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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书院按】去年看祝勇先生的《盛世的疼痛》，中有《袁崇焕之死》一章，读来心惊肉颤；今年读蒋蓝先生的《梼杌之书》，中有《石达开与脔割之刀》，我又一次心惊肉颤了。春节后，在一次宴集上，刚好祝勇、蒋蓝两位都在，他们作为“非虚构”写作的领军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历史的书写，面向了这两个历史上遭遇非常的凌迟“待遇”的人，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安排。 将袁崇焕的凌迟和石达开的凌迟放到一起来思考，这似乎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有时候历史甚至在倒着书写。一个在明末，一个在清末，王朝落日之前，总会出现这样非人性的酷烈和残暴。我们似乎也可以由此推断出，越是酷烈和残暴的王朝，越显出了它的夕阳之景。从这个意见上来讲，无论是袁崇焕，还是石达开，他们共同的遭遇，让今天的人们在看到这段真实的历史之后，有了不再做麻木的看客和的勇气和不会轻易被权力机器愚弄的智慧。 本文节自蒋蓝先生著《梼杌之书》中《石达开与脔割之刀》一章，有删节。本文在引用原文时，采用了其副题。 （一）石达开凌迟地点再考证 在自己收集的历史资料照片里，找到1995年在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拍摄的那份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公文发文时间为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863年7月8日）。札文清楚地记载了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具体详情：
“重庆府正堂阮为行知事。同治二年五月十六日奉按察使司牛扎，开；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牵总督部堂骆扎，开：照得发逆伪翼王石达开、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现经本督部堂会同成都将军督同在省司道亲提研讯明确，应即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以彰天讨而快人心。合行扎委，为此扎仰该司会同标下中军副将，即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装盛，以备解献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着牢固监禁，归入缘坐案内，照例办理。仰将监刑文武职名报查毋违。等因，奉此。除详报督宪，并移督标中协，及行成都府，将发逆石达开等处决外，合就扎行，扎到孩府，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毋违。等因，奉此。合就扎行，为此扎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毋违，此扎。右扎巴县准此。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上世纪70年代的成都科甲巷）
推测起来，“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郑光路、蒋维明、谢开体等人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监狱内进行凌迟。理由在于，按《清律》本应在成都正式的刑场处决，晚清时曾任华阳知县的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记载，至光绪末年，一般都是在农历霜降后“秋决”行刑。成都最初的刑场在东较场，后因居民稠密，到清朝中叶后，改在北较场。光绪末年编练新军，在北较场修建武备学堂，将刑场改在北门外砖棚子前一空坝上。凌迟则历来都在北门外荷花池。但石达开是什么人？义士要劫法场的市井风声已洞入衙内，那就绝对不能在行刑过程中出半点差池。因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成都》也记载说：“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入川，攻成都未成，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诱俘解至成都，同治二年五月初十被杀于成都科甲巷。” 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周询在另一本著作《蜀海丛谈》中就作此说，周询也承认非自己亲眼所见，是他的父亲“先太守甫截取来川，充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在此聊备一说。 至于历史学家任乃强《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校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甄别和田野考察，督院街一侧一个叫“院门口”地点，进入了我的视野。 自明代以来，督院街历朝均系川省最高权力机关所在。明代之巡抚都察院，清代之四川总督衙门，民国时之督军署、省长公署及省政府等，均设于此。它西接走马街，东连南打金街。后人取部督之“督”字，和都察院之“院”字，连接起来，则命名为督院街。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于大渡河兵败，主动到清军营讨论“投降”条件，但立即被执。五月初三起解，解送成都位于科甲巷的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监狱关押。6月25日，川督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在相距不过2华里、位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提审了石达开和他的手下曾仕和（宰辅）、韦普成和黄再忠（中丞）。王廷焕先生在《王家坝官邸与“枕江楼”娱乐场》一文中指出：王家坝街向西与丝棉街接壤，在督院街与龙王庙相交处的一个街口称“院门口”，是指督院街口，这里也曾像北京城的菜市口是一个刑场。清朝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臬台衙门的监狱，从那里提出后被杀害于“院门口”。现在，此地大约在已成为红星路下穿隧道南端出入口再南行50米的宽阔公路上。 沃邱仲子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里，指出是在黎明之前，石达开独自被用轿子抬到东校场口，然后被杀。 这就让我们发现，有关石达开的殉难地点，有了五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以及沃丘仲子指出的东校场口。 2009年3月2日夜，我向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李殿元、张绍诚分别发去求教电邮，他们翌日回电指出，行刑可能性最大的地点，还是在科甲巷侧的臬台监狱内。 我再次细考了一些史料，基本可以确定：石达开一行被凌迟的地点，就在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之内。 （二）骆秉章的凌迟改良试验 在得到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完颜崇实的“六百里驰奏”后，朝廷传旨：“石达开勿庸槛送京师，即在四川省凌迟处死，并传首滋事地方示众”。“爱民若子”的骆秉章自然选择了凌迟。这也并非就是骆秉章的残酷心性使然，对待异端领袖，凌迟成为了体制的一致性结局。太平天国诸王，除战死之外，仅有李秀成逃过此劫。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发展到清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今日安顺场）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8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8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3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3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参看。 清代曾任御史的程次坡上摺指出：四川一地吏治日趋严酷，州县多造非刑，有“绷杆”、“钩杆”、“站笼”等奇怪名目，地方官员心机诡诈，对待犯罪的低级官员则是付之宽典，大施仁政，而对待老百姓则是严刑峻法，程次坡认为，这怎么不是轻重倒置呢？所以古来“贪”、“酷’二字就是连裆裤，贪则鲜有不酷，酷则鲜有不贪者，所以，酷正所以济其贪也。程次坡目光如炬，洞悉了一系列藏匿在滔天酷刑之下的贪婪之心。置身于四川官场这一酷与贪的语境之下，石达开一行的命运，顺着疼痛的丘陵，逐步被推搡着达到了顶巅。 我进一步发现，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章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老谋深算之奇计——割开身体之后，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不然犯人死得太快了，缺乏看点。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见鄂华《石达开死亡真相考》，刊于《历史研究》1987年5期）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受难者疼痛以泄心中的大怒火，那么，骆秉章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当中倒是记录了成都刽子手谱系里一个颇有深意的事件：“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开启“同治中兴”的新时代，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麾下逸出。 而根据成都民俗学者蒋维明《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的考证，行刑的刽子手计有3人，其中一人叫余宝，他的师爷叫段一刀，距此60年前，在成都东校场对白莲教首领冉天元实施凌迟，因为刀法精湛，四川总督特奖励银牌（见《锦江文史资料》第八辑，成都市锦江区文史委员会2004年1月编印，60—63页）。深得师傅真传的余宝，要牛刀小试了。从时间上我推测，范某与段一刀，极可能是师兄弟。他们隔刀而立，庖丁解牛。 我的老家盐都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火边子牛肉”，是用极锋利的小刀剥下推卤牛的腿部肌肉，成巴掌大小，再予上味、熏烤。山西作家李锐在长篇《银城故事》里，借用了这个脍炙人口的刀法，移之于清廷酷吏威胁革命党，刀光清幽，自然获得了成功。这个刀法是否启发了骆秉章以及魔头范某、段一刀，不得而知。 王闿运尊经书院的弟子、日后名满江湖的文人沃丘仲子（本名费行简），在黎元洪主政时期曾被四川省推为省代表，参与商讨组阁等事宜。他根据其父亲的口述回忆，在民国时期写出《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特意提到：“除刘杨所讯，笔者未经目睹，余三次曾于1897年从军署印房档案中抄出。虽为友人广西唐倬章借观，未及归还，彼已身故，遂志佚落，但大体尚能记出。第二劝降问答。彼时滇，黔，陕，甘军务吃紧，川将能战的不多，骆很想招石征滇。遂派朱诒孙、唐友耕、许培身三人数往劝降，其问答之词，朱唐皆有手折呈报。第三当时公牍。有为先父所述的，有为笔者见于档案中的。第四父辈目睹事实：先父既诸老辈所目睹而追语笔者的当时事实。其他传闻故事，恐不可靠，故未敢采录。” 话说得有礼有节，似乎可信度极高，但他笔下的“石达开事件”错误颇多。 他说，据说当夜行刑时，刽子手按照骆秉章的吩咐（自然是指刽子手重其义），未照例碎剐，只刺胸一刀即斩首，以减轻痛苦。而且说石达开是7月中才被处死的。这样讲出来的痛快死法，类似忠王李秀成之死——纸上的人道叙述，难道就能减轻翼王遭受的“碎割” 6月的成都，闷热无风，停在槐树与银杏树上的金刚蝉，用干燥的叫嚷把城市的狂欢彻底打开。行人赤膊上阵，官人举而不坚。那又是一个朝纲解纽、兽性大发的时代。1863年6月27日中午的成都，被一股冷气彻底攫住。有人说，城市周围的邛崃山野，飘起了碎雪…… 一个人虚弱到无力把痛苦“拧成一股绳”而扔出体外，那就只好把痛苦收拾好，堆成一堆烂柴，寄放行李一样放置到能够承担得起的部位。一个虚弱的人抱着痛苦取暖，倒在十字街头。头顶星光灿烂。恶法的律令让悲哀无边而平躺。
（三）凌迟全过程 成都将军完颜崇实虽然作为驻防将军只是管辖旗人，但权力辐射四川官场角落，他加衔为“提督满汉官兵管辖松建文武”，自然还要干预洋务藏务，骆秉章俨然已经是四川的摄政王，但还是约其一同会审石达开，以示必要的尊重。资料显示两人会讯石达开总共3次。其中一次因骆骆秉章患病，改由四川布政使藩司刘蓉、臬司杨重雅代讯。这样可以计算出，一共提审了石达开等人5次。这一期间，朱诒孙、唐友耕和他兄弟、许培身等人轮番到关押石达开的臬台监狱劝降数次，无功而返。1863年6月27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了，更怕突生变故，因为民间风传石达开的残余已经渗透到成都准备劫狱，四川方面决定立即用刑。骆秉章的奏稿里就说，“谨援陈玉成之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石达开凌迟过程） 清末文人周洵的《蜀海丛谈》记载石达开等人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如此描述暗合《易经·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意思是：通达。浓云密布而不下雨，从我西边的郊野飘聚过去。凌迟为看客们所带来“通达”，想来在溽热不堪的成都，可谓凉风四起！ 周询的父亲周之翰当时充任四川省城成都保甲总局提调，管辖范围限于成都城内及城外附郭街道，职责为清查户口、盘查可疑人员以及防火防盗等事情。算是省城治安要员，叨陪末座，目睹了石达开一行的受刑全部过程。也许所受刺激过甚，他把全部过程转述给儿子，因而周询在《蜀海丛谈》的记载应该是十分可信的：“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趺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天国历来推崇鲜丽服饰，裁缝、女营中高水平的刺绣工一直受到优待，作为藏匿于衮衮华服之后的导演，现在导演成为了规划锦绣天国的人物，这种一反“朴素为美”的审美法则，峭拔而张扬，从石达开等人的服饰上就可以得到佐证。 周之翰参加了审讯全过程，在其儿子的笔下，细节金钩铁划，力透纸背：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跌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 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梆。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三个刽子为师兄弟，卯足了劲喝下几碗烧酒。他们上身赤裸，着大红裤子，双肩披红。既便如此，蜀地的溽热已经让他们大汗裹身。其中一个叫余宝，出自师爷段一刀门下。段一刀60年前在东校场（怎么又是东校场啊！）凌迟处死过白莲教起义军36岁的首领冉天元，然后剖腹挖心，孜孜以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的细腻酷刑赢得了观赏者的一直称道，四川总督特授银牌。奖牌屠夫不是吹的，稳、准、狠三字诀是其心法，余宝要不负师爷教导，再获殊荣。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特意讲述了四川一地的凌迟技术细节：“剐人时，先以刀划人犯之额，再以铁抓扯下额皮一大片，垂至眼际。续以刀划两乳上，各作一斜十字形，始剁其手足，手由腕际，足由膝际剁下。然后戳心剖腹，取出五脏，最终方刎头。其状至为残酷，皆杀父母及谋杀本夫之重罪犯也！”在这一操作谱系中，赫然从血泊里升起了一个“凌迟之主”。 周询特别提到了成都省城一地的操刀鬼：“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1版，56页）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开启了“同治中兴”的新时代，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麾下逸出。 也就是说，执行石达开等人凌迟的三个刽子手，均为“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嫡传弟子。 老人总有一些怪癖，尤其是一个不贪财、不贪女色的老年官员。骆秉章很仔细，特意嘱咐使用“鱼鳞剐”，要一小块、一小块、很精细地、很均匀地切分巨魁。当年他在长沙城用大炮击毙了西王萧朝贵，那是很不解恨的。他很想看看这个巨魁中声望最高的翼王，皮相之下到底藏着什么反骨。他特意补充，再准备生石灰，出血就撒…… 在此，我就不能不承认骆秉章的毫无人性了。转念一想，身处高位的官僚，如果不是“厚黑学”的嫡传弟子，又岂不坏了“规矩”？ 午时动刀，行刑持续两个多时辰。古人认为兔羊在未时要吃草；现在已经申时了。申时又叫哺时，又名日铺，据说，猴子喜欢这时啼叫。属相为兔的石达开，一声不吭，他在咀嚼，咀嚼自己的舌头，自己的嘴唇，用牙齿咀嚼牙齿，反刍成一个血洞。出生于1793年的骆秉章属相为牛，他也在咀嚼，在慢条斯理地咀嚼，以更慢更舒缓的姿势，完成自己肠胃的周天循环。 我们在描绘近现代西方酷刑场面的史料中，看客们脸无血色、当场昏厥的很多，但我从所有涉及记载石达开一行受刑场面的记载文字里，除了官职最高、也最娇弱的完颜崇实之外，我看不到一帮看客的心态，哪怕是半丝战栗！ 属猪的重庆总兵唐友耕表现如何呢？在这个连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已经惊秫得语无伦次不愿再看下去的场合，可惜没有任何人再写他一笔，这让我太失望了！我猜，他面带猪相地看，一脸的庄严。放着皮影戏一般的光。主流文化的肃然与庄重，伴随血肉横飞的演出回到了他脸上。沉默不但是蠢材的美德，而且也是武夫面对血肉的决绝。心不动，身不摇。 苍蝇停在鼻子尖排卵，有时，痒意比他妈的疼痛更难忍受。 用四川话说，他是屁股夹得住五把算盘的人，忠君爱主，酒色财气，盘算珠子打得噼噼啪啪……这里，我必须再引一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的描述，因为它牵扯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巳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这样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在此，已经不是比喻的问题了。比喻不是一把撒在伤口的盐。比喻是逼使身体透明的强光，它让栓塞的内心获得牵引。比喻偷走了血和肉，疼痛找不到自己的兄弟了，只剩下破天的狂叫。应该这样说，“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他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书生出身的曾仕和在此发现，剧痛对身体发动了一场游击战！自己在口语、纸上谋划的计谋一旦落地，竟然是如此让人不堪重负！ 但是，曾仕和不再发出痛苦的叫喊。他熄灭了这种身心的分离。痛由口腔回到了心脏。韦普成没有声音，黄再忠没有声音。黄再忠的妹妹黄玉英还是翼王的第二任妻子。他们与石达开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四边形，就像是一个寻常的战前会议。血与肉的沙盘作业，凝固了那过于冗长的对视……纵深而持久的痛苦虚火荡漾，逐步下沉，最后具有一种薄荷的凉意。因而，面对一波又一波叠涌而来的痛感，当事人已经具备踏浪而行的“凌波微步”技术，而不再是挺起胸骨去硬撞硬接。 让我比喻一次！那是四块相向而立的铜镜，构成了一个四边形的明亮区域。一团火焰被另外一团火焰照亮，火焰将火的丝绦挂在另外一团火的脖子上。镜子照射镜子，镜子反射镜子，那是：血在为血输血。血形成了一条弧形的长廊，构成通往镜子背后的历史。回环不已的血气，在一种逆时针的旋转中置换着老鸦漩的漩涡，松林河的漩涡，凉桥的漩涡，王娘伸出漩涡的手臂，将士们浮满大渡河的尸体，河流肿胀得无法流动。芙蓉花突然大叫起来。花叫。但是，那四块铜镜听不见，他们的耳朵交给了不透明的火，他们在疼痛的波光里越漂越远…… 让我再比喻一次吧。这时，太阳突然从乌云深处投来几缕金光，像是飘坠的雪片。 在敌人没有使用破布或者曾仕和自己的肉塞进他嘴里之前，石达开用一句话，止住了曾仕和狂跳的喉头。他太明白了，完颜崇实、骆秉章、杨重雅、刘蓉、唐友耕、牛树梅之流需要的，是恨不得用喇叭放大这种恐怖的嘶叫，他们要叫一切有反骨的异端骨头发酥。 “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这是石达开冒血的咽喉发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实话。 对于凌迟，太平军是十分熟悉的。天国发生内讧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据说天朝还请高级将领分食杨秀清的肉羹。富有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洪秀全于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追忆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这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说：“我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他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后来，洪秀全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上书“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对异己者标的为“叛徒、内奸”，从来就是“拨乱反正”的不二法门，而最具罪与罚中国意义的凌迟，自然会被权力发挥到极致。
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地配合与落实。在这个价值逻辑下，讨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幼稚；与屠夫讨论“言出必行”更是脑残。 第一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王崇武、黎世清主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满清方面处死的。……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 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 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它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它们的咀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李鸿章答应赦免苏州的太平军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是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这种欺骗大动肝火，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一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侵略者，在“言出必行”上是认真的，他怎么能明白这是黑暗体制惯用的套路呢？1864年，天京城沦陷，在处理“降将”李秀成时，1864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是这么评价的：“至于会是怎样的判决，其实已无须多问。确实，清廷如果放过像忠王这样的声名卓著的叛军领袖，那一定是疯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反抗的名词……”（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99页）移之于石达开，完全成立。 于是，我们在《清史稿·洪秀全传》等史料里，可以看到繁多的凌迟记载：
“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 “生擒李开芳（天国北伐主将），磔之。” “林启荣、李兴隆（天国九江守将）均败死，磔其尸。” “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 “陈坤书（天国护王）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乙巳，陈玉成解京师，诏于中途磔之。” 林凤祥遭受凌迟，“刀所及处，犹目光直视之，未尝出一声！” …………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话是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讲的，可谓一语切中要害。这是否也可以移之于清朝呢？ 这自然让我想起了福柯的《惩罚与规训》一书探讨的宗旨。福柯关于1757年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酷刑的详细描述，比起“国粹”之凌迟，实乃小巫见大巫也。福柯以为，此后80年间，惩罚原则已经从对人身体的摆布与疼痛的操控等酷刑，逐渐转变成非人身刑罚系统。就是说，前者代表了对身体的惩罚，现代监狱制度建立之后，则是一套对心灵的惩罚系统。这是福柯的研究言路，在我看来，凌迟的意义，死亡固然是终极，但加剧的持续的痛苦其实是其主语，并放大为一种疼痛训诫：权力机器用一堆抽搐的烂肉，给看客们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这就是你等的下场。最后，权力者在热切渴望播施广泛的恐怖效应之余，鉴于石达开的不合作（桀骜不驯。沉默。没有呼天抢地，屎尿乱流，泣血忏悔，现身说法……），他们仍然是留有遗憾的。 庖丁解人的狂欢演出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凌迟的仪式，反而使石达开名垂青史，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受世人铭记的英雄。 而对于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意义的。它过于高蹈和遥远，仿佛异类。对大众而言，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本就天经地义；敢于寸刀割人，必然就有付出加倍代价的决心。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 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锋锐的骨头使之折断。这一以暴制暴的循环，基本上构成了中国道德价值学的骨架。孟德斯鸠在历数专制制度下的惩罚与预防方式之后说：“让我们顺从自然吧！它给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责。让我们把名誉作为刑法最重的部分吧！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在我看来，无论是名誉还是死亡的威胁均难以在中国产生预想的效果，只能说明数千年专制的罪恶。 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恰在于，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轻慢的字就是丧尽天良。
根据史料，我在试图复原那天的场景——
他们一行被绑缚在两根结实的十字交叉的木桩上。绳子多半是细麻绳，被水吃透，越是挣扎，越是吃紧。疼痛可以让人拼命去拗坠麻绳，用麻绳之痛来转移刀口的纵深之力。毕竟手臂是人体最能吃痛的部位。但肉尽骨显，受刑者却无法自行折断骨头。疼痛一直在骨头上慢慢地锯，这种毫无声音的疼痛，以锥子般的钻凿力，成为了较量的平面。大剂量的血，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学徒，不停地擦拭先生的泼墨！他一错再错，只好不再跳出来瞎忙。血渐渐少了，一种奇怪的麻木感成为了泼墨的知音。所以，血顺着石达开的腿向凹地流淌，乱如蛛网。刽子手像展开游身八卦掌身法一样在东窜西跳，尽量不沾湿鞋子，后来渐渐就不行了。大血管一当被切断，血会决堤，冲他个猪头狗脸。 抵御疼痛需要极大的体力。1912年1月12日，彭家珍勇掷炸弹炸断良弼左腿后，鲜血直涌的良弼突然产生了庆忌惜专诸的奇怪感情——不但要厚葬彭家珍，而且在德国医生开始为自己做截肢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药——他想当一回庆忌。他是被痛死的。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怀着一线生机，那么，无论是多么大的疼痛，在“阀门原理”的瓶颈制约下，疼痛如突然收缩的河流，只有少量河水可以快速通过。在生机的牵引下，感觉阈急剧下降，起到了极大的“麻痹”作用。问题在于，凌迟之下的石达开绝无生机之念，只能求速死。速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就像山陵的坡度跟血一样在慢慢降低。身体回归土地的过程中，横亘着无垠的锋利山丘。那么，怀着最大的绝望，去接受绝望安排的所有议程，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头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所有天平天国军人，都可以默诵洪秀全的《克服困难诏》：“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漓……”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目睹自己的兄弟，用接受120刀的缓慢方式步己之后尘，“天兄”会说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曾5次提到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作为配当他门徒的必要条件。受苦并不一定是受死，而更是受辱，门徒必须准备好不被理解、被人歧视、甘于放弃信念之外所有累赘的人。如果说，钉十字架就象征自我否定和甘愿受苦，那么，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没有自我否定，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 交出自己，是为了四千多名兄弟免于死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啊？这种感觉真正落到了他身上。当他也许能够明白，在自己最为痛苦的时刻，恰恰是爱如渊海的时候。身体里的深渊，既是痛的渊薮，也是爱的大本营。这种爱一旦放大——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假想出来的痛，而具体为一种真实的生理疼痛。 希腊作家卡赞扎斯基在《基督最后的诱惑》里，描写大天使加百列降临基督时总让基督生不如死，像是癫痫发作。就意味着，精神上没有准备妥当就要在肉体上受难，总是一般人的本能。曾仕和为什么呼叫？我想，不是他不勇敢，而是他没有做到绝望的准备。肉体受难就是精神再生的前题，或者说，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你在靠近上帝或完成成人礼时，绝望之痛或阉割的痛苦就必然出现。疼痛与爱是身体必然遭受的两种空前的感受，受难者是以疼痛来承接爱的活水，付出爱就必须获取疼痛。这就像烙铁的两面，以铁青的高温，在肌肤上愈合刀口——俨然履行着仁者的工作。 那么，扛起这所有的痛苦，那是理所当然的。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是否看见了十字架的亮影？在烙铁激起的青烟里，“让死荫显为光明”。他，什么也不说了。 身体不是迷宫。身体也不是仙境。鲜血汩汩，在忍耐疼痛的自控力之下喷薄而出。痛激发了一种生存的本能，那是对生命的本能屈服。锯子锯的是骨头，而不是灵魂。另一种穿透了灵魂的痛，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屈身为桥。无论是怎样的圆凿方榫，石达开已经实现了一种荣耀：他彻底交出自己，吃完了自己的身体所匿藏的痛。他没有被疼痛毁灭，疼痛使他拔升，在浑身凉意中，明白自己33年的人间历程，在阳光突然穿越头皮的最后时分，已经成了！ 一代才女伍尔夫发现了这个疼痛的哑默之谜。她认为，“英语能够表达哈姆雷特的意念和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言词来表达惊诧或头痛……陷入情网的学龄少女用莎士比亚或济慈来表达她的心声，但是，让一个受疼痛折磨的人向医生诉说描述头痛，他的言词便很快枯竭了。”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女性来说，倾诉也许是她们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抗拒疼痛的手段。但对石达开这样的人来说，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回到受难的身体。 割完上身，“剔骨肉”的技术让肋骨原形毕露。血、黄水、大小便流泻一地，就是备有看客希望目睹的眼泪。接下来，就应该脱掉下装，旋去裆中之物…… 余宝刀法精熟，也觉得有点疲倦了。他大汗淋漓，热汗冷汗交替而下。骆秉章一脸病容，熬了这么长时间，觉得也差不多了。挥手吩咐，叫他去查看已成一团烂肉的石达开是否已经死亡。余宝上前，用刀尖挑起石达开耷拉在眼睛上的头皮！那是凌迟的第一刀，就是把天灵盖发迹至眉毛的头皮割开，拉下来盖住受刑者的眼睛。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发亮的东西，在血水里燃烧。那是石达开的眼珠。石达开双目如电，亮得足可以熔化刃口。这就像鲁迅在《故事新编·奔月》里对“羿”的描写：“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 这是空前的一击，余宝毫无防备，他激灵打了一串冷战，一种从心脏喷射出来的冷意，游走全身，一地的液体好像是从他脚底漏出来的，他像一个空壳，料峭的冷意把他定在石达开的血肉前。 那把听话得像手指头一样的小刀，被一股无形的杀气生生剁断，当的一声掉在地面垫脚石上，反跳起来栽入他的脚背…… 时间，在刀子反弹的起来的一瞬被割裂，被撕开，露出了道袍下的黑。骆秉章与众人惊愕莫名，余宝顿失心窍，突然脱掉衣服，向门外冲去……从此状如疯魔。他迅速被体制抛弃，后来成为乞丐，成天在府河旁边哀嚎：“我有罪，我有罪啊……”而府南河的下莲池一带，恰好是掩埋石达开等4人血肉的地方。 历史，就是这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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