘必须首先保证出土文物的完好无损,以为科学研究之用。因此,文物发掘必须严格遵循逐层逐件提取、加固、保湿、绘图、拍照、编号、登记等一系列严格程序。图为考古工作者正在为出土文物编号。器物编号的一般格式是:“遗迹编号”+“:”+“数字”。数字一样是流水号。这是考古工作者在填写标签,并将标签贴在器物上(图1);提取文物,必须运用类型学、地层学的方法,逐层清理,逐层提取,以保证文物的本来面目(图2);拍照和绘图,则是为了将文物信息记录和归档,以备科学研究之用。本次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还采用了三维技术进行扫描和测绘,实现了全程数字化和影像化(图3)。

图4

图5

图6

新技术为考古发掘保驾护航

本次海昏侯墓发掘使用了许多新考古技术。饱水保护,尤其是一些容易腐败的文物,比如说丝织品、漆器等,不能立即出水,而必须得在饱水环境中提取,再到实验室慢慢清理(图4)。在临时文保用房里,考古工作者正在对新出土的马蹄金、麟趾金进行编号和保护(图5)。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出土的陪葬车马坑。车马坑南北长17.7米、东西宽4.24米、距地表深2.5米。车马坑埋藏浅,氧化严重,很容易一碾成泥,提取难度较大。考古工作者在去除氧化表层时,棉签棒都能碰出一个坑。为了不破坏其机体,只能拿棉花蘸药剂慢慢清洗(图6)。

海昏侯墓的发掘,以盗墓起,以考古终。这难免使人联想到盗墓与考古的关系。

近年来,盗墓题材的流行文化盛行,盗墓被赋予了一种传奇色彩,广受追捧。同时,考古学界固守在象牙塔内,对考古学的普及和传播又做得远远不够。于是,社会上逐渐出现了“盗墓考古兄弟论”、“盗墓为私盗,考古为官盗”、“为盗墓正名”的论调,也颇能得到许多人的共鸣。在网络空间,有关盗墓和考古话题的争论也层出不穷。因此,本文有必要借此机会,阐述盗墓与考古的异同。

首先,盗墓与考古的性质截然不同——盗墓以获取财富为追求,而考古以科学研究为宗旨。性质的根本不同,决定了盗墓与考古的判然两分:

考古工作者出于科学考察的目的,不仅发掘古代墓葬,也会发掘古代房屋、建筑、桥梁、古生物。而盗墓者的目标只有墓葬;

盗墓者为了获取财富,会不惜一切破坏墓葬。盗墓的唯一方法,就是掏洞;考古发掘总是把保护墓葬放在重中之重,要用到地质学、类型学的多种科学方法;

考古工作者提取文物要经过加固处理、保湿处理、拍照、绘图、编号、登记、逐层逐件提取等多道工序;盗墓者提取文物的过程,只是简单粗暴地掏走了事;

考古发掘更关注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和科学价值,盗墓者只关心市场价值大的文物。因此,很多市场价值不大、但学术意义重大的文物,往往被盗墓者弃之不顾,甚至加以损害;

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属于公有,将会通过文物部门的工作展示给全社会,其研究成果也将造福全人类。盗墓挖坟取宝,尽归私囊。

其次,盗墓与考古也还有一些相同之处。两者都用心地探寻地下的历史存在,都让埋藏许久的古代遗存重见天日。在发掘技术上,考古有时会借鉴盗墓。例如洛阳铲这种发掘工具,盗墓者使用,考古工作者也使用,它在确定墓葬位置上贡献良多;从发掘后果来看,盗墓和考古都令许多珍宝文物、简牍书册起于地下,使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物、书籍、技术,获致特殊的传播路径。西晋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王冢,得到了数十车简牍,其中便有《竹书纪年》这样珍贵的古代典籍。这是盗墓含有“考古”因素的例证。

因此,从历史上看,由于这些相似和相同之处,盗墓与考古确实存有一种双生关系。仅仅从发掘主体、发掘技术、发掘后果来看,是无法清楚判明盗墓与考古的——从发掘主体来看,盗墓有私人盗掘,也有曹操、孙权发动的官方盗墓。长沙曾经被称为“土夫子”的盗墓者,很多都参加了后来的考古发掘实践。近年来,也颇有一些考古工作者卷入盗墓犯罪的痛心事例;从发掘技术来看,考古工作者会使用“洛阳铲”,盗墓者也会使用一些“高科技”;而从发掘后果来看,某些技术高超的盗墓者会拿走宝物而不破坏墓室,看起来像是考古。一些不成功的考古发掘,则破坏了墓葬。

但是,盗墓历史源远流长,而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只有几百年历史。现代考古学出现以后,考古与盗墓因为根本性质的差异,这种“相同”的暧昧空间便越来越小了。易言之,盗墓可能会有“考古”因素,但考古绝不容许“盗墓”因素掺入。一旦考古工作者监守自盗,他的身份已经从考古者转换为盗墓者,会被立即革出考古队伍;而即便盗墓者挖出文物起到了“考古发掘”的客观效果,他也不可能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面对《文物法》支撑的文化秩序,面对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面对逝去古人的尊严,考古与盗墓,一正一邪,一道一魔,其分别是清楚的。地理君本文选编于《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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