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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新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松江知府，他长达440字的《元宵》长诗收入崇祯、康熙、嘉庆三部府志。以诗证史，既可略窥明清时期松江元宵风俗，也可见被尊为松江名宦的许维新志于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据府志记载，正德年间元宵时节松江城里通衢大道都用竹柏结棚，悬挂各色灯笼，游人往来观赏，直到天明。灯的名目繁多，有满园春、众星捧月、绣球、鉴装、斗鸡、走马等等，以楮帛、琉璃、鱼魫、竹丝、麦秸、菩提叶等为材质，十分精美，价格最贵达“数十缗”（一缗为一千文铜钱）。至于烟火，则以大小数百悬挂于巨木之上，累计十多层，火药点燃之后，光怪百出，如龙蛇飞走，变幻出“帘幕、灯火、星斗、人物、花果之类，灿然若神”。到了明末崇祯年间，松江灯市“穿缀彩珠，剪簇绚绘，工竞百巧，市人各掛彩悬流苏，以障幕覆之”，此外还有盛大的游艺活动和烟火表演——“金鼓管弦，火树最盛。游人往往达曙为常”，真是一派盛世景象。正德、崇祯相距百年，明代中后期松江的繁华与奢靡之风日盛，于此可见一斑。许维新为山东棠邑（今属聊城）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598—1603）任松江知府。他的《元宵》诗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在风清云淡的上元之夜，松江城灯市与烟火之盛：“迅雷忽砰砯，花烛红灿烂。冲空万虹流，矫如射天箭”，“鼓吹众垒鸣，有如矩鹿战。海潮沸疑近，方昏又忽旦”。热闹的场景直到天明才渐渐平息：“良久月沉西，灯消火亦倦。热闹逐霜零，鼓角随风散。”他自嘲是“北方瘠土生，骤然经未惯”的“齐伧”，赶紧“旁皇步庭阶，呼童防火患”。由眼前所见，他想到松江一府三县（华亭、青浦、上海）城乡各处一夜之费实在可观，联想到“此宵已如斯，八节费巨万”。许维新认为“害财最苦奢，足民莫如俭”，松江虽然号称繁华，但普通百姓还是生活艰难，“岁谷余三年，中仍虑水旱”，一旦遭遇灾荒，“茹草腹不充，道殣嗟逋窜”，“安得灯与花，煮作饥寒膳”？与其荒年祷神，不如平时节俭积储。何况燃灯容易导致火灾，“燎原足易焚，射天是恭慢”，真可谓“无礼召祝融，恣钱买祸难”。总之一句话，在他看来一定要“省费反朴风”，否则真是“守臣罪可诛”了。许维新在松江知府任上五年，整顿吏治、疏通河道、奖掖风俗、提携寒士，治绩卓著，惟饮云间一杯水，“不受云间一串钱”，是有名的能吏和廉吏。离任之日，“郡人系车扳马不得前，居者设公神位，燃烛焚楮，供以明镜止水，行者执香前导以送之”，当天风雨载途，无一人散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许维新整治元宵风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从后来府志的记载看，即使有也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元宵灯火在我国历史悠久，到明代已成为官方民间共同的节日盛筵，虽然糜费巨大，但无论贵贱都乐此不疲。晚清来华达四十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曾在其《中国乡村生活》一书里将自元旦到元宵的春节视为中国的“国假”，节日的狂欢起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阀”的作用。限于所处的时代，这个观点无疑是许维新和他的同志们所无法想到，甚至也很难接受的。从这首长诗中，我们读到明代松江的繁华，也能读到在盛世外衣笼罩之下的危机。和同时代的很多有识之士一样，许维新看到了晚明奢靡之风的危害，也看到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元宵气候和，微云淡河汉。然灯起东风，聊作丰登辦。糕繭兆繭良，遂为先蠶奠。太守分为民，敢作耳目玩。迅雷忽砰砅，花燭红燦爛。沖空万虹流，矫如射天箭。鼓吹众壘鸣，有如鉅鹿戰。海潮沸疑近，方昏又忽旦。北方瘠土生，骤然经未惯。彷徨步庭階，呼僮防火患。开关告海防，或然有外变。转笑告者迂，无聊坐夜半。棲乌禁不鸣，楼角寂宿鸛。豈亦讶非常，焚巢愁祸乱。良久月沉西，燈消火亦散。消者灰与塵，散者衣若飰。即此耳目前，可卜馀乡县。富贵猶堪惜，其如贫与贱。夏畦苦作劳，当午滴禾汗。膏血一粒艰，用作泥沙盻。荆楚风土谣，往古先贤传。本以教耕桑，末流成惑眩。害财最苦奢，足民莫如俭。岁穀馀三年，中仍慮水旱。此宵已如斯，八節费巨万。往岁魃为妖，扬塵江流断。茹草腹不克，道殭嗟逋竄。安得燈与花，煑作饥寒膳。守臣罪可诛，何不为民勸。齐傖不能词，存为不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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