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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二世
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渊源极深。18至19世纪的俄国，欧洲文化在俄罗斯曾兴盛一时，其中又以法兰西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力提倡下，整个俄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贵族“欧洲化”的风气。
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主导的“欧洲化”的社会风气下，首先更换了俄国贵族的整个外形，彼得决心首先从外观上彻底改变俄国人的面貌，剪胡子剪袍子的故事家喻户晓。留胡须要出钱购买留须权，商人每年100卢布，贵族和官吏每年60卢布，城市居民30卢布，农民每次进城出城缴纳一戈比，并为农民特制了一个小铜牌，正面画着大胡子的图案，反面写着：须税凭证。自古以来俄罗斯男人以留大胡子为美，那些大贵族均以自己的胡子为自豪，他们每天梳理胡须的时间比妇女化妆的时间还要长，不留胡须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在男人的眼里，胡须是男性的标志物，它比身体的任何部位都重要。在基辅罗斯时代的《罗斯法典》中甚至有这样的条款，打人致残罚款3个格里夫纳，而拔掉胡须者罚款12格里夫纳，在1551年的宗教《百条》规定：凡是拔掉胡须者必遭到痛斥并被逐出教门。伊凡四世曾说过，罗斯男人若像西方男人那样剃去自己的胡须，那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是对上帝赐予的面容的歪曲。在彼得的硬性规定下，俄国人对自己身体的外观没有任何选择权，彼得命令任何裁缝都无权制作俄式服装，所有的商人也禁止出售俄式服装，能否自由地留须甚至成为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
对贵族子弟的规范教育思想是从言语入手的，圣彼得堡一直保持着“异族人”的高比例。18世纪俄国贵族首先受到波罗的海日耳曼骑士团贵族的影响，“俄罗斯历史的整个彼得堡时期都被笼罩在德国人内在的和外在的影响下”（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6页），彼得大帝强迫贵族说外语，《守法镜》规定贵族社交场合必须讲外语，他给参议员作了指示，“不准像市场上的娘们一样大喊大叫”，因为沙皇在公开场合讲德语，学习欧洲语言便成为官员们的必修课。通晓外语是贵族的身份性标志之一。18世纪，在宫廷的主导下贵族中先是以说德语为时髦，然后是法语和拉丁语。不会讲外语或者外语说得不好就会受到众人的嘲笑。托尔斯泰说：“大家知道，在俄国，法国话本身仿佛就代表着一种官阶等级。”在1755年莫斯科大学创办之前，所有的学校都是以外语教学为主。1730年罗蒙诺索夫初到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校，就被德国教授要求用拉丁语讲话，罗蒙诺索夫可怜地回答：“我不会拉丁语。”教授愤怒地说：“真是不可思议。”所以俄国贵族往往精通法语、德语以及欧洲大陆诸语言，而很多人母语很差。比如，鲁缅采夫在公众场合讲德语，公爵丘别伊则认为如果是俄语和法语比较，前者则显得很轻浮（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1页）。定居在俄国的日耳曼人纷纷寻找贵族出身证明，德国人在俄国军队中的显赫地位是有传统的。1712年俄国的31个将军中有12名是外籍人。1730年安娜女王时期，179个官员中，50个是日耳曼裔。1812年卫国战争中俄军高级军官除了库图佐夫等少数俄罗斯裔以外，军团一级和参谋部很多人都是日耳曼裔出身或具有外族血统。
根据俄国《显贵集》统计：在俄国的贵族中，出身于俄罗斯贵族家族的只占33%，接下来的排序依次是波兰—立陶宛家族占24%，鞑靼和东方家族占17%，德意志日耳曼家族占24%（瓦·奥·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卷，204页）。1717年俄国贵族社会行为范本《治家格言》就是从德文译过来的。赫尔岑讽刺这种追逐欧洲的思潮说：“为了形成一个公国，俄罗斯需要瓦兰吉亚人，为了成为一个国家，俄罗斯需要蒙古人，为了成为一个帝国，需要彼得大帝的欧罗巴主义，它所有的过程都是追随别人献出自己。”（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65页）
叶卡捷琳娜主导的欧化风气，影响到整个贵族阶层，当时能够拿起笔杆的俄国贵族，以书写法文为“时髦”。这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俄国贵族的特点。齐切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我们要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的美化，也是报效祖国最可靠的手段。”比如莫斯科大学开办之初，便附设了两所中学，即贵族中学和普通中学。贵族中学里除学习古文外，还要学习德、法、意等国的语言与文学，而普通中学里只学习古文，贵族中学由于课程极大地优于普通中学，需要学习击剑、音乐、舞蹈、绘画，而上级认为普通中学没有必要学习这些艺术（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294页）。平民知识分子在公立学校不能读到西欧作家著作的原本，“在颇长的过程中，在我国用俄文出版的书籍，只有比较有教育的非贵族知识分子和受到适当教育的‘县贵族’才去阅读”（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294页）。贵族都以能阅读英、法、德、拉丁这些原文的书籍为荣。为了让上司阅读方便，18-19世纪俄国大量的政府公文都是由德文、法文记录的，就连十二月党人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都是由俄文和法文两种文字书写的。
法国大革命以后俄国成为法国旧贵族的避难地，他们大批地涌入，混迹于彼得堡的各种交际场合。1797年保罗一世把孔杰王子的整个军团都接纳到俄国服役，他们把法国贵族的生活方式带进俄国，19世纪又以说法语成为时髦，莫斯科贵族开会时第一语言是法语，有时候是先用法语讲一遍，再用俄语翻译一遍。莫斯科总督戈利岑因为自己不擅长讲俄语，如果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便能得到他的器重。诸多贵族家庭教师主要功能就是教授外语，以至于到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禁止国务会议成员用法语发言，强迫大家使用母语。19世纪初在彼得堡就有4000法国人，占城市人口的0.5%，当时彼得堡外国人比例最高的是德国人，在1869年曾经达到4.5万人，占彼得堡人口总数的6.8%，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彼得时期波罗的海德国侨民的后裔，很大程度上已经俄罗斯化了，就影响面来说，他们不如法国人。贵族就其富裕程度、文化水准、生活修养而言不逊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正是这个阶层的长期经历欧洲文明的熏陶，贵族阶层在文化上与欧洲是相通的，而低层则是“亚细亚式”的。18世纪至19世纪欧化影响主要在上层，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文化不对称性。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同是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具有600年的差距，俄国与欧洲文化的差异甚至还没有贵族文化和农民文化的差异大。
▲叶卡捷琳娜女皇加冕时的情景（油画）
经过一两代的外语教学，贵族的母语都在退化，就连我们熟知的拉吉舍夫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部被奉为“18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代表作”，它的语言的致命弱点“是文字粗糙”，所以具有这样的问题，是和拉吉舍夫的出身分不开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这一缺点是由于我们作家的生长条件，他在童年时必须掌握法文，后来拉吉舍夫又精通德文和英文，而俄文则像当时几乎常见的一样，是学习赞美诗和东正教的历法，也就是说，所用的课本最多也只能教授教会斯拉夫语文，在他到莱比锡时开始忘记俄文，回到俄国任官职后拉吉舍夫感到他的俄文很差，并努力弥补他的这一缺陷，但是他也主要是用教会的斯拉夫文书籍来学习俄文的，因此在他的著作里，处处都碰到‘斯拉夫古文的词汇’。这给他的文风带来一种陈腐古老的性质。尤其坏的是，拉吉舍夫越是全神贯注，越是觉得他写的问题重要，便越要给他的思想加上一层深奥累赘的斯拉夫语文的装饰”。有人甚至怀疑该书不是出自拉吉舍夫本人，普列汉诺夫说：“不管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无可怀疑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文字，就是在那时也是古老陈旧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367-368页）文风所及，贵族们使用俄语时也夹杂着各种外语，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描写的宫廷社交场合就是如此。这种语言风格给后来的翻译者造成很大的麻烦。
贵族的生活方式也与其他阶层不同。在俄国，贵族像西欧人，“婚礼礼仪欧化，采用外国的习俗，婚礼中有豪华的旅行、舞会和奢华的晚宴，和普通民众旧式婚礼完全不同，旧式婚礼在贵族家庭中已逐渐过时，只有普通等级还保持着过去古老的习俗”。在18世纪就是以小型家庭为主，因为崇尚西欧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他们的婚龄和育龄推迟，而且婚龄偏晚，生育率低。19世纪50年代卡卢加省50%的贵族独身，伊尔库茨克省16%的贵族独身，而且每个家庭平均不到一个孩子。而其他阶层都是复合式家庭。
贵族等级的特权化加深了社会分裂，贵族所有权的变更、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与农奴地位的下降扩大了社会裂痕。上层开始崇尚西欧文化，从语言、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和纳税等级之间形成一条深深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后者眼里，老爷们就像是异族异类。贵族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举止穿戴、甚至外表长相都有固定的文化特征，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他们看上去总不像俄罗斯人，而像是俄国土地上的外国人。
哈克斯特豪森在1847年写道：“俄国从18世纪开始明显受到西欧的影响，在以后的140年不断地接受西欧文明，社会上层接受西欧模式的培养，所有国家机关的建立都仿效西欧模式，法律也模仿西欧制定，但这一切仅限于社会上层，西方文明并未深入俄国下层，他们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家庭生活、公社生活、土地所有制和耕作方式根本没受外来文化和法律的影响，甚至不受政府的干涉，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的文化差别，使得自由文化等级根本不理解农村的民间事物。”（转引自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下卷，314页）据第三厅报告：“普通老百姓非常痛恨贵族。”贵族和城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听不懂甚至排斥农民的语言，农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面对城市的冲击，农村十分警觉，积极地抵制”。1861年以后他们才逐渐理解另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这种社会的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革命时期”。贵族中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是有深刻原因的。1762年是贵族的解放，1861年是农奴的解放。在这之前这两个阶级都是僵死而凝固的，军人是国家的农奴，农民是军人的农奴，所有的人都是皇上的农奴。而贵族先于农民九十九年获得解放，使得他们的文化精神生活在这期间饱满起来，也使得他们与下层文化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沙皇在保证贵族的经济利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政治上的防范始终没有放松，由于独立贵族思想倾向，与皇权的离心力，沙皇始终认为他们在“暗中破坏专制制度”，为此不惜进行经济赎买，养着一批“有闲阶层”，以保证他们少出“妖蛾子”。俄国的状况是，贵族知识分子被两种力量挤压，一边是高高在上的沙皇与专制制度，另一边是生活在农奴制桎梏下的农民，知识分子没有依托，没有根基，没有被沉重的过去和传统所束缚。“贵族害怕农民，农民憎恨贵族，两者都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对他们都害怕”。有时人们会感到贵族与彼得堡官僚政治的对立情绪甚至超过农民，沙皇的官僚集团中，对贵族怀有强烈仇恨的人不在少数。在传统皇权主义影响下，农民被认为不喜欢贵族，但却喜欢沙皇。贵族在夹缝中生存，处于两头都不讨好的尴尬境地。（注：本文有删减）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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