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忆魁阁

一  从伦敦到昆明

 

我是1938年在伦院毕业的，当时欧战已迫在眉睫。我返国不久，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即离英去美，不久逝世，所以我是在他手上得博士学位的最后一人……

我从伦敦回到昆明，正值抗战初期，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开始几年集中力量开拓内陆农村调查。四十年代初，创办云大社会学系的吴文藻先生离开昆明去重庆，我不得不兼顾系务和开课讲学。

费孝通：《译者的话》，载[英]雷蒙德·弗思著《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91

 

二  吴文藻与魁阁

 

吴[文藻]老师出国休假期满，回到燕京大学，正值抗日战争前夕。他原想返国后在燕京大学试行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并为实现他提出的社会学调查工作继续培养人才。这个计划事实上因战争发生已经落空。他和他同辈的许多爱国的学人一样，不甘心在沦陷区苟延偷安，决心冒风险，历艰苦，跋涉千里进入西南大后方，参与抗战大业。吴老师于1938年暑期到达昆明接受云南大学的委托建立社会学系。不久，我也接踵从伦敦返国，立即投入云大新建的社会学系，并取得吴老师的同意在云大社会学系附设一个研究工作站。使我可以继续进行实地农村调查。这个研究工作站在敌机滥炸下迁居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魁阁”因而成了这个研究工作站当时的通用名称。在这里我回想起魁阁，因为它是在吴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陆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1940年底吴老师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是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

费孝通：《开风气 育人才》，《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三  物伤其类 ──哀云逵

   “云逵死了！”这几个字到了我手上。
    他不是愿意死的人，更不是愿意这时死的人。他不怕活，生活对他虽则这样苛刻，这几年来狼狈得够他受，可是他从没有和我一般埋怨过“多此一举”的生命，死却偏找着他。多少人应该死的不死，多少人愿意死的不死，老天不公平到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满怀不平想申诉，可是举目没有半个了解我的气愤的人，郁积得受不住，只能悄悄地围上项巾，离开这木庚院。早春稀有的冷风，吹在却尔思河面，解冻未久的微波在发抖。
    好像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似乎也是这个天气(我的记忆这样模糊)，在呈贡三台山上，听吴文藻先生说起，城外有个魁阁，魁阁里有位陶先生。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在一丛松林里，隐约有个古庙。湖光山影，衬出夕阳缭乱里的归帆。找到这地方去住的，定是个不凡的人物。云逵本是个诗人，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泥于实际、富于想像、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露得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那天不知为了什么，没有去找他，新婚的人也不会欢迎这近晚时的生客。
    有一天，我从呈贡赶晚车回昆明，好像是有一点微雨，人都挤在停在站上的车厢里等待那永远不守时刻的阿迷车。在我身旁坐着一个穿着咔叽布短裤，褪了色的呢帽，衔着烟斗，眉目鼻子挤在一架近视眼镜周围的中年人。他忙着招呼一群女孩子，说话时有一点口吃，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不久，在那群说广东话的女孩子里有一个叫着他的名字“云逵”。我有一点不相信，这就是住在古庙里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我有一些迟疑地伸出了手，“这就是陶先生么？”他那多肉的手掌，又使我感觉着一点异样。
    其实，这并非我们初次见面。他提起了，我才记得，远在十年前，我在清华，认骷髅、量骨头、杀兔子的时候，他曾到我的试验室里来参观过。这时他刚从德国回来。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他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先进。我在这试验室里，因为无聊所以在东安市场弄了个香炉来；逢着心里闷的时候，就烧香。白骨满桌，香烟缭乱，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时节。他进门来，我是个小学生，老师带着此贵客，见面之下，有一点窘。谁知道他并没有考问我散乱的统计图表，只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和老师讨论着他们的问题。临走时，抚摩了一回这个毫不古雅的香炉，向我笑了一笑。这一笑我还记得。
    在车上，我们两个就攀谈起来，话从海外说到天边，一直车到了昆明，才重又听到耳边还有广东的莺声。分手后，健忘和疏懒的我也就记不起去魁阁找他的约言了。后来听说他太太回广州湾去了，他是否在古庙里，我也没有打听。
    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我知道他加入了云大社会学系。因为在一起做事，所以后来差不多天天见面，他那时已搬来学校里住，靠医学院的一间矮房里。太太是走了，他的房间乱得和我在大学里念书时的宿舍相似。我一进他的门，他一定要忙着找茶具，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似乎很抱歉，一手搔着头，摇了摇，“怎么办？”一忽，很坚决地说：“不管它。”这是他，他不像我那样安于糊涂散懒。他的性格多少有一点和我相同，可是他却偏不肯承认他的性格，而且永远在想和他的性格反抗。我好几次和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弄艺术？诗、画、音乐，也许除了跳舞，都是你的专长。不，你一定是名角，若是你上了舞台。你偏要死劲弄科学。中国少了个特出的艺人。他有时也承认。“我父亲是个画家，可是，我就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一个研究遗传的人说这话！”我接着顶住他。他笑了，使我想起抚摩香炉时的一笑。他没有话时，就来了这老话：“你自己呢？”大家是人，顺了风张篷，有什么意思？人总是不服气的，总是要找个最狠的仇敌，而最狠的仇敌决不在外，就是自己。魂灵最怕安定，除非有了个永远也克服不了的对象，生活才有重心。这也许就是云逵所谓“力人”。不论人家怎样不了解他，他是在实践这理想，在向他遗传争斗。
    我在这种精神上自知比他差得远。他能在新婚不久，把太太送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荣，偏要深入弯荒。他能好好活下去，偏在这时死去──似乎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他。这是，我若没有错解他，否定现实，在否定中创造新的境界。这个精神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已经断伤殆尽，差不多已完全丧失了。顺命安分，走近路，满足在低级的团圆上。航海探险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奇事，三宝太监下西洋，唐僧上西天，都值得编成神话。在别人实是家常便饭，英国人中很少没有亲戚朋友在海外；美国到了无险可探时，还会在高空里走绳索，否定安稳，不服命运；在中国这些是荒唐，多少人为宝玉惋惜，“何必自苦？”云逵这种人在中国是不会长寿的，他生错了地方。

　 那次敌机轰炸昆明文化区，他那间陋室却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它堆成了一个小丘。他来找我们时，我们的门面也已经认不清。我们相见之下，大家觉得很轻松：“等得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现在看来，我们得感谢这些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我们的研究室也决不会搬下乡，大家的生活也不会和工作打成一片，连现在这点成绩也不会有。这是云逵，不是别人，把我们的研究室安置到了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魁阁也从此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饮水思源，我们怎样能忘记云逵？
    云逵是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大师门下出身的。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刚刚是针锋相对。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方法的相异之处人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结构；从各方面的相同之处人手。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我并不想在这里申引两派文化论的差别，只是想说云逵和我二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更显得有趣味。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也不让一点儿，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云逵常和我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我也和他说同样的话。
    中国人不很容易赏识“相反相成”的原则。我们听见和自己不合的意见，总会觉得人家和自己过不去，因之影响了交情，甚至互相中伤，形成了党同伐异的风气。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免受这传统的遗毒，但是在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当他离开云大时曾和我极诚恳地说：“我确有很多时候气你，但是我们的交情也就在这上边建筑了起来。”我是明白他的，他是个要求丰富生活的人。生活要丰富就得有一个可以时常找到和自己不同见解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引得起内心的矛盾，有矛盾，才有新的创造。他是我的畏友，我爱找他谈，就因为我们不会在离开时和见面时完全一样，不会没有一点新的领悟，不会没有一点新的烦恼。他是明白学问的人，为什么中国明白学问的人就不易长寿？这是我永远不明白的。
    在魁阁的一年多中，我们的相知不仅是在学理上，我们在生活上也有深刻认识。我永远记得，当我孩子在艰难中出世后，他第一个来看我们。他用鼻子闻，用手抚摸，“这是人间最美的，孩子的气息。”第二天他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我已背不上来。爱孩子的人才明白生活的艺术。他时常偷偷地看我的孩子睡时的安静，无邪的天真。有一次我在孩子身边抽烟，他很严肃地要我把烟灭了。“对孩子不好。”云逵懂得爱。在他不自觉的小举动里，我看他时常会忘记自己。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却并没有在他眼底长大，这是他的憾事。
    提起他的孩子，我怎能忘记和他一同从大理回来的一幕？他知道我的历史，我们谈话中，他总是极小心，绝不提起我的往事。那是因为他知道假如他是我的时候，他会怎样难过。谁知道他所要避免加之于他朋友的感情，却会成了他自己的经验，而且更加重地降到了他最爱的人身上。他若有知时，恕我提起这一段最好能忘了的创痕。
    在大理时，我们一同到街上去买小皮袄给孩子。他突然和我说：“我总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是最爱孩子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孩子。”虽则我们离家只有二十天，有家的人，大家有些想家，归程一路，在汽车里聊天，都是些有关太太和孩子的琐话，谁知道这时他的孩子已经急病死了呢？我们到翠湖东路时，还不知道出了这事。他那时住在玉龙堆，几步路就可以到家，但是招待我们的朋友却拉住了不放他回去，要他吃了饭再走。他们知道了这悲剧，不敢说，偷偷地把这话告诉了我。他一直蒙蔽着，还要和我说尧尧不知道好不好。他又说，买小皮袄时，他不知为什么想不起尧尧的身材来，好像没有了，空虚了一般。我听着，实在受不住，想哭，又不能。所以我拉着他说：“我们先去你家看看罢。”一路上我说了很多无聊的话，想瞒住地，可是我的神色和举动引起了他的疑心。一到家，房里没有灯，同居的朋友从楼上匆匆忙忙地奔下来──
　 “尧尧怎样了？”
　 “没有，没有怎样，你上来说。”
 “完了，他死了，一定死了。”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痛哭。我呆着，直说：“哭，痛快地哭！”可是他还是收住了，“不要紧，我受得住。”眼泪却直流，我扶着他下楼。他和我一遍一遍地说：“我对不住他们。”── 一句沉痛的话。

云逵经了这次打击,有一点变了。可是我常在乡下，他在城里，相见不多。有一次约我一同到女青年会去找他太太。他太太刚在弹钢琴，我们不愿打断她，轻轻地坐在她背后听。好像暴风雨方罢，有一点严肃和惨淡，有一点不自然的平静。我心上一阵阵冷，大家没有提孩子的事。

我离开昆明前一刻，他到我房里来，一直送我上车，似乎大家有话要说，可是都没有说什么，这是我们最后相见的一面，后来从别人信上知道他又有了一个小女孩。

   “云逵死了──”之毅的信上说“情形很惨”。树青信上说“刺激很深，宁为治世犬，毋为乱世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是我自己。门外过着一队兵，在唱：It is a long way— a long way 。──我不能再写了。

原文于1944年2月写于哈佛木庚院，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摘自费孝通著《山水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四  魁阁与《云南三村》

 

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联大兼课，张之毅同志在我班上听课。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首先报名自愿参加我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他牵头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同志参加，加上云大的教授许烺光先生和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有义同志，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做研究工作的办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并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效果是显然的。像《易村手工业》这样的论文是出于大学毕业后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

张之毅同志参加研究室的第一课是跟我一起下乡，去禄村协同我进行调查。学术是细致的脑力劳动，有如高级的手艺，只是观摩艺术成品是不容易把手艺学会的。所以我采取“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的方法来培养新手。从l939年8月到10月，张之毅同志和我一起在禄村生活和工作。随时随地提问题，进行讨论。所以他摸出了我从江村到禄村比较研究的线索。并共同构思出今后研究的方向。我们又在该年10月1 8日一同去寻找一个内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来与以农田为主的禄村作比较研究。走了六天才找到易村。拟定调查计划后，11月17日，他便单独去易村进行工作。这时他已经有了调查初步经验，而且对要了解的问题已心中有数。从这基础上，他克服种种困难，在27天里取得了丰富的数据，不仅提高了认识，而且还提出了新的问题。这都为下一回玉村调查打下了基础。

玉村调查是在1940年、l941年中进行的。由于玉村离呈贡的魁阁较近，而且交通方便，所以他能和我的禄村调查一样，在整理出初步报告后，再去深入复查，步步提高。由于他所遗下的稿本里缺了叙述调查经过的一章，我已记不住他进行工作的具体日期。但是，由于这本稿子曾经反复在魁阁的“席明纳”里讨论过，又在我改写英文时细嚼过，所以我对玉村调查的主题印象相当深刻。实际上，它已为我在80年代的小城镇开辟了道路。玉村是一个靠近玉溪县镇的一个农村。玉溪县镇是云南中部的一个传统商业中心。它在土地制度上是从禄村到江村的过渡形式，在农业经营上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无怪这样一个富具特点的研究对象能吸引住张之毅同志的研究兴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正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见解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于是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里，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禄村农田》就是带了这一系列从《江村经济》中产生的问题而人手去研究的。从江村到禄村，从禄村到易村，再从易村到玉村，都是有的放矢地去找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和比较，用来解决一些已提出的问题，又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换一句话，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当我发表《江村经济》之初确有人认为解剖这么一个小小的农村，怎样戴得上《中国农民生活》这顶大帽子。当时这样批评是可以的，因为显而易见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农村，哪一个够得上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典型资格呢？可是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具体、个别、局部开始的。如果说我停留在《江村经济》不再前进一步到《云南三村》，那就只能接受上述的批评了。

当然也有人为我辩护说，《江村经济》这一类的研究目的不是在提供一个“中国农村”的典型或缩型；而在表达人类社会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它本身的完整性。这本书为功能分析，或是系统结构分析作出了一个标本。

我本人并不满足于这种辩护，因为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并不限于这个小小江村。江村只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但是怎样才能从这个起点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怎样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呢？这就是怎样从点到面、从个别到一般的问题。

我并不想从哲理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我明白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农村，而且都在变革之中。我没有千手万眼去全面加以观察，要全面调查我是做不到的。同时我也看到这千千万万个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千变万化，各具一格。于是我产生了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地抓出若干种“类型”或“模式”来的想法。我又看到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个万花筒，可以随机变化出多种模样的，而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我们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的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

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是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确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有点迂阔，但比较实在。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办法。

社会科学实际上还是在探索阶段。目的是清楚的，我认为，就是人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是抱有这个目的的一些青年人经过几年的探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我相信这些记录是值得留下来给后人阅读的。

《云南三村》是“魁阁”的成果。我在1946年“李闻事件”发生后仓促离滇，这个研究阵地就由张之毅同志留守。他在云大坚持了两年，l948年离滇去闽。其后我和他长期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道路，尽管他的工作岗位曾有多次变动。解放后，他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写出了《无锡、保定两地调查报告》和《冀西山区考察报告》，均未出版。l980年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里重又聚在一起，但是1985年由于我不能不离开社科院而又分手了。坎坷多事的人生道路，聚散匆匆，人情难测，但是张之毅同志始终如一地和我一条心，急风暴雨冲不散，也冲不淡我们50年的友谊。却不期幼于我者竟先我而逝，他的遗稿还需要我来整理。尚有何言？如果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条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今后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愿他的名字永远留在这块奠基的碑石上。

费孝通：《 <云南三村> 序》，载费孝通、张之毅著《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注：本文摘抄自潘乃谷、王铭铭主编的《重归“魁阁”》一书

本期编辑：王丹、廖霜叶、曹彩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