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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晚唐:盛世王朝的终结

2016-03-25  远望鱼香...

【编者:蒙郭建龙先生特许,本号选编先生新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的部分内容。限于文本编辑问题,编者去掉了文中的所有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将来可以阅读全书以窥全貌。读者诸君如果有自己的意见,请在文末留言


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做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武宗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对佛教的打压层出不穷,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运动。

 

这年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4600座,僧舍(兰若)4万处,和尚尼姑共26万零5百人,全国人口占比约0.5%以上。

 

到了七月份,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会有先皇先贤的塑像,都可以移入到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在东西两都,每都保留10座寺庙,每座寺庙10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30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在唐代一直繁荣的佛教突然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这不是事情的结束,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袄教。这两个教派约有3000名僧人。既然灭佛,景教和袄教徒也必须有个处理方法。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3000僧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也负责赡养一些老弱病残人士,当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接近死亡,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再次下令,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士,将原本属于佛教的慈善变成公办。当然,这个机构效率不会高,却可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光荣的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但让佛教徒感到骄傲的是,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请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皇帝中毒死了。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宣宗下令,对于僧人回流的现象,政府不得制止。


佛教徒对于唐武宗之死欢欣鼓舞,但他们只是从教义和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惹祸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他们太富有了。

 

在历史上的“三武一宗”中,皇帝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而他们看中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里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缺乏铜币一直是经济的巨大困扰。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钱业,垄断的弊端一一出现,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对寺庙采取限制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直接还俗26万人僧尼,把他们都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15万奴婢也被政府抓了出来,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发现效率太低,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融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到了宣宗时期,竟然需要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获得了武宗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武宗的灭佛也可以看做唐代漫长崩溃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又挣扎着,进行着周期的波动,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100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了骨髓,但从表面上,德宗积累的财政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唐宪宗进行再一次的集权的努力。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在财政和官僚制度上,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15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上缴中央的财政是上贡式的,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节度使)都下辖几个州,而藩镇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节度使驻扎的那个州(直辖州)的征税完全交给节度使支配,中央不再指望这个州的财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将节度使的权限减少了。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对下辖的几个州财政全部插手,现在只能插手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但唐宪宗由于财政状况比德宗时期好转,他坚持不懈、依靠着灵活的合纵连横,加上武力胁迫,将这项政策逐渐灌输下去,让大部分藩镇遵从了这个新的规则。

 

十年后,到了唐宪宗执政的末期,当财政重整规则见效、藩镇的财政权受到遏制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制度:针对于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力被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反抗能力大幅度减少。

 

在这两次改革中间,唐宪宗也逐渐利用军事行动,将当年侮辱他祖父的东北诸侯一一收入控制之中。

 

而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除了东北诸藩镇之外,还有淮西节度使。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代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在唐宪宗的支持下,唐代名将李愬率领中央军,雪夜奔袭,拿下淮西藩镇的中心蔡州,拔掉了这枚钉子。

 

根据统计,宪宗初期每年都上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一共有144万户,只有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财政需要养活的士兵却达到83万,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两户就要养一个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区由于军队太多,将赋税全部减免。

 

而到宪宗统治结束,全国户数已经达到335万,士兵人数99万,大约三户养一兵,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好转。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宪宗付诸于武力时,那条左右了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而帝国的财政已经不允许再采取如同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帝国经过了几代皇帝的懦弱和宦官的专权之后,传给了唐武宗。武宗时期的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

 

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解决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反叛虽然胜利,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集财政资源。

 

由于税务整顿起到了作用,也形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在武宗与宣宗的时代,唐代户口恢复到了495万户。

 

只是,这时的所谓安定,与财政匮乏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时期,全国两税、盐酒茶的专卖收入每年有922万缗,但每年的开支却要多出300多万缗,而其中的财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粮、提前收税来解决。这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末世的气象,民间的反抗已经不可避免。

 

在宣宗还没有死去时,浙东的裘甫叛乱已经爆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政。而更多的税收引起了对民间更大的压迫,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财政入不敷出,很容易就会堕入到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再也挣脱不出来。

 

各地反抗频发时,唐宪宗改革的另一个弊端又显现了出来。唐宪宗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镇统兵时期,藩镇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加强士兵的训练,保持一支精兵。但唐宪宗削弱了藩镇的力量,将兵权分散在各个州刺史手中,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没有动力保持军队的训练,当财政不足时,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军饷,减少军事开支。

 

公元865年,咸通六年,越南北部(当时属于唐朝)出现叛乱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可军事开支的缩减再次造成了庞勋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随着藩镇制度的衰弱,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最后的一击来自于唐朝的重臣高骈。黄巢叛乱时,身处于江淮最富裕地带的高骈按兵不动,放走了黄巢。高骈的军阀化让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这块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到这时,距离它的灭亡仅仅是一步之遥。当它的官制无法保证统一,财政也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结构时,它散架了,将权力让给了全国众多的小政权,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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